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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尔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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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3世纪，斯德哥尔摩就是瑞典的政治、文化、经济和交通中心，当时它以铁矿交易而闻名。17世纪是斯德哥尔摩的第一个发展高峰。随着瑞典在欧洲地位的提高，斯德哥尔摩的商业规模持续上升，到1690年已经是欧洲领先水平。然而18世纪初的黑死病和战乱曾一度使斯德哥尔摩陷入低谷，到19世纪末才得到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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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生皮价格大大低于几年前。这也许与海豹皮关税的取消有关。1769年又允许爱尔兰和殖民地免税进口生皮。不过，就本世纪平均数来看，生皮的真实价格比古时略高。与羊毛比较，生皮不易保存，故不宜远销。虽然用盐腌渍过的皮革易于保存，但由于其品质不如新鲜生皮，故售价更低。因此，生皮的价格在国内高，在向外输送的国家次之；在工业进步的国家高，在野蛮国家最低；在现代高，古代低。英国制革业并不能像毛织业那样使人相信国家的安全在于该行业的繁荣，因而受到国人的护持就要小得多。在国内，生皮被禁止输出，并被视为违法行为，但国外的生皮却可以通过纳税而进入。虽然爱尔兰及各殖民地生皮关税被废除（期限仅为5年），但爱尔兰出售的剩余生皮，以及其他国内不能制造或加工的商品，其出口市场并不局限于大不列颠。数年前，各殖民地的普通家畜生皮只许在本国贩卖时，爱尔兰商业也没有为了要维持大不列颠的制造业而受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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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步和文明的国家中，如果要想通过法规来减低兽毛或兽皮的价格，势必会提高兽肉的价格。农民在改良后的土地上饲养牲畜，其价格必须足够支付地租和农场主期望的利润，否则，农场主就不再饲养牲畜。如果不能从牲畜皮毛的价格上得到体现，则由牲畜的肉价来支付。前者支付得少，后者就支付得多，反之亦然。地主只关心地租，农场主只关心利润，至于毛、皮、肉的价格在一头牲畜的全部价格中所占的比例则不是他们关心的内容。由此看来，在进步、文明的国家里，地主和农场主不会因法规而受到大的影响，不过由于肉价的上涨，他们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会有些影响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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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未经改良和野蛮的国家里，情形则完全两样。这些国家，大部分土地都用于畜牧，牲畜价格的主要部分由毛、皮构成，肉占极少的部分。这种情况下，地主和农场主大受上述规定的影响，但作为消费者，他们所受影响极为有限。因为该国大部分土地，除饲养牲畜外别无他用，毛、皮价格的跌落并不会导致肉价的提高。即使毛、皮价格跌落，他们也只有继续饲养同样数目的牲畜，仍向市场提供同一数量的家畜肉，家畜肉的需求不会加大，故家畜肉的价格也不会上涨。肉价保持原价，而毛价下跌，于是，牲畜的整个价格就下跌，以牲畜为主要产物的一切土地（即该国大部分土地）的地租和利润因此也下跌。因此，在当时的情形下，长期禁止羊毛出口的规定是最具破坏性的法规。它不仅降低了国家大部分土地的真实价格，而且最重要的小牲畜的价格跌落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此后土地的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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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与英格兰合并后，苏格兰的羊毛价格显著下降。因为苏格兰羊毛自合并时就与欧洲大市场绝缘，仅局限于大不列颠这一小市场中，但家畜肉价格的上升弥补了羊毛价格的下跌。因此，在苏格兰南部各郡，主要用于养羊的大部分土地，其价格并未受到合并事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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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通过辛勤劳动的方式来增加羊毛或生皮的数量，其作用是有限的；如果用外国牲畜的产量来进行补充以满足实际需要，其结果也是不确定的。羊毛和生皮数量的增加主要依靠人类对牲畜的自行加工，同时，也依靠原生产物的输出是否有所限制。由于这些因素与国内生产无关，故人类的勤劳在这方面的作用极为有限，并且还不确定。此外，人类的勤劳对鱼的上市数量所起的作用同样如此。该数量受当地地理位置的限制，与距离海洋远近、内地江河湖沼多少、海洋江河湖泊中产物蕴藏的多寡都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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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庄园的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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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大领主庄园兴盛于中世纪，它体现出那个时代最令人炫目的成果。对贵族而言，他们舒适悠闲的生活环境从一个方面表现出当时社会富裕的物质成果。但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庄园作为封闭落后经济制度的产物，逐渐远离了经济舞台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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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的增长，土地和劳动年产物增多时，购鱼者也相应增加，而且这些购鱼者有更多其他货物作为代价来购买鲜鱼。同时，扩大的市场也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例如，原来每年1千吨鱼的市场扩大到1万吨，其增加的劳动量必将超过原来的10倍才能满足需要。因为运输鱼类大都需要使用较大的渔船，而其捕鱼的工具价格也较高，所以这种商品的真实价格自然会上升。事实上，世界各国的情况与此雷同。虽然一天的捕鱼量难以确定，但某一地区的年产量是比较确定的。但是，这更多依赖于国家的地理位置，而非国家的财富及生产力。所以，两国的改良程度虽然不同，但勤劳的作用却可能相同，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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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开采各种金属矿物（特别是贵金属）的数量似乎不受限制，但其数量也是不确定的。一国拥有的贵金属量并不受该国地理情况（如矿藏的丰富或贫瘠）的限制，那些没有矿山的国家却往往拥有大量的贵金属。国家拥有贵金属的多寡取决于以下两种情况：第一，该国的购买力、产业状态、土地和劳动的年产量，这些因素可决定开采本国矿山的金银或购买他国矿山的金银时，雇用劳动量的多少和投入的生活必需品的多少；第二，在一定时期内，向商业世界供应这些贵金属的矿山的肥瘠程度。因为贵金属体积小、价值高、易于运输、运费低廉，所以，只有距离矿山很远的国家，其贵金属数量才受矿山肥瘠的影响，比如中国、印度等国的贵金属数量必然受到美洲各矿山富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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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每个国家的金银数量都取决于上述第一种情况（即购买力），其与其他奢侈品和非必需品的真实价格一样，随该国的富裕及技术改良而上升，随该国的贫困与萧条而下跌。持有大量剩余劳动与生活必需品的国家，与持有少量剩余劳动与生活必需品的国家相比，在购买一定数量贵金属时，前者可以支付较大数量的劳动和生活必需品。如果每个国家的金银数量都取决于上述第二种情况（即向商业世界供应这些贵金属的矿山的肥瘠程度）时，金银的真实价格（即它们所能购买、交换的劳动量和生活必需品）随矿山的丰饶贫瘠情况而成比例升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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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羊的丘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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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航线开辟以后，欧洲的贸易中心由地中海转到西欧，使英国工商业加速发展。英国自古就以羊毛输出为主要产业，在这样的背景下，其毛纺织工业迅速发展起来，由羊毛输出国变成呢绒输出国。由于羊毛纺织业的兴盛，养羊很快成为暴利行业，这直接导致了圈地运动的兴盛。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国境内一直遍布着大大小小的牧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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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一定时期内，向商业世界供应贵金属的矿山究竟是富饶还是贫瘠呢？这与该国的工业状态没有任何关系，与世界的工业状态似乎也没有任何关系。在开采技术和贸易逐渐向世界更广的地区扩展时，矿山的探索也随着向更广的地区扩展，因此发现新矿山的机会比在狭窄地区的时候更大。在旧矿山逐渐采掘尽时，能否发现新矿山是件不确定的事，人类的技术和勤劳对此也不能保证。只有实际发现矿山并采掘成功时，才能确定新矿山的真实价值。在今后一两个世纪中，也许能发现更为富饶的新矿山。但是，即便是现在最多产的矿山，其产出比美洲各矿山发现以前的任何矿山都显得还要贫瘠。这两者中实现任何一个，对世界财富和繁荣都不具有什么重要意义，对土地和人类劳动年产物的价值也没有什么意义。年产物的名义价值（表明或代表这年产物的金银量）会有极大差异，但其真实价值（即所能购买和支配的真实劳动量）却完全一样。前一种情况中，1先令代表的劳动可能与今日1便士代表的劳动相同。后一种情况中，1便士代表的劳动与今日1先令代表的劳动相同。但前一种情况下，持有1先令的人并不见得比今日持有1便士的人富有；在后种情况下，持有1便士的人也并不见得比今日持有1先令的人贫穷。人类从前一种情况得到的唯一好处是金银器皿的低廉和充足，从后一种情况得到的不利则是这些奢侈物品的昂贵与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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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银价变化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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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过古代货币价格的人认为，谷物及一般物品的货币价格低廉，金银价格昂贵是金属缺乏的有力证据，也是一些国家贫乏而野蛮的证据。这种观点和国家富裕导致金银富饶、国家贫困导致金银不足的经济学体系密切相关。金银价值的昂贵仅可证明各矿山贫瘠，不能作为国家贫穷与野蛮的证据。贫国不能像富国那样有能力购买很多金银，他们不可能为金银支付比富国还高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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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比任何欧洲国家都富，但贵金属的价格却比欧洲各国都要高。固然，自美洲矿山发现以来，欧洲的财富已大大增加，同时金银价格逐渐下降。其价格的下跌并非是因为欧洲真实财富的增加，或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增加，而是因为发现了更为富饶的矿山。欧洲金银量的增加与制造业及农业的发达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但其原因不同，所以两者相互间没有任何联系。金银量的增加是一个偶然事件，与政治无关；制造业及农业的发达，则是由于封建制度的崩溃与新政府的成立，鼓励了工业的发展，人们享受到劳动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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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比价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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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金融领域，金银比价一直是指导贵金属投资的重要指标。历史上金银比价曾低至15∶1，而目前却高达56∶1。由于受石油上涨、美元贬值等重大利好因素影响，包括美国高盛在内的世界著名投资银行均继续看涨黄金，金银比价还可能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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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制度残存的波兰在今天仍是一个极其贫穷的国家。然而波兰也像欧洲其他各国一样，谷物的货币价格上升，金属的真实价格下跌。所以，波兰的金属数量增加，并与土地和劳动的年产量成比例增长。可是，这种贵金属的增加似乎并没有增加该国的年产量，也没有改善其制造业、农业和居民的生活环境。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美洲拥有许多矿山，两国贵金属的价格比欧洲其他地方低。因为贵金属从这两国运往欧洲各地，要附加运费和保险费；而且它们或者被禁止输出，或者须交纳重税，此外还要付走私费。所以，与土地和劳动年产物比较，贵金属数量在这两国必然比在欧洲其他各国要多。虽然两国已废除封建制度，但其实际体制并不比以前好多少，它们比在欧洲很多国家贫穷。所以，金银价格的下跌不能证明一国的富裕繁荣；金银价格上升，以及一般商品如谷物价格的低廉也不能证明一国的贫穷和野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