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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到西领西印度进行贸易是南海公司期望多多获利的唯一途径。但此项贸易在国内外都有竞争者。南海公司运出的各种欧洲货物，西班牙商人都会从加的斯运往卡塔赫纳、贝洛港、拉维拉克鲁斯等地；公司运往西领西印度的各种货物，英国商人也会由加的斯输入。诚然，西班牙和英国商人的货物要支付较重的税，但公司人员的疏忽、浪费和贪污，恐怕是一种更重的税了。但在此竞争情况下，股份公司若仍能从国外贸易的经营中获利，那就违背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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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年，女王伊丽莎白特许设立了旧东印度公司。在其前12次印度航行中，该公司船舶为共有，而贸易资本则为私有，这与合组公司的形式相似。直到1612年，个人资本才合为公司共同资本。因公司持有专营特许状，所以经营多年也未受其他商人侵扰。另外，公司的资本和营业规模不是很大，在经营上不会产生大的疏忽、浪费或贪污。所以，连续很多年，该公司营业额都令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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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自由逐渐深入的理解，人们开始思考，由女王发给而未经议会审议的特许状能赋予专营特权吗？法院的决定随政府权力的消长及各时代民意的变迁而时有变动。这种情况下，私人贸易者对公司特许权的侵犯日益深入，到查理二世晚年、詹姆士二世统治时期和威廉三世初年，公司经营都很艰难。1698年，有人以购买公债者得以设立专营特权的新印度公司为条件，贷给政府20万镑，年息8厘。旧东印度公司也提出愿以年息四厘贷给政府70万镑。最终，政府采纳了新公债应募者的建议，新东印度公司得以设立。不过，旧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权可延续至1701年，同时，旧公司巧妙地认购了新公司315 000镑的股本。关于应募者的资本是否应合为共同资本的问题，给予新印度公司特权的议会法案未有明确说明。于是，少数私人应募者坚持自用资本、自担风险及责任进行贸易。到1701年，旧公司仍有使用其旧资本进行独立经营贸易的权利。在这前后，该公司的私人贸易者也有使用投入新公司的资本独立经营贸易的权利。新旧公司及私人贸易者间的竞争几乎使他们全部毁灭。1730年，有人主张开放印度贸易，使其由合组公司管辖。对此，东印度公司以其激烈的言辞陈述了开放后上述竞争将演化成的恶果：将使印度土货价格涨至不值得采购的地步，而英国又会因该货物存量过多，其价格将至无利可获。不过，市场货物充足，其价格大跌，百姓获利这一点是可信的；但说采购者多，而使印度市场土货价格猛涨却不尽可信。因为，由此竞争引起的异常需求对印度只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更何况需求的增加将会激励生产，促进生产者的竞争，各生产者会设法改良生产分工和生产技术以减低生产成本，使其产品价格更低廉。这样，印度公司的竞争恶果正是政治经济学所要促进的结果，即消费的便宜和对生产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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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铁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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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是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之一，它为经营大规模商业运作的新的发展铺平道路，创造了一个为未来商业所使用的蓝图。铁路企业最先遇到管理的复杂性、工会问题及竞争问题。由这些问题带来的彻底革新，使铁路成为最早的大规模商业企业。图为美国19世纪的早期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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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种竞争也并未持续多久。1708年，依据议会法案，这两个公司即现在的东印度贸易商人联合公司，至1711年米迦勒节止，期间各独立私人贸易者可继续营业。同时授权该公司收购私人贸易者7200镑的资本，限期三年，而把该公司的全部资本变成共同资本。1743年，公司又贷给政府100万镑，这笔贷款由公司发行公债得来，并未增加股东要求分红的资本，但与公司另外的300万镑一样，对公司的亏损和债务也要负责。自1708年以来，该公司独占了英国在东印度的贸易，利润可观，股东每年都能分得红利。1741年，对法战争爆发，东印度卷入战祸和政治斗争中，以至丢掉了它在印度的主要殖民地马德拉斯。随后订立的《亚琛条约》才使马德拉斯得以复归。这时，该公司在印度的工作人员都充满了战斗与征服的精神。1755年法兰西战争爆发，英国在欧洲连获胜利。在印度，该公司不但捍卫了马德拉斯，占领了庞迪彻里，收复了加尔各答，而且获得了更广阔领土的收入。据说该收入达每年300万镑以上，公司安享此利很多年。公司分派的红利已由6%逐渐增至10%，每年红利额已由192 000镑增至32万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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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萨克·牛顿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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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萨克·牛顿爵士是英格兰物理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自然哲学家和炼金术士。他在1687年发表的论文《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里，对万有引力和三大运动定律进行了描述。这些描述奠定了此后三个世纪里物理世界的科学观点，并成为了现代工程学的基础。他通过论证开普勒行星运动定律与他的引力理论间的一致性，展示了地面物体与天体的运动都遵循着相同的自然定律；为太阳中心说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并推动了科学革命。图为牛津大学的牛顿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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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7年，政府认为该公司所占领土及其收入应属于国王，因而迫使公司每年向政府提交40万镑作为回报。此时，公司计划把红利增至12.5%。可是，议会不许其增加红利的法案，其目的是促使公司加速偿还已达六七百万镑的债务。这种情况下，公司与政府议定的法案延期五年实行，此五年之中，公司可逐渐将红利增至12.5%，但一年之中最多只能增加1%。这样，即使红利增至顶点，公司每年支付股东及政府的金额总计也不过608 000镑。而依据1768年东印度贸易船“克鲁登敦号”提出的报告，除去一切费用，公司在占领地的纯收入也达2 048 747镑。此外，公司还有不下439 000镑来自土地及在殖民地所设的海关的收入。从公司董事长和会计证言来看，当时公司每年的营业利润至少也有40万镑。如此大的收入，公司应该有能力每年增付608 000镑，并提供一项减债基金。可是，至1773年，公司的债务大大增加，以致公司不得不将股息一下子降至6%，向政府请求免去其年纳40万镑的约定，并贷款140万镑以救急。拓展殖民地，增加收入，这确实增加了公司的财产，可是，对于公司人员来说，财产越大就越有浪费的借口，也就越好从中作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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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下，议会经调查后，对公司进行了改革。在印度方面，将马德拉斯、孟买和加尔各答等主要殖民地交由总督统治，设评议会辅佐总督，由四名顾问组成。第一任总督和顾问由议会指派，常驻加尔各答。现在，加尔各答与以前的马德拉斯一样，成为了英国在印度的最重要的殖民地。加尔各答裁判所的权限被缩小至只审理该市及其附近地方商业的案件，另设一名法官、三名审判官组成的最高法院来代替它原来的地位。在欧洲方面，股东须出一千镑的股金才能获得股东大会投票权，比原来增加了一倍。此外，这种投票权如果是由自己出资购买而得，则须在一年后才能使用，其期限较改革前延长了半年。公司的董事由每年改选，变为每个董事四年改选一次。但在24名董事中每年须有六人互相进出，出去的董事次年不能再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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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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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物驯化和农业技术兴起之前，游牧—采猎是早期人类主要的生活方式。他们群体从一处移居到另一处，以此寻找猎物及野果。不少的文明早期都曾经有过游牧的历史，但在工业化的进程中，游牧民族已经愈来愈罕见。图为1900年的挪威游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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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后，股东大会及董事会在执行任务时郑重稳健得多。可是，他们大多数人的利益与印度的利益毫不相干，要想让他们尽心地促进印度的繁荣几乎不可能。从各方面看，他们不配统治一个大帝国，甚至连参与这种统治也不配。那些以1000镑购得东印度公司股票的人，往往是为了取得股东大会的投票权，进而参与对印度的掠夺，或参与对掠夺印度者的任命。这种任命权虽然被董事会操控，但股东势力对其也有一定影响。也就是说，股东可选举董事，对董事会关于派驻印度人员的任命也有否决权。如果一个股东能几年都享有此权利，他就可以在公司内安插若干故旧。那么，投票权所给予他权利来参加统治的大帝国的繁荣，他又怎么会重视呢？按照人的本性来说，任何君主对于被统治者的幸福或悲惨，领土的改进或荒废，政府的荣誉或耻辱的关注，总不会像该公司大部分股东那样冷漠。议会经调查后所制定的种种新规，并未减少这种冷漠。例如，下院决议案规定，当公司还清所欠政府和私人债务只剩150镑时，须对股本分派八厘的股息。另外，把该公司留在国内的收入和纯利润分成四部分，其中三部分上缴国库，一部分用于公司还债，或作为公司应急的基金。可是，当所有收入及利润都归公司所有和支配时，公司将弊病丛生，而今又将其仅有的1/4放在他人的监督之下，动用又需他人同意，这样很难改进公司的财政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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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来说，与其把分派八厘股息后剩余的部分交给一群与其利益不相干的人，倒不如交给自己的雇员或隶属人员。另外，在股东大会中，公司雇员及隶属人员可能拥有很大的势力。因而，有时股东竟会帮助那些侵犯自己权益的贪污舞弊的人。对大多数股东来说，他们竟会把拥护那些人看得比拥护自身权益还重要。因此，1773年的规定未能改变公司混乱的局面。例如，在加尔各答金库中，公司曾积存了300多万镑。可是这之后，虽然他将自己的侵掠扩大到了印度好多肥沃而富有的地区，但是，其所得都照旧被随便滥用，任意侵吞。因此，当发觉海德·阿利侵入之时，公司竟毫无防备，无力阻止与抵抗。至1784年，公司已趋于破产。为救此危难，只得向政府求援，议会对公司业务经营的改善提出了各种计划，这些计划以及公司自身都认为公司无能力也不配统治它的占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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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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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世纪是葡萄牙的全盛时代，其探索的足迹遍布亚、非、美，并占领了大量殖民地，成为当时欧洲最富裕的国家。1514年，葡萄牙的航海家到了远东的中国和日本。三年后，葡萄牙商人及官员费尔南·佩雷兹·德·安德拉德到了广州，与明朝朝廷进行交涉，被称为近代中国与欧洲接触的开端。1542年，葡萄牙人还意外地发现了日本，之后很多欧洲商人和传教士被吸引到日本，而葡萄牙在明治维新以前的很长时间里都垄断着欧洲和日本之间的贸易。图为当时日本画家笔下的葡萄牙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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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允许那些自担费用、自冒风险与僻远异域进行贸易的人组成股份公司，并在其经营走上正轨时给予一定年限的独占权，这是合理的。而且，政府以这种方式对这种既费钱又冒险，且日后会造福大众的尝试予以酬劳容易而且必要。这种暂时的独占权与发明专利权、出版权一样，但是限期一满，此权利就应被取消。如果堡戍仍须继续维持，则应移归政府。而当地的贸易则应由全国人们自由经营。如果对当地的贸易公司长期独占，就会给当地人们以不合理的压迫。这种压迫表现在两方面：第一，独占必然使有关货物的价格提高；第二，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能是便于经营、利于经营的某种业务，现在却不能涉足。人们承受这种压迫的前提，只是某公司能维持其懈怠、浪费，乃至侵吞公款的雇员罢了。而这些人的胡作非为，却使公司分派的股息降到了比其他自由事业的普通利率还少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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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独占权，对于任何外贸生意，股份公司恐怕都难以长期经营。将货物从一地运入他地出售是为求利，可是两地竞争者都很多，这需要时刻关注需求、供给、竞争各方面的变化，需要巧妙的手腕和正确的判断。这就像一场不断变化的战争，如果不时刻关注、时刻警惕，就无胜利可言。然而，股份公司的董事们又有谁能这样做呢？所以，当东印度公司偿清贷款，专营权被取消后，虽然议会仍允许其在印度与其他商人一起竞争，但私人冒险者的警惕与注意基本不会让其在短时间内进入到对印度的贸易之中。莫雷勒修道院院长对经济学很有研究，他曾指出，1600年之后，在欧洲设立的外贸股份公司几乎都因管理失当而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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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公司似乎只有在其营业方式简化为成规，或很少变化，或无变化时才能在没有专营权的事业上取得成功。这类事业为：银行业、水火兵灾保险业、修建通航河道或运河口、储引清水供给城市。银行业的实际业务都可定为成规以供遵守，而如果置成规于不顾，往往会使银行陷于无可挽救的境地。从事实来看，与私人合伙公司相比，股份公司更能遵守成规，因而也更适于从事银行业。在欧洲，主要银行都属股份公司的性质，它们虽无专营权，经营上却非常兴旺，如英格兰银行、爱丁堡银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