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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利润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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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利润税，即加在资本收入上的赋税。资本收入或利润由支付利息和支付利息后的余额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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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利息以后的剩余部分是不能直接作为课税对象的。因为这一部分利润是在进行风险投资后获取的报酬，相对来讲也相当微薄。如果投资者不能获得报酬，从其自身利益考虑，他们是不会对投资产生兴趣的，更不会继续投资。如果按照整个投资利润的比例对他直接征税，那么他将不得不提高利润，或少付利息。表面上虽然全税由投资者支付，在投资者自己来掌控投资的情况下，实际上还是由以下两类人群之一来支付。如果投资者投资在土地生产上，他就会想办法通过减少地租来保留较大部分土地生产物或其价值，从而保证其利润率。最终，此税的支付将落在地主身上。如果投资者投资在商业或制造业上，他就会通过提高货物价格来保证其利润率，最终，此税的支付将完全落在消费者身上。如果不提高商品的利润率，投资者就只有将此税务转到货币利息上去，即对本金相应地少付利息。那么，所有的税务最终只能由货币利息来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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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希米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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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中期，神圣罗马帝国附属的波希米亚王国因国王无后，而让哈布斯堡家族以外戚身份继位。宗教革命后，波希米亚人改信新教，而哈布斯堡家族坚持信奉天主教。为了维持统治，哈布斯堡王族一直尊重公民的信仰，直到17世纪初狂热的天主教徒斐迪南二世继位神圣罗马皇帝。他无法容忍他的子民信奉异教，推出残忍苛刻的政策，迫使波希米亚人起义独立。斐迪南二世为此出兵讨伐波希米亚，导致了三十年战争的爆发。现在，波希米亚属捷克共和国中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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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来看，货币利息似乎和土地地租一样，是能够直接课税的对象。因为货币利息是除去了投资风险和困难应得报酬后所得到的纯收入。同样，地租税不能使地租提高，因为偿还农业主资本及其合理利润后所剩下的纯收入，税后绝不可能大于税前。同样的道理，货币利息税也不能使利息率提高。在同一个国家，一定数量的资本或货币，与同一数量的土地，都应该在税后和税前保持一致。本书的第一篇讲过：普通利润率，由总资本量与使用资本量的比例支配，也可以说是受可供使用的资本量，对必须使用资本来进行的营业量比例的支配。但是资本使用量或使用资本进行的营业量，决不会因为任何利息税而有所增减。如果可供使用的资本量不变，那么，普通利润率就必定与原来保持一致。投资者投资风险和困难的报酬部分，同样会与原来保持一致，因为投资的风险和困难度并没有改变。因此，属于投资者的货币利息剩余部分，也必然保持不变。所以，货币利息看起来和土地地租一样，是能够直接纳税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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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的农业税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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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物的形式交纳农业生产的税赋在人类历史上经历了相当的时期。在很多古代国家中，农业的税赋收入直接影响国家的稳定，是统治者最重视的问题。这幅古埃及陵墓中的壁画描绘的是官吏们正在记录当年上缴到法老谷仓中的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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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地租相比，货币利息是不宜直接纳税的，这有两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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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人所有土地的数量与价值是公开的，通常能够准确确定。而个人所拥有的资本数量则是保密的，并且资本数量很容易发生变动，因此很难准确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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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土地无法移动，而资本却容易移动。土地所有者必定是地产所在国的公民，而资本所有者可以将资本转移到利于自己的国家。如果资本向国外转移，本国的土地地租和劳动工资都会相应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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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资本收入进行课税的国家，大多条件较宽松，不会采取严厉的调查方法，而是采用估算的方法，或多或少地进行征收。这种课税方法极不确定、不公平，只能用极低的税率来征收。因为这样做，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所纳的税比实际收入要低很多，即使别人所纳的税比自己低一些，他也会觉得可以理解，不会太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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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的土地税原打算与资本税采取同一税率。当土地税率为每镑课4先令，即预算地租的1/5时，对于资本税，也要课其预算利息的1/5。现行土地税初行时，法定利息率为6%，因此，每100镑资本就应该缴纳24先令税，6镑的1/5。自从法定利息率缩减为5%时，那么每100镑资本就只缴纳20先令税。土地税的总额，是由乡村及主要的市镇分摊，其中大部分由乡村来分担。市镇分担的主要是对部分房屋的税收。对市镇上的资本或营业所征税的部分，远低于资本或营业的实际价值。但这种估定税额的不公平并没有引起社会动荡。如今，国家逐步繁荣，许多地方的土地、房屋和资本的价值不断提高，然而各地区却依然继续采用原来估定的税额，现在看来，这种税额的不公平已无关紧要了。再加上各地区的税率长时间没有变动，个人的资本税也相对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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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英格兰的大部分土地税额，没有依照实际价值的一半去估定，那么，英格兰大部分资本税额，也就没有依照实际价值的1/50去估定。在很多市镇中，如威斯敏斯特，土地税都是在房屋上征收，但不征收资本和营业税。伦敦则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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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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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奥兰治是拿骚·迪伦伯格伯爵，因沉默寡言而被称作“沉默者”。年轻时他曾是西班牙在尼德兰的执政官，后来大力支持尼德兰反抗西班牙，成为革命的主要领导者、八十年战争领导人之一。荷兰人通常称其为“祖国之父”，荷兰国歌《威廉颂》亦是为威廉·奥兰治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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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哪个国家，都小心谨慎地回避调查私人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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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堡，每个居民都得对政府缴纳私人财产2.5‰的税。由于他们的财产形式主要为资本，所以这项税也可以看做是一种资本税。每年应缴纳的税额由自己估定，并宣誓那是他所有财产总额的2.5‰（但不需要宣布其财产的总额，也不受任何审查），然后在地方官员面前交入国库。缴纳这种税赋，一般都是靠公民的忠诚。因为在此共和国中，人民完全信任地方官员，都觉得赋税是必要的，并且相信他的赋税将会用于国家。这种自行纳税办法，也不仅仅只有汉堡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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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翁德沃尔德联邦，遇到自然灾害等紧急情况时，人民会聚集在一起，如实宣布其财产数额，然后依此进行纳税。在久里奇，法律规定如遇紧急情况，每个人都有义务宣布其收入数额，并依据其收入比例进行纳税。在巴西尔，政府的主要收入来自于出口货物的小额关税。每个市民宣誓每三个月按规定缴纳税款。商人每三个月就在计算单上登记所卖出的货物量，在算出税额后送交国库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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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士各联邦中，市民能够很容易地公开其财产额。但是在汉堡，从事贸易的商人却很怕公开其财产状况。因为他认为这会导致其信用被破坏与企业失败。而那些质朴节约的普通市民则不会有这样的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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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在奥伦治公爵就任总督后不久，对全民财产征收2%的税，即50便士缴纳1便士的税。与汉堡相同，市民自己估算财产，选择纳税方法。因为当时荷兰是刚从暴动中独立的新政府，实行这种税，是为救济国家紧急之需。因为荷兰当时的市场利息率很少超过3%，如果要永远按这个税率征收，人民税负就会过重。如果荷兰政府对一般资本的纯收入征收2%的赋税，也就是说每镑要征收13先令4便士，这样过重的税赋会让人民再也无力支持国家。虽然当国家处于危难时刻，人民为了大局可能会放弃一部分收入，但是不可能长久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