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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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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在以农业为主的欧洲,大量人口都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人们以分工协作的方式进行农业生产,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伴之而来的是社会经济水平和生活形式的巨大变革,整个社会正大踏步地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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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必需品税,如英国的石碱税、盐税、皮革税和烛税等,是否一定会提高劳动价格,从而提高所有其他商品的价格,将在后面考察赋税时进行分析。但是,先假设生活必需品税能达到这个效果,所有商品价格因劳动价格的上涨而普遍上涨的情况,在以下两方面,与特定商品由于直接课有特种赋税而涨价的情况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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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特种赋税能使特定商品的价格提高到何种程度,可以很准确地判定。但一般劳动价格的提高,能影响各种不同劳动生产物价格的程度,却无法准确地判定。因此,不能准确地按各种国内商品价格上涨的比例,对各种外国商品课以相当的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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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生活必需品税对人民境况的影响,与土壤贫瘠、气候不良所带来的影响大致一样。粮食价格因课税变得比以前贵,就好比在土壤贫瘠、气候不良的条件下生产粮食,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和费用。在土壤和气候引起自然的贫乏时,指导人民如何使用其资本与劳动是不合理的;在对生活必需品课税引起人为的缺乏时,指导人民如何使用其资本与劳动也是不合理的。面对这两种情况,只能让他们尽快适应环境,寻找劳动用途,在不利的条件下,能在国内或国外市场上占领较优越的地位。他们已有过重的捐税负担,再加上新的课税,令他们对生活必需品和其他大部分物品都得付过高的价格,这无疑将是最不合理的补救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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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 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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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欧洲中世纪盛期,有的农民已经在中欧的某些地区专门从事牲畜饲养和畜产品的加工。在所谓的“高山牧场”,畜牧业经营集约化了,并且与此相应发展起了奶酪生产。与经营土地不同,畜牧业劳动负担在全年中是相对平均分配的。因此,以畜牧业为主的地区出现了一种对劳动力相当稳定的需求,这使得畜牧业在欧洲经济变革时期依然保持着稳定的发展。图为16世纪荷兰画家勃鲁盖尔的画作《牧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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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赋税,在达到一定程度后所造成的危害,与自然灾害一样。但普遍征收此类赋税的国家,往往是最富裕和最勤勉的,普通国家经不起这么大的波动。在欧洲,荷兰是这一类赋税最多的国家。而荷兰之所以能继续繁荣,并不是因为有此赋税,而是由于它各种产业很大的固有优点,使得此类赋税对其继续繁荣没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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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奖励本国产业,给外国产业加上若干负担,在上述两个场合一般是有利的。但在下述两个场合,则有考虑余地:第一,适合在什么程度上,继续准许一定外国货物的自由输入;第二,适合在什么程度上或使用什么方式,恢复已中断一定时间的自由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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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在什么程度上继续准许一定外国商品的自由输入,有以下情况出现时会考虑:当某个国家以高关税或禁止的方法,限制我国部分制造品输入的时候。这种情况下,我国自然又会对那个国家的部分或所有制造品,课以同样的关税或禁止其输入。各国间常以此方法相互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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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为了庇护本国的制造业,就特别喜欢用限制输入的方法对付与其竞争的外国商品。这种庇护行为出自科尔伯特的政策。虽然科尔伯特很有才能,却似乎是受了商人和制造业者的蒙蔽,为他们争取一种不利于民众的独占权。1667年,科尔伯特公布关税法,对大部分外国制造品课以极高的关税。荷兰人请求减轻关税无果,于1671年开始禁止输入法国的葡萄酒、白兰地及制造品。这次商业上的争执,是1672年两国战争的起因之一。1678年的尼麦格和约,法国减轻了荷兰的关税,于是荷兰人也撤消了输入禁令。这两个国家几乎在同一时间,互相采用高额关税与禁止政策来打压对方产业,不肯轻易妥协。同样,1697年,英国禁止输入西班牙领地弗兰德制造的麻花边,作为报复,西班牙政府就禁止输入英国的毛织品。1700年,英国撤回了针对弗兰德麻花边的输入禁令,但要求弗兰德也必须撤回禁止英国毛织品输入的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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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口税而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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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征收进口税是为了保护国内工商业,但这也损害了企业的长期发展。因为该关税壁垒会使新兴贸易体的出口下降,从而使其贸易热情下降。在19世纪80年代美国在实行经济孤立主义时期,提高进口税反而加剧了经济的萧条。但在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维护下,通过出口补贴将需求从国外转移,以维持国内收入。这一时期,民主党呼吁进一步提高关税,而共和党则坚决反对。长期的争执严重影响了美国国内的消费倾向,许多小生意人不得不暂时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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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除高关税或禁令而采用的报复政策,如果能达到目的,那就是好政策。通常恢复大的国际市场,可以应付因某些物品价格暂时昂贵而引起的困难。判断报复政策能否达到目的,不是靠立法家的知识,而是靠政治家或政客的技巧。因为立法家的思想常受固定原理的指导,而政治家或政客的思想,则受变化的事件支配。没有撤销这种禁令时,为赔偿我国某些阶层受到的损害,就用伤害自己利益的方式,这样却往往伤害了所有阶层的利益。当邻国对我国某种制造品发出禁令时,我国就禁止其相同的以及更多的制造品,让邻国也受到影响。这虽能给国内某些行业带来好处,但对被禁止的那个行业却没什么帮助。相反,这两国所有人民,不得不支付昂贵的价格,来购买被禁止的制造品。因此,这类法律实际上是对全国课税,受益的仅为某些行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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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外国货物的自由输入中断一定时间后,以什么程度或使用什么方式来恢复,在某些情况下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例如,本国的某些制造业,因为所有能和它竞争的外国货品被课以高关税或禁止输入而壮大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逐步地将自由贸易恢复起来。如果突然撤销高关税与禁令,那么低廉的商品迅速流入国内市场,将会给国内的产业带来很大的影响。但是根据以下两个理由,影响可能会比想象的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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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通常无奖励金也可输出到欧洲其他各国的制造品,不会受到外国商品自由输入的影响。这类输往国外的制造品,其售价肯定比同种类、同品质的外国商品低廉,因此在国内的售价也不高,仍能有效地控制国内市场。即使有人因是外国货而偏爱,但毕竟只是少数情况。我国毛织品业、鞍皮业和铁器业中就有很大一部分产品,每年不依赖奖励金而输往欧洲各国,而制造业中雇佣职工最多的就是这几种行业。自由贸易中受到最大损害的,也许是丝制造业,其次是麻布制造业,但后者所受损失比前者要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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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虽然有很多人会因为贸易自由的突然恢复,而失去平时的谋生职业,但是他们不会因此没有生计。上次战争结束时,海陆军裁掉了十来万人,这些人虽突然失去了平时的职业,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受雇于其他职业。除了商船海员外,无论何种职业的劳动工资也未曾减少。这些平时用惯武器的军人,虽然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却并没有什么显著的混乱。将这些军人与所有制造业工人的习惯来做比较,会发现后者比前者改业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军人以军饷为生,而制造业工人则以自身劳动为生;前者就没有后者勤勉与刻苦,在这种情况下,后者改业肯定要容易得多。而且,大部分制造业都有性质相似的其他制造业,这让工人转行也更容易些。以前在特定制造业上雇佣他们的资财,仍留在国内,按另一个方式,雇佣同等数量的人。国家的资本没变,劳动的需求也没变,只是地方与职业有所改变。诚然,被遣散的海陆军士兵,有在任何地方选择任何职业的自由。如果能摧毁同业组合的专营特权,废除学徒法令(这二者都是对天赋自由的实际侵害),再废除居住法,让我国的人民在失业后,也能如海陆军士兵一样,有在任何地方选择任何职业的自由;那么,因贸易自由的突然恢复而失业的人民,所受到的损害就会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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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谷物法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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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曾在1815年出台一条针对谷物的进口关税,旨在削弱成本低廉的进口谷物的价格优势,以保护英国农夫及地主的利益,通称“谷物法”。然而一些英国中产阶级很快发现,谷物法在给农业带来些许恩惠的同时增加了工业生产成本,损害了更多人的利益。因此他们于1838年在曼彻斯特成立了“反谷物法联盟”,并通过一系列斗争在8年后取得胜利,让政府废除了谷物法。图为1846年反谷物法联盟召开会议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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