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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人财产上的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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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野蛮社会，富人有着更大的优势。鞑靼酋长保有的牲畜是一笔巨大财富，可是他自己无法消费这些东西，除供养一千人之外别无他用。由于这一千人完全靠他生活，因而无论平时还是战时都必须服从于他。这样，他自然就成为其统帅和裁判官。酋长的地位就是其财富优越的结果。在文明社会，即使一个人拥有比他大得多的财产，而且他也维持一群人的生活，但是他所能支配的人或许也只是一些家仆而已。因为从他那里所获得东西的那一千人都已向其支付了代价，没有人认为完全靠他生活。但是，在文明社会中，财产的权威仍然很大，年龄、个人资质等权威往往无法与之匹敌，这种状况存在于平等社会中的任何时期，它常常引起人们的不满。狩猎社会时期，人们的财产普遍匮乏，造成普遍的平等，年龄、个人资质等方面的优越是拥有权威的绝对条件。到了游牧民族社会，社会财产出现不平等，财产的优越对权威的影响达到最大限度，如阿拉伯酋长、鞑靼可汗的权威都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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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驻西班牙大使居烈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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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一词最早出现于凯萨所著的《高卢战记》中。最早的常驻大使出现在14世纪的欧洲，1341年，意大利的曼图亚城邦向巴伐利亚王国宫廷派遣大使，被认为是现代意义上的大使的起源。此后威尼斯、佛罗伦斯、西班牙、法国、英格兰、神圣罗马帝国等国纷纷互派大使。1559年法国国王和西班牙国王签订《卡托—康布雷齐和约》时，首次出现向国际会议派遣的大使。图为18世纪末的法国驻西班牙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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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人门第上的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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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优越以其先辈财产上的优越为前提。在任何地方，传统世家都拥有巨额财富，或因财富而获得了很高的声誉。与暴发户相比，传统家族更能赢得社会的尊敬。因此，人们情愿服从传统强势家族，如果要对素来没有优越的家族表示服从则会气愤难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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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猎民族不会因财富悬殊产生显贵门第。不过，与愚昧怯懦者的后嗣相比，即便贤明勇敢者的后嗣之本领与前者相当，他们也会得到更多人的尊敬。事实上，仅凭智慧和德行而保有其家世荣誉的大家族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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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第与财富是人们显贵的来源，也是人类自然产生支配者与服从者的主要原因。二者的作用在游牧民族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游牧民族存在显贵门第的原因是人们并不懂得滥耗资财，所以很多家族都能世代保有大笔财富，因而显贵家族也以这个时期为多。那些大家族拥有巨额财富，供养的家奴众多，从而也能博得更多人的尊敬；同时，其家族成员又因其高贵的出身，从而很容易受到崇拜。这样，在同群或同族的畜牧者中，他便拥有更高的权威。因而他可以团结更多的人，并拥有强大的兵力。在战争时期，人们更愿意集结于其门下，听其指挥。于是，他们凭借门第与财富自然获得了行政权。与此同时，对其所团结和支配者中的侵害他人者，他能强迫其赔偿他人损失。这样，无防御能力者自然希望寻求其保护，他对纠纷所作的评判更容易让人信服。于是，他们凭其门第与财富又获得了司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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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的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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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公国于15世纪统一俄罗斯，并迅速壮大起来。当时莫斯科人口的数量、领土面积已经超过了伦敦、布拉格和欧洲一些规模较大的城市。1861年农牧制度被废除后，资本主义在俄罗斯盛行起来，莫斯科逐渐发展壮大，成为工业和贸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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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始于游牧民族时的财产不平等导致了某种程度的权力与服从，导致了维持权力和服从所必要的民政组织的产生。由此可见，民政组织的产生似乎与由君主设立的民政组织无关。但事实上，君主设立民政组织对权力和服从的维持与保护起到了极大的作用。特别是富人更愿意维护这种制度，也只有这种制度才能保护其既得利益。中等富足者认为，只有联合起来保障豪富的财产，豪富者才会保障中等富足者的财产。所有的牧民都认为，大牧场主的财产安全是他们自身财产安全的前提；维持大牧场主的权力又是他们的小权利得以维持的保障。只有自己完全服从大牧场主，比自己地位低的人才会服从自己。这样就出现了小贵族。小贵族又认为，只有保障小君主的财产，维护小君主的权力，他们自己的财产和权力才会得到小君主的保障。由此看来，民政组织的建立实际上就是为了保护富人，帮助其抵抗穷人；也可以说是保护有产者，帮助其抵抗无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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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时期内，君主的司法权成为其收入源泉。求其解决纠纷的人总会送礼，以为酬谢。君权确立后，违法者不但要赔偿受害人的损失，还要向君主交付罚金。因为其行为增添了君主的麻烦，搅扰了君主的生活，破坏了君主统治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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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司法裁判权只由君主或酋长自己行使；后来，为了省去自己的麻烦，他们就委托给代理人、执事或裁判官。不过，代理人要向君主或酋长提交司法收支报告。从亨利二世给巡行裁判官的训令中可以看出，巡行裁判官到全国各地巡行的目的就是要为国王增收。当时，行政司法机构为君主提供的收入是君主取得的主要收益之一。这样，司法行政成为敛财组织，从而导致许多弊病产生。例如，如果执法者收受礼金，那么其公正性就会受到怀疑，而且很难在执法过程中保持公正；如果送礼者的礼金未能让执法者满足，那么他们所得到的可能就谈不上公道。为了多得礼物，执法者往往对案件久经延宕，不予裁决。为获取被告人的罚金，他又往往错判、冤判。这些弊病在欧洲各国的古代史中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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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劳合社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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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8年，英国商人劳伊德在泰晤士河畔开设了一家咖啡馆。17世纪是英国航运业迅速发展的时期，当时的伦敦商人经常聚集在咖啡馆里，边喝咖啡边交换有关航运和贸易的消息。劳伊德为了招揽更多的客人到其咖啡馆来，从1696年开始出版《劳伊德新闻》，成为了航运消息的传播中心。后来，咖啡馆的79名商人每人出资100英镑，于1774年租赁皇家交易所的房屋，在劳伊德咖啡馆原业务的基础上成立了劳合社，兼营保险业务。1871年，经议会批准，劳合社正式成为一个保险社团组织。它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保险组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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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或酋长通常享有最高权力，没人有资格对其予以责问。如果他们滥用司法权，其过失将无法得到矫正。但是，如果他们将司法权交由代理人行使，其过失或许还有矫正的可能。如果代理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行不当之举，他不可能每次都得到君主或酋长的原谅。不过，如果代理者的不当之举出于君主或酋长的利益，即为了向委其重任者献媚，那么这种行为一般难以得到矫正。所以，无论在圣君还是昏君的统治下，野蛮国度的司法行政都极度腐败，都难以公正平等地实施国家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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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民族的君主或酋长，其实就是他们集团或氏族中最大的畜牧主，其生活来源就是他们自己拥有的畜群。到农耕时代，君主或酋长不过是该国最大的地主。与普通地主一样，君主或酋长的生活来源完全依赖其私有土地，其臣民只有在受豪强欺压，并需要他对这类豪强予以惩处时，才会送他礼物。这种情况下所收的礼物可以说是其全部收入，也可以说是除紧急情况外，他所能支配的全部外来财物。据荷马所说，因友谊关系，阿伽门农赠给阿喀琉斯七座城池。在他拥有的七座城池中，阿喀琉斯所能获得的唯一好处就是人们的献礼。所以，这些礼物如果是君主的通常收益，那么就很难让他放弃。可见，如果此种状态继续存在，司法行政的腐败则万难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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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随着国家军队的常备化，国防费用不断增加，君主私有土地的收入已不足以支付国家的行政费用。于是，国家开始征收各种赋税以补国家经费之不足，这才有了君主、君主代理人及审判官均不得收取任何礼物的规定。当然，审判官此时已有薪俸，薪俸相当于其先前享有的礼物。不过，君主对薪俸也要征以税赋。至此，国家免除了审判费。实际上，任何国家的审判都不是免费的，至少诉讼当事人不该让律师及辩护人白白为其服务，否则当事人难以得到满意的结果。而当事人付给律师及辩护人的费用比审判官的薪俸多得多。所以，虽然国王承担了审判官的薪俸开支，但诉讼当事人需要支付的费用并未减少。禁止审判官向诉讼当事人收取礼物或手续费的规定显然是社会趋于完备的一种体现，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防止腐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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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洛尼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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