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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哲学家达朗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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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勒隆·达朗贝尔是法国启蒙时代的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他一出生就被遗弃在巴黎的圣·让·勒隆教堂附近，所以收养他的玻璃匠以教堂的名字给他命名。达朗贝尔一生在很多领域进行研究，一些数学和物理定理就是以他的名字冠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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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火灾、水灾和战祸引起的损失可以估算，因此经营这方面的保险业可订出一套严密的规则和方法。所以，无专营权的股份公司去经营保险业可能会很顺利，如伦敦保险公司、皇家贸易保险公司等。通航水道、运河及供给城市用水的各种工事不仅效用大而普遍，其所需费用也很巨大，个人财力难以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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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只有同时具备上述三个条件，设立的股份公司才合理。英国制铜公司、熔铅公司和玻璃公司的效用未必有多大，它们所需的资金需要很多才能筹集，至于它们所经营的业务是否适于股份公司管理，是否能获得它们所自夸的丰厚利润，我不敢妄言。此外，矿山企业公司早已破产，再看看那些为促进国家某种特殊制造业而设立的股份公司，他们不但因经营失当而使社会总资本减少，而且在其他各方面也是害多利少。它们对某些特定制造业的偏爱妨害了其他制造业，定会使某些产业与利润间的自然比例受到破坏，这种自然比例是对国家一般产业最大和最有效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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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项 论青年教育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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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青年教育所需的费用可由教育本身的收入支配，学生给老师的学费或谢礼就属于这类。即便教师的报酬不是全部出自这些收入，也并非要由社会的一般收入支出。就欧洲而言，学校的基金并不依赖社会的一般收入。教育经费主要来自地租或专项专款的利息，这些专款由君主拨给，或由私人捐助。这类捐赠曾促进过教育设施的改进吗？曾激励教师的勤勉、增进教师的能力吗？曾改变教育的自然过程，使其转向对个人和社会更有益的目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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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净整洁的荷兰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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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欧的气候条件下，污迹容易发霉，加之黑死病的惨痛教训，迫使人们从很早开始重视清洁，随后成为习惯。在荷兰的黄金时代，各个城市的大街小巷，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保持干净，合理利用狭小的空间，给人以极其清新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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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在其职业上所做的努力大小，总与其做这努力的必要性大小相称。境遇不同，这种必要性也有所不同。如果职业报酬是其所期望的财产，或普通收入及生活资料的唯一源泉，那这种必要性就很大，他每年都要为取得这些财产或为糊口而努力完成一定价值的工作。如果是自由竞争的职业，那么相互竞争则会迫使人们把自己的工作尽力做得更好。有些职业，其目标往往很伟大，这也会使一些意志坚强、雄心远大的人去不断努力。实际上，最大的努力往往不是大目标所诱使的，竞争和比赛才是其最大的动力。相反，如果只有大目的，却无促其实现的必要，就很难激发人们努力。例如，精通法律是人们实现许多野心的重要跳板，但富家之子又有几个在这方面做得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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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学校如果拥有一项捐助基金，那么其教师勤勉的必要性必然会降低很多。如果教师生活的维持只依靠每月的薪水，那么表明他们所依靠的是与其教学成绩和名望毫不相干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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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大学教师的薪水只占其所有报酬的极少部分，学生的谢礼或学费才是其主要来源。因此，教师的勤勉还是必要的，这关系到他的名望。此外，他还须尽力而勤勉地履行各项任务，以博得学生对他的敬爱和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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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大学，职务收入是教师薪水的唯一来源，不允许教师接受学生的谢礼或学费。这种情况下，教师的义务和利益是相当对立的。就利益而言，在于如何过得更安逸，如果有一种无论是否履行其报酬完全一样，但非常难以履行的义务，那么教师将全然不去履行它。即使有各种权利迫使其去完成，他也会在这些权利允许的范围内敷衍行事的。如果他天生精力充沛，那还不如做点其他有利可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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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应当服从某种权利，如果这权利掌握在法人团体之手，而他又是这法人团体中的成员，其他大部分成员也是教师或可为教师者，那么他们彼此就会以容许自己疏忽义务为前提，而宽容他人对义务的疏忽。他们会认为这样做是在维护他们共同的利益。近年来，牛津大学的大部分教授就连教师的样子也不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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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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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是西方国家的教育迅速普及的100年，就英国而言，在校人数从1818年的48万人上升到1858年的255万人，40年间上升了5倍之多。在这段时间里爆炸式涌现的各种学校当中，有国家、宗教机构出资建设的学校，也有纯粹的商业学校，还有为贫民儿童开设的免费学校。到19世纪下半叶，以英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纷纷通过法律形式规定了义务教育，使教育得到强制性地进一步普及。图为1860年拍摄的一位瑞典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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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教师服从的权利掌握在主教、州长或阁员等外部人士的手中，那么教师要全然忽视其义务则不大可能。不过，这些人让教师所尽的义务不过是上一定时间的课，作一定次数的演讲。至于演讲效果如何，这就要看其所要努力的必要性的大小。而且，这种外部来的监督往往因监督者的无知、无常而变得任意而专断。他们既不去听讲，又未必懂得教师所教的学科，因而，想让他们精明地行使这监督权则太难。另外，因这权利而生的傲慢往往令其对教师动辄训斥，甚或开除。这样，教师就需要有力的保护，这种保护是由向监督者意志的曲意逢迎换来的，而非来自其个人在教学上的能力和勤勉。教师甚至要时刻准备为此种意志牺牲其所在团体的权利及名誉。如果你能长期留意法国大学的管理，就定然会看到如此专横的外来监督会产生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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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管教师的学问和名望如何，而使一定数量的学生进入某专门学校，那么教师的学问和名望的必要性就会有所减损。如果在某些大学住够一定年限就可以拥有艺术、法律、医学或神学等学科毕业生的特权，那么就会有一定数量的学生不去考虑该校教师学问、名望的高低而去入住。这种毕业生特权是徒弟制度的一种，就像其他徒弟制度有利于技术或制造的改进一样，这样的特权也同样有利于教育的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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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大学能为学生提供研究费、奖学金、困难补助及慈善基金，那么就会使一定数量的学生不考虑该校名誉如何而贸然进入该校学习。这类学生如能自由选择大学，也许就会引起各大学之间一定程度的竞争；相反，如果连各大学自费生也不能自由转入他校，那么这种竞争也就消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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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安地欧普号”货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