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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银行存入国内流通的铸币，银行既给予银行信用，又发给受领证书，但通常这种受领证书没什么价值，也不能在市场上出售。例如，在银行存入值3盾3斯泰弗的达克通，能换来的信用只值3盾，比流通价值低了5%。虽然银行同样发给受领证书，让持票人在6个月内任意时间里，支付25‰的保管费，并提出存在银行的达克通，但这种受领证书往往售不出价格。虽然3盾银行货币能在市场上售得3盾3斯泰弗，但因在提出之前，要交纳25‰的保管费，所以得失恰好抵消了。不过，如果银行贴水降为3%的话，这种受领证书在市场上出售便可得到1.75%了。但现在的银行贴水基本上都在5%左右，所以，这种受领证书往往在期满后归银行所有。至于储存金达克通所得的受领征书就更是如此，因其仓库租金高达5%。通常这类铸币或金银条块的储存归银行所有时，银行可得利5%，可看做是永久保管此种储存物的仓库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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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货币中受领证书过期的数额是很大的。假设银行最初的全部资本，从第一次存入后，就没有谁想要调换新的受领证书，或者提出储金；根据上面列出的所有理由，不管采用什么方法都是有损失的；但这数额无论再大，在全部银行货币中所占的份额，都是很小的。在过去几年里，阿姆斯特丹银行都是欧洲最大的金银条块仓库，但其受领证书却很少过期，或很少归银行所有。大部分的银行货币或银行账簿上的信用，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商人不断储存、不断提取而创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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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受领证书，就无法向银行要求什么。银行没有为同一事物而对两个人负担债务人的义务，没有受领证书的银行货币所有者，在未购得受领证书以前，不能要求银行付款。在平常，要按照市场价格购得一张受领证书是很容易的。这种价格，和铸币或金银条块能在市场售卖的价格，通常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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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国难时期，情形就不一样了。例如，1672年法兰西入侵时，储户都想从银行提出储金自己保管，因此大家都需要受领证书。这样一来，受领证书的价格就会应需求提高，不再是受领证书上所记明的2%或3%，而是50%。在这种非常时期，银行会打破只对受领证书的持有者付款的常规。没有银行货币但有受领证书的人，只领取受领证书上所记明的储金价值的2%或3%。因此有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应毫不犹豫地对有银行货币但没有受领证书的人支付全部价值；同时，在这个时候，对只有受领证书的人支付2%或3%，已经是他们所应得的全部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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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受领证书持有者的利益在于减低贴水，以较低价格购买银行货币（从而以较低价格购买金银条块），或以较高价格把受领证书卖给有银行货币的人。受领证书的价格，通常与银行货币和金银条块的市场价格之差相等。相反，银行货币所有者的利益在于提高贴水，以高价出售其银行货币，或以低价购买受领证书。这样相悖的利害关系，往往可能会产生投机买卖的欺诈行为。为了防止欺诈，近几年银行决定，不管何时，卖出银行货币换取通用货币都要贴水5%，而再次买进则要贴水4%。这个决定导致贴水既不能超过5%，也不能低于4%；不管什么情况下，银行货币与流通用货币二者间的市场价格比例，都很接近它们原有价值间的比例。但在没有此种规定前，银行货币的市场价格高低不一，按照市场因这两种不同利害关系受到的影响，贴水有时上升到9%，有时又下跌到与通用货币平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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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银行宣称，不会贷出储金的任何部分；每在储金账簿上记下一盾，就在金库内保藏与一盾价值相等的货币或金银条块，受领证书没有失效前随时可来提取。事实上，不断流出和流入的那部分货币与金银条块，全保藏在金库内，但受领证书已满期的那一部分资本是否也是这样，却值得怀疑。可是，在阿姆斯特丹，有一盾银行货币即有一盾金银存在银行金库这一信条，在所有信条中算是奉行得最有力的了。这个信条的保证人是阿姆斯特丹市长。银行由4个现任市长监督，每年改选一次市长，新任的市长要比照账簿、调查银行金库后，再宣誓接管。在这个宗教国家，宣誓制度迄今没有废止。这种更迭，是对一切不正当行为的保障。党争在阿姆斯特丹政治上引起过很多次革命，但所有革命里占优势的党派，都没攻击过他们前任在银行管理这点上不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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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1672年，法王在乌德勒支需要一笔钱，阿姆斯特丹银行立即支付过去，这种管理方法让所有人都不会怀疑它履行契约的信用。而那时从银行金库中提出的货币，有些还是被市政厅大火烧焦过的，可以据此判断出这些货币一直都保存在银行金库内，无论发生什么，甚至如党争之类的革命都不会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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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银行的金银总额究竟有多少，是好事者很早就在猜测的问题。通常认为，同银行有账目来往的，约有2000人；假设每人平均存入1500镑（最大的假设），那么银行货币总额，也就是银行金银总额，大约有300万镑，以每镑11盾计算，大约是3300万盾。这样大的数额，足以应付最广泛的流通，但比有些人夸大的猜测要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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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为阿姆斯特丹市带来了很大的收入。除了仓库租金，凡在银行首次开来往账户的，须纳费10盾；每次开新账，须纳费3盾3斯泰弗；每次转账，须纳费2斯泰弗；为防止小额转账多，转账数目不足300盾，则须纳6斯泰弗。每年清算账目不足2次的，罚25盾。转账的数目若超出储存的账目，须交纳超过额3%的费用，其请求单还会被搁置。据估计，受领证书期满归银行所有的外国铸币与金银条块，在有利时出售，能获利不少。另外，银行货币以4%的贴水买入，以5%的贴水卖出，也能提供不少利润。这些各种利润，大大超过了开支管理费用和支付职员薪俸。据说单只储存保管费一项，就有15万盾至20万盾的年纯收入。不过，设立银行的目标，原本只是为公益，不是为了收入，其目的是使商人不因不利的汇兑吃亏，由此而生的收入在意料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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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街头的流动小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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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小贩是欧洲早期商业活动中一个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大多挂着箱包或是推着小车在城市里沿街叫卖，有时也会在集市摆摊设点。在动荡不安、战乱四起的中世纪，人们绝大部分的商品交换都是通过流动小贩来实现的。十字军东征时期，流动小贩更是很多地区的居民购买货物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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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原则下的异常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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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重商主义原理，对贸易差额不利于我国的外国货物的输入，我们不必给以异常限制。但是，这种限制以及整个贸易差额学说，都是极不合理的。贸易差额学说认为，两地在通商时，若是贸易额平衡，则两地皆无得失；如果贸易额略不平衡，则必有一方得利一方损失。这两种说法都是错误的。和后面要谈的相同，虽因本国利益而设立了奖励金与独占权，但事实上由此所促成的贸易，却可能对本国不利。相反，在自然、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两地间不受限制的贸易，却必定对两地有利，虽然有利程度未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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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利益”，我认为不是指金银量的增加，而是一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交换价值的增加，或是一国居民年收入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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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两地既贸易额平衡，又全是由两国国产商品交换构成的贸易，那么在多数情况下，它们不仅都会得利，而且所得利益大多相等。这样，彼此都为对方一部分剩余生产物提供了市场。甲方为生产这一部分剩余生产物而投下的资本，将由乙方补还；乙方投下的这种资本，将由甲方补还。因此，两国的部分居民，都将间接地从另一国取得收入与生计。假设两国间所交换的商品价值相等，则在多数情况下，两国投在此种贸易上的资本，都相等或几乎相等。另外，因为都是两国的国产商品，所以，两国居民由此而分配的收入与生计，也相等或几乎相等。按照商务来往大小的比例，双方提供的这种收入与生计有多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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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朗布依埃侯爵夫人的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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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龙”一词源于意大利语，意为大客厅，法语引申为贵妇人在客厅接待名流或学者的聚会。与英国贵族不同，法国贵族喜欢群聚和沙龙。第一个举办沙龙的是法国贵族德·朗布依埃侯爵夫人（1588—1655年，“德”是法国贵族的标志），她因厌倦烦琐粗鄙的宫廷交际，但又不愿意远离社交，于是在家中举办聚会。18世纪以后，沙龙谈论的话题出现激进的思想，沙龙被称为“革命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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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甲、乙两国间的贸易，就与此性质相同，即甲国输往乙国的货物为国产商品，乙国输往甲国的回程货则为外国商品。在这种情况下，两国都以商品偿付，彼此的贸易额仍然是平衡的。两国仍然在不同程度上享有利得，从此贸易中取得最大利益的，是只输出国产商品的甲国居民。例如，法国输往英国的是本国生产的国产商品，但英国却没有法国所需要的国产商品，无奈只能以大量的外国货物（如烟草与东印度货物）来偿付。这种贸易虽也能给两国居民提供若干收入，但给英国居民所提供的收入，肯定没有给法国居民所提供的多。法国投在此次贸易上的资本，全部都分配给法国人民。但英国投在此次贸易上的资本，只有用来生产英国货物与外国货物交换的那部分资本，是分配给英国人民的；其大部分资本都是用来补还弗吉尼亚、印度和中国的资本，并给这些遥远国家的居民提供了收入与生计。即使英、法两国所投资本相等或几乎相等，但法国资本的使用给其人民所增加的收入，要比英国资本的使用给其人民所增加的收入多得多。因为法国所经营的，是对英国的直接消费品的国外贸易；而英国所经营的，是对法国的迂回消费品的国外贸易。前面已经详细地说明过，这两种国外贸易所产生的不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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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两国间的贸易，可能既不会双方全为国产商品的交换；也不会一方全为国产商品，一方全为外国货物。几乎所有国家间相互交换的，都是一部分国产商品、一部分外国货物。不过，国产商品比外国货物的交换品比例大的国家，总是主要的利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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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每年英国用金银来偿付法国输入品，那么贸易额便是不平衡的，因为不是以商品偿付商品。实际上，这种情况也能给两国人民提供若干收入，只不过给法国人民提供的要比给英国人民提供的多。英国人民能从中取得收入，是因为生产英国商品以购买金银而投下的资本，即在英国部分人民间分配，给他们提供收入的资本，也可因此而补还。和输出其他任何等价货物一样，输出一定价值的金银，不会减少英国资本总量。相反，在很多情况下，还会增加英国资本总量。只有当其国外需求被认为比国内需求大，而其回程货在国内的价值大于输出品在国内的价值的货物，才运到国外去。例如，烟草在英国仅值10万镑，但输往法国后再购回的葡萄酒，在英国却值11万镑，那此次交换就可使英国资本增加1万镑。如果英国以10万镑货币所购得的法国葡萄酒，在英国也可值11万镑，则这种交换也可使英国资本增加1万镑。在酒库中有值11万镑葡萄酒的商人，比有值10万镑烟草的商人、金柜中有10万镑的商人更富裕，能推动更大的劳动量，并能给更多人民提供收入、生计与职业。但是，国家的资本等于全体人民的资本，而一国每年所能维持的劳动量，又等于这一切资本所能维待的劳动量。因此，大多会因此种交换，而增加一国资本及其每年所能维持的劳动量。从英国的利益来看，用国产的铁器及宽幅厚呢来购买法国葡萄酒，比用弗吉尼亚烟草或用巴西、秘鲁金银购买要有利得多。直接的消费品国外贸易，肯定比迂回的消费品国外贸易更有利。但和以其他货物进行的迂回的消费品国外贸易相比，以金银进行的消费品国外贸易不会更不利。正如无烟草国每年输出烟草不会使烟草容易干竭一样，即使是无矿产国每年输出金银也不会使金银容易干竭。有资力购买烟草的国家，不可能长期缺乏烟草；相同的，有资力购买金银的国家，也绝不会长期缺乏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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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工人与酒店的交易不公平，这跟制造业国和葡萄酒产国之间的交易性质一样。我却认为，此种贸易本身的性质和利益，与其他任何贸易都相同。酿酒家甚至小酒贩，与其他职业同是必要的部门分工。虽然贸易自由可能被滥用，但对工人大众来说总是有利的。尽管有人会因嗜酒过度而导致破产，可是无须担心一个国家会出现这种情况。根据经验，葡萄酒低廉的原因，往往是节酒造成的。出产葡萄酒的国家，通常有着欧洲最节酒的人民，例如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以及法国南部各省人民。相反，在过热或过冷无法种植葡萄树、造成葡萄酒异常稀少昂贵的国家，酗酒才会成为普遍恶习，如北方民族、热带民族（如几内亚海岸的黑人）。据说，当法国军队从法国北部开拔至南部，从葡萄酒昂贵区域开拔至葡萄酒低廉区域后，起初也因物美价廉的葡萄酒而沉溺，但数月后，大部分士兵也像当地居民一样节酒了。以此看来，如果把外国葡萄酒税、麦芽税、麦酒税、啤酒税一律取消，降低酒的价格，可能会暂时出现英国中下等阶层人民酗酒的风气，但也许不久后就会养成一个恒久的节酒习俗。现今，上流社会中有资力饮酒的人，几乎已经没有酗酒的恶习了。此外，英国对葡萄酒贸易的限制，与其说是为了防止人民酗酒，不如说是阻碍了人民购买最物美价廉的货品。据说这种限制是为了抵制法国，照顾葡萄牙。因为对于我国的制造品销售，葡萄牙人照顾了我们，而法国人却抵制了我们。这种小商人的卑鄙策略，居然成为一个大帝国政治设施的原则。大商人不拘小节，只在最物美价廉的地方购买货物；只有小商人，才会把卑鄙策略看做是对待顾客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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