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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菲尔铁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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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菲尔铁塔是资本主义经济繁荣昌盛的象征。它是巴黎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它和纽约的帝国大厦、东京的电视塔同被誉为西方三大著名建筑。1889年，在法国大革命100周年之际，法国人在巴黎举办了国际博览会，展示了他们最引人注目的成果——埃菲尔铁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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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劳动工资直接课税，可由劳动者支付，但是严格地说，劳动者都不用垫支。在课税后，如果劳动需求及食物价格仍然保持课税前状态，那么就和上述情况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工资税以及其他超过这项税额的很多款项，都直接由雇主垫支的。至于最后的支付，根据不同的情况，由不同的人负担。制造业劳动工资因课税而提高的数额，由制造业主垫支。制造业主有权把劳动工资课税的垫支额以及应得的利润，转嫁到货物价格上。因此，工资提高的数额以及利润增加额，最终都是由消费者支付。乡村劳动工资因课税而提高的数额，由农业资本家垫支，农业资本家如果要使用与以前相同人数的劳动工人就必须付出比以前大的成本。为了收回这较大的资本以及其应获得的普通利润，农业资本家就要留下较大部分的土地生产物，或较大部分土地生产物的价值，导致的结果就是农业资本家对地主少付地租。所以，劳动工资提高额及利润增加额，都由地主支付。总之，对劳动工资直接课税，会使地租大为缩减，也会使制造品价格大幅上涨。这比征收一种与该税收数额相等的税，所造成的影响要大得多，比如可以适当地分配：一部分课于地租，一部分课于消费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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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工资直接课税，不会使工资相应增高，那么就是一般劳动需求减少了。农业衰退、就业率降低、土地劳动年产物减少，大概都是征收工资税的结果。不过，劳动价格总是会比没有此税前的劳动价格高。并且这些增加的劳动价格以及由此产生的额外利润，最终都由地主和消费者来垫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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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乡村劳动工资所课的税，不会因此税而提高土地生产物的价格，其原因与农业资本家利润税不会因工资税上涨而提高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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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税虽然不合理，也有很多害处，但是许多国家还在实行。法国对乡村劳动者以及日工劳动所课的贡税，也属于这种税。这些劳动者的工资，是根据他们所在地的普通工资率计算的，并且，为避免他们承受额外负担，每年只按照不超过200日的工资估算。每人所纳的税，依各年度的情形而有所不同，这主要取决于收税员。波希米亚1748年开始变革财政制度，其结果是对手工业者的劳动课征一种很重的税。手工业者按照四个等级来纳税：第一级，年税为100佛洛林，每佛洛林按1先令10便士半来换算，共计9镑7先令6便士；第二级，年税为70佛洛林；第三级，年税为50佛洛林；第四级，年税为25佛洛林。这其中包括乡村手工业者及城市最低级的手工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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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第奇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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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第奇家族在艺术和建筑方面有着巨大贡献，堪称整个文艺复兴的赞助商。乔凡尼·美第奇率先援助马萨其奥并且订货重建圣洛伦佐教堂，科西莫·德·美第奇是多那太罗的好朋友，而从洛伦佐·美第奇开始的几代人都是米开朗基罗最大的客户。在建筑方面，美第奇家族给佛罗伦萨留下了许多著名的景点，其中包括乌菲兹美术馆、皮蒂宫、波波里庭院和贝尔维德勒别墅等。图为美第奇家族的府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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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本书第一篇说过，优秀艺术家及自由职业者的报酬，相对于比较低级的职业来说，占有一定比例。因此，对这些报酬课税的结果，就是使该报酬按照略高于该税的比例提高。如果报酬没有这样提高，那么这类职业就与其他职业不能列于同一地位，从而导致从事这些职业的人数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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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政府官吏的报酬并不总是保持适当的课税比例，其原因在于这类职业并不像其他普通职业者那样受自由竞争的影响。在大多数国家，这种报酬大都高于该职业性质所要求的限度。国家掌权者，对自身乃至其从属者，大都给予超过限度以上的报酬。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官吏的报酬可以课相对较多的税。当大官的人报酬较高，在各国一般都是嫉妒的对象。对他们的报酬课税，即使比其他收入所得税高一些，民众也不会反对。比如，在英格兰，如果按照土地税法是每镑征4先令时，对于年薪过百镑的高薪俸官吏来说每镑征收5先令6便士，是极得人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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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项 其他收入附加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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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其他收入附加税，即是无区别地加在各种收入上的赋税，主要包括人头税和消费品税。这种税收是从所有纳税者各种收入中再次征收而得，无论纳税人的收入是来自地租、资本利润还是其劳动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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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头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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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按照各纳税者的财富收入比例来征收人头税，那是不可能准确的。一个人财富的状态，每天都有所不同。如果不加以细致的调查，或者说至少每年调查一次，那就只有全凭推测。因此，在大多数场合都是依赖税务人员一时的判断，那样这种征税就必然会是任意而不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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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头税不按照纳税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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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妇女使用珍妮纺纱机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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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4年前后，英国布莱克本织工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发明了一种现代机械纺纱机，称为“珍妮纺纱机”。珍妮纺纱机是早期工业革命的核心成果之一，被弗雷德里克·恩格斯誉为“使英国工人的状况发生根本变化的第一个发明”。图中，英国妇女正在使用珍妮纺纱机进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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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收入比例征收，而按照纳税人的身份征收，那就完全不公平了。因为同一身份的人，其富裕程度常常会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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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要使这类税公平，就要使其成为任意的、不确定的；如果是确定的、不是任意的那么此税也就不公平。不论税率是重，还是轻，不确定总会引起不满。对于较轻的赋税，人们也许可容忍这种不公平；但对于重税，一丁点不公平都会引起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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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威廉三世统治时期，英格兰曾实行过各种人头税。大部分纳税者所纳税额，都是根据身份而定的。身份的等差，有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士族、绅士及贵族、长子、末子等。一切行商坐贾，只要财富在300镑以上，都缴纳同样额度的税。考虑他们的税额时，都是从他们的身份角度来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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