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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洛尼亚大学坐落在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首府博洛尼亚，始建于1088年，是公认的欧洲历史最悠久的大学。它最初的研究以法律为主，也涉及相关的修辞学、逻辑学和语法学等；到14世纪它又迎来了大批逻辑学、天文学、医学、哲学、算术、修辞学以及语法学的学者，并建立了神学院。在1888年博洛尼亚大学八百年的庆祝典礼上，几乎世界上所有大学的代表们会聚在博洛尼亚共同为大学之母的荣誉而欢呼，他们承认博洛尼亚大学是他们的根源，是继承与追求宽容之路的根本。这一天成为了国际性的学术节日。1988年，它被欧洲430个大学的校长宣布为欧洲所有大学的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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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官的报酬虽少，但因它是一个名誉官职，所以很多人喜欢做。就连地位低于审判官的治安推事一职，很多乡绅也竞相争取，尽管这一职位异常麻烦且毫无报酬可言。在各文明国家，所有司法人员的薪俸及一切行政司法费用只占国家所有经费的极少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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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所有司法经费都很容易从法院手续费中支出，这样不但会使司法行政腐败减少，而且也为国家节省了一笔开支。但是，如果法院手续费的一部分由君主等享有大权的人支配，并成为其绝大部分收入的来源，那么这种费用就很难被有效地规范。而如果支配这项资金的主要是审判官，情况则不同。与君主相比，审判官更能遵守法律。实际上，与停收法院手续费相比，征收此项费用也同样可以避免腐败。这就要求对此费用有严格的规定与管理。诉讼期间，要将其全部缴入出纳机构；只有当诉讼结束后，此费用才可按比例分配给审判官。这样，所有司法费用的开销就都可由这项工作的手续费来担负，而且不会使诉讼费有明显的增加。审判官在诉讼结束后才可支取所应得的手续费，这是为了激励审判官，使其在案件处理的整个过程中都能做到勤勉。如果以审判官在案件处理过程中的付出来决定其获得酬劳的大小，则可使其得到激励而更加勤勉。在法国，审判官的绝大部分收入来自于此。土鲁斯高等法院是法国的第二大高院，其审判官每年所得之薪俸仅与当地仆役的年薪相当，但精明、勤奋的审判官却能够过上安乐的生活，而怠惰者则不然。并且，法国高等法院还从未受到过人们的非难，似乎也从未有过腐败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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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吉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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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吉诃德》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反骑士小说，前后两部分别于1605年和1615年出版。故事背景是个早没有骑士的年代，主角堂吉诃德却幻想自己是个骑士，因而做出种种匪夷所思的行径，最终从梦幻中苏醒过来。这部书对当时流行的骑士小说是一个反讽，从这部书出版后，骑士小说开始销声匿迹，退出文坛。图为1605年版的《堂吉诃德》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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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各法院的主要经费最初也出自于此，因而每个法院都尽力兜揽诉讼案件。例如专为审理刑事案件而设的高等法院有时甚至连不归其受理的民事案件也要越权处理。其受理依据是：原告认为，被告对其所行之不义犯了非法侵害罪等。王室特别法院是为国王征收收入，强制人们偿还所欠国王债务而设。不过，特别法院在这种经济利益的诱惑面前，居然也会越权受理与契约有关的所有债务诉讼。其受理的理由是原告认为被告不偿还拖欠自己的债务，自己就无法偿还国王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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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很多案件最终由哪个法院受理，就全看诉讼当事人的选择。这使得各法院在案件的处理上能够力求迅速、公平，以求招得更多的诉讼案件。现在，英国的法院制度为人所赞赏，这大概缘于法院之间的竞争。在处理违反契约的案件时，普通法院不过是责令被告按契约上的规定赔偿对原告所造成的损失，而特别法院对此所能作出的判决也不过如此。因此，普通法院所能给予原告的救助是充分的。但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如此，例如，如果佃户控告地主非法夺回其租地，那么他所能得到的赔偿绝对不是去占有土地。对此，普通法院对原告的救助就显得勉为其难，这类案件就得由特别法院受理。不过，为了免去此等损失，普通法院后来发明了扣留土地的令状，对非法剥夺、侵占土地的案件可予以有效的救助，从而也就获得了这类案件的受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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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法院收取诉讼案件的印花税，既可以提供司法行政费用，又不会增加社会一般性收入的负担。但是，这样却可能使审判官在案件上增加各种不必要的手续，以求得最大限度的印花税。近代欧洲，辩护人及书记员的报酬，大多以其在记录案件、审理内容时所写公文纸的页数决定。因为这种纸张每页的行数、每行的字数都有规定，所以为多得报酬，他们往往会故意增加许多不必要的语句，结果使法院的公文变得冗赘而陈腐。同样的诱惑可能也会使诉讼手续的形式变得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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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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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美国发明家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在他的一生之中创下了1093项专利，被誉为“发明大王”；同时他还是一位大商人，如今在全球享有盛名的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就是爱迪生一手创建。他还是汽车巨头亨利·福特的好朋友，两人在佛罗里达的别墅离得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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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司法行政费用出自何处，对其财源的管理责任及支付责任都无须委托行政当局。如果法院由地租维持，那么管理地产的责任就不妨由各院自行担负；如果法院由货币利息维持，那么出贷货币的责任也不妨由法院自行担责。在苏格兰，巡回法院的小部分耗费就出自货币利息。不过，这种财源的稳定性不足，用其来维持本应永久维持的机构的经费有欠稳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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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划分是因社会进步而引起的社会事务增加所致。社会事务日益增多，增加了司法行政的复杂性，担当此事务的司法人员已无精力去处理其他事务。同时，担当行政职责的人也因无精力处理私人诉讼案件而将其交由代理人去处理。例如，兴盛时期的罗马帝国，政务繁忙的执行官因没有更多时间过问司法行政，于是就任命民政官来代理此职务。罗马帝国没落后，欧洲各国君主及大领主也都将司法行政之职交由代理人或审判官去执行，以摆脱这种繁难且有失身份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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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要司法权主持公道，不为世俗政治势力所左右，那么，就必须让司法权从行政权中脱离出来独立行使。司法人员肩负着国家的重任，有时为了国家利益，他会置诉讼者个人利益于不顾。然而，每个人的自由以及他的安全感都需要司法行政的公平来保障，为了让所有人感到自己应享有的一切权利都有保障，司法权就应当完全脱离行政权而独立行使。而且，审判官一职不应由行政当局任意罢免，其报酬也不应该受行政当局之意向或经济政策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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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强国富民的西方经济学“圣经” [:1704577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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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共工程和公共机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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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对社会大有裨益的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并使之得以维持是君主或国家的义务。但这些机关或工程难以由个人创建和维持，否则将入不敷出。而且，由于各历史阶段的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实施这些义务所需的费用也有很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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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除需要国防和司法等公共工程及设施外，还需建立性质与之相同，且利于商业发展和促进国民教育的工程及设施。教育方面的设施大体可分两种：其一，青年教育设施；其二，各年龄段国民教育设施。国家怎样才能妥善地安排各项工程及设施所需的费用呢？本节将分三项予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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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项 论有利于商业的公共工程和公共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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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一般商业的公共工程和公共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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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商业的发展有赖于良好的交通。在不同时期，社会发展水平各异，国家建设和维持道路、桥梁、运河、港湾等公共工程所需的费用也有着很大差异，公路的建设和维护费用随国家土地和全年劳动总产量的增加而增加；桥梁支撑力大小的设计，取决于可能从其上面所经过车辆的数量和重量；同理，运河的深度、水量和港湾的大小也要与其将要承受的运输量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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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和维持这类公共工程所需的费用完全可以依靠工程自身的收入提供，而不必增加社会一般性收入的负担。比如，建设和维持公路、桥梁、运河和港湾的费用可通过适量征收车辆、船舶的通行税获得。对车辆、船舶而言，则根据其载重量的大小，按比例收缴通行税，并将这些税款用来支付各项工程的损耗。所征收的税费虽然由贩运者支付，实际上是加在货物的价格之上，最终由消费者承受。但是，这并未增加消费者的负担，因为这些公共工程极大地降低了货物运输的费用。即使加上通行税，消费者购买货物的价格也要比未建设这些工程之前低得多。这样，这笔税费的最后支付者所得超过其所失，而且其所得也随其支出的增加而增加。若想获得这种好处，他就必须首先舍弃这部分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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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国家的铸币设施及邮政局，除能保证其自身开支外，都会为君主创造很大一笔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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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车辆方面而言，如果以重量为标准，使奢华的车辆、四马大马车、驿递马车等所缴纳的道路通行税稍高于二轮运输马车、四轮马车等不可缺少的车辆，那么就可以大大降低运往全国各地的笨重货物的运费，从而使富人不自觉地对贫民进行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