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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虽然经济学家经常不屑于认为文化会阻碍经济发展，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文化理念会阻碍进步。莫基尔支持过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理论，该理论认为17世纪的技术变革为一种进步的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6 他恐怕说得很对。那种以理性和科学的态度取代迷信的文化，被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视作对技术进步至关重要，直到启蒙运动才出现。 17 抛开迷信不谈，前工业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未能看到机械化的任何好处。他们和古典时代的哲学家对于技术发展有着相同的文化态度，正如伯特兰·罗素恰如其分的总结：“柏拉图和其他多数希腊哲学家一样认为闲暇对智慧来说必不可少，因此那些必须为了生活而工作的人是没有智慧的。” 18 实际上，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Politics）中写道：“那些过着技师和劳工生活的人无法践行美德。” 19 换句话说，劳动，特别是建造机器所需要的体力劳动，在古典时代的许多伟大人物看来是没有价值的。虽然18世纪英国上流社会的观点与古典时代哲学家们非进步的信仰没什么区别，但中产阶级（或者说生产阶级）的观念发生了更深刻的变化，其核心是宗教信仰的本质的变化。技术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总是复杂又微妙，但毋庸置疑，在前工业时代的欧洲，宗教信仰发生了改变，人们对技术进步的态度随之发生了改变。罗马人和希腊人认为自然是众神之域，使用任何技术手段操控自然都是有罪的甚至是危险的。他们的观点与中世纪的基督教形成了鲜明对比。历史学家们认为，中世纪的基督教拥戴了一个更理性的上帝，故而为未来的技术进步铺平了道路。林恩·怀特解释道：“基督教与古代异教和亚洲的宗教截然不同……它不仅建立了人与自然的二元论，而且始终坚持认为，人们为正当的目的而利用自然是上帝的意志。”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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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无法证明其因果关系，但“如果上帝希望人类飞翔，就会给人类以翅膀”的观点显然在拉丁教会内部遭到了反抗。13世纪的方济各会修士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在作品中曾设想过汽船、汽车和飞机的出现。马姆斯伯里的僧人埃尔默（Eilmer）在尝试使用滑翔机飞行时也没有罪恶感。 21 神职人员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技术发展。对中世纪人们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本笃会的教义强调，工作和生产都是美德，而且能够提供救赎。然而这并不代表基督教总是赞成进步。伽利略支持日心说，这引发了一场著名的论战，他由此成了异端甚至遭到囚禁。这显示出与前面所说的相反的情况。然而，拉丁教会对科学的压迫无疑阻碍了一些创造追求，可是早期的工业化是没有科学基础的。蒸汽机是工业化进程中的后来者。直到19世纪以后，科学才成为经济进步的支柱。莫基尔曾写道：“我们认为，与古典时代工业革命相关的‘工具潮’的许多东西用1600年的知识很容易就能制造出来——但蒸汽动力是个明显的特例。不容置疑的是，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科学对生产性经济来说越来越重要。到1870年之后，随着所谓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到来，科学已必不可少。”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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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关于工业革命开始的时间和地点的解释是：前工业世界的制度更多的是在阻碍而非鼓励发明创造。受到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 C. North）的开创性工作的启发，许多经济史学家认为，直到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后，随着议会权力超过国王，英国才具备发生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 23 在此之前，寻租的王室和其他“经济寄生虫”发现从他人手中直接抽税要比从需要努力工作的生产活动中获得收入更容易。1689年《权利法案》的第4条改变了游戏规则，即英国人只要自己没有同意就不能再被征税。如果没有议会授权，为了给王室提供用度而征税将被视作非法。然而，虽然此事非常重要，但若想要解释为何工业革命会长期缺席，就不仅仅需要找到一个阻碍总体技术进步的评价变量。如上所述，前工业时代的文化和体制并没有阻碍所有的进步。18世纪以前出现了一些重大的技术进步。关键区别似乎在于，光荣革命之前的政府频繁试图阻碍发展取代工人的技术，而工业革命的核心发明正是取代工人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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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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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终有一天会促成工业革命的必需的制度变革是如何发生的呢？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观点认为，新世界的发现开启了工业化的道路。达龙·阿西默格鲁、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罗宾逊已经证明了，一些地方的政治机构对君主制产生了重要制衡，限制了国王的权力，帮助商人们进行促进工业和技术发展的改革，使得大西洋两岸的贸易增长了，商人群体不断壮大。 24 因此，在英国和荷兰这种不那么专制的经济体中，经济增长更快，王室圈子之外的商人群体是贸易的主要获益者。比如在英国，议会成功地阻止了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建立垄断经营的数次尝试，结果，贸易活动主要以个体商户或合伙人的方式来进行。这与王室垄断贸易之风盛行的大部分欧洲国家相反。在葡萄牙，与非洲和亚洲的贸易被王室贸易公司印度之家（Casa da Índia）所垄断。位于塞维利亚的西班牙印度等地贸易署（Casa de Contratación）也为西班牙帝国发挥了同样的作用，其管辖范围内的殖民贸易被卡斯蒂利亚王室所垄断。在法国，商人的政治影响力也遭到了削弱。 25 虽然早期的大西洋贸易使得一些商业群体特别是基督新教胡格诺派这样在王室圈子之外的人变得富有，但拉罗歇尔之围意味着新教最终被路易十四所禁止，导致大部分胡格诺派教徒离开法国。 26 一些国家的议会没能制衡执政者的权力，贸易被王室牢牢地掌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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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和王室之间的权力斗争是诸多社会政治冲突的核心。16世纪70年代的荷兰独立战争、17世纪40年代的英国革命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都是如此。 27 这些冲突在北海国家造成的结果和这类冲突在欧洲其他部分的长期缺失表明，在南欧和中欧，议会的影响力被削弱，而在荷兰和英国，议会的重要性有所增强。经济史学家扬·卢滕·范赞登（Jan Luiten Van Zanden）、艾尔乔·伯林根（Eltjo Buringh）和马尔滕·博斯克（Maarten Bosker）发现，1500—1800年间进行殖民活动的欧洲经历了持续的制度分化期。 28 议会活动在北海国家迅速增长，在欧洲其他地方则有所下降（图4）。法国议会的政治影响力和政治活动在16世纪中期之前一直在增强，但后来国王设法在不经三级会议批准的情况下征税，此后议会的影响力便降低了。西班牙通过新世界的地理大发现（主要是银和金）为王室带来了新的收入来源，降低了征税（需得到议会的同意）的需求。因此，议会就不再非召开不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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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1188—1789年欧洲一些国家议会的活动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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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J. L. Van Zanden, E. Buringh, and M. Bosker, 2012,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European Parliaments, 1188—1789”,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65 (3): 83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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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活动指数指的是每百年议会召集正式会议的次数。如果指数为0，意味着不召集议会。如果指数是100，表明那个世纪每年都召开一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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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系列事件可以解释北海国家议会活动的增加。在荷兰，大西洋贸易带来的商业利益导致荷兰商人和哈布斯堡王室（在荷兰独立战争之前统治荷兰）爆发了冲突，这些冲突在16世纪70年代的荷兰独立战争中达到顶峰。当荷兰议会和北部低地国家三级会议掌握了国家的统治权并建立荷兰共和国时，商人是支持独立的一股主要政治力量，自然而然成了新统治阶级。英国1642—1649年的内战改变了国家制度，议会势力打败了保皇派，查理一世遭受审判并被处以死刑。随后是1688年的光荣革命，英国议会议员与荷兰军队势力结盟，荷兰执政奥兰治的威廉领导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取代了詹姆斯二世。议会在内战中的胜利意味着支持工业发展的议会成员显著增加了。 29 更重要的是，以1689年的《权利法案》告终的光荣革命限制了国王任意统治国家的权力。例如，《叛变法案》（The Mutiny Act）禁止国王在未经议会同意的情况下组建和维持常备军，限制了君主以武力推翻议会的能力。由于国王必须定期召开议会以达成新的协议，议会通过缩短批准国王征税的时间，进一步获得了政治影响力。同时，为防止被国王从内部控制，议会设立了新的预防机制以避免购买席位和选票。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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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操作不仅让政治权力从国王转移到了议会，也使得政治影响力倾向于向商人转移。尽管商人在议会中很难成为多数群体，但随着代表商人和新教地主的辉格党联盟的形成，商人们的利益受到了保护。 31 相比之下，1832年之前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政治权力的土地贵族们并没有对工业革新和机械化做出什么贡献，但至少没有抵制它们。 32 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在于英国作为贸易国家，历史决定了土地贵族们的财富是多样化的，他们甚至能从工业化当中受益。 33 虽然光荣革命标志着地主贵族们缓慢衰落的开始，但直到20世纪早期，上议院仍照顾着他们的利益。因此英国的贵族仍然能够保留一些权力，虽然其他方面的社会和经济力量正在发生转移，但他们较少感受到威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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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表明议会越来越多地采取行动捍卫工商业的利益。人们必须执行契约。财产权被视作高于一切权利。正如1776年亚当·斯密所看到的，“大不列颠的法律让每个人都有安全感，每个人都能享有自己的劳动果实，这一点就足够让任何国家繁荣起来”。 35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体制都有利于经济和技术的发展。穷人受教育的机会有限，也不能担任陪审团成员。即使通过了《1832年改革法案》（Reform Act 1832）和《1867年改革法案》（Reform Act 1867），大部分普通人仍没有政治权利。“贸易是一种零和博弈”这种有缺陷的重商主义学说仍作为经济逻辑指导着议会的许多决策。议会的一些法案禁止了机器出口和工匠移民。议会通过的另一些法案则意在保护英国的商业和制造业免受外国的竞争。虽然那时的英国绝非现代民主国家，也缺乏自由放任经济所具有的许多特点，但英国社会已变得更多元、更具包容性和更勤劳。约翰·洛克（John Locke）在1689年写道：“在我们国家，宽容终于被法律所承认。” 36 人们享受着表达的自由和选择职业的自由，能够从事他们喜欢的任何科学发明。商人们与地主们相处愉快。伏尔泰在英国逗留期间写道：“贵族们年幼的儿子不会看不起商业。内阁大臣汤森勋爵（Lord Townsend）的弟弟就对在城里开公司感到很满意。” 37 18世纪早期在各地游历的丹尼尔·笛福曾这样描述英国商人：“这里的贸易不会违背绅士原则。简言之，在英国从事贸易会塑造绅士：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商人们的子辈或者孙辈就会成为优秀的绅士、政治家、议会成员、枢密院成员、法官、主教和贵族。这就和那些具有最高出身的最古老的家族一样了。”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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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形在北海国家以外的地方闻所未闻。环顾欧洲大陆，除荷兰共和国外，其他国家的工业和贸易都是由王室控制的。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商人阶级的相对影响力最为明显。例如在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财政大臣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认为工业发展需要国家支持，这对于将国家从破产的边缘拯救回来也至关重要。为了经济增长和让法国在奢侈品生产领域实现自给自足，柯尔贝尔在1665年建立了王家镜子制造厂（众多国营工厂之一），目的是取代来自威尼斯的进口货。在法国的玻璃制造业站稳脚跟后，威尼斯玻璃就遭到了禁止。检查员们制定的统计分类法把制造商分成了三类，它显示了王室极大的影响力。第一类是由王室财政资助的国家工厂：这些工厂主要生产仅供王室使用的奢侈品。例如著名的戈贝林工厂就雇用了大量手工匠供王室差遣，他们装饰凡尔赛宫、圣日耳曼城堡和马尔利城堡。第二类是王家制造厂，这些制造厂是受国王的正式邀请，在指定地区生产大众消费品的私有企业。最后一类是特权制造厂，它们享有生产和销售特定商品的王家垄断经营权。所有这些行业都不存在竞争，也没有机械化，它们的生存全靠王室的支持和赞助。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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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君主们不仅没有鼓励工业发展，反而积极地阻碍其发展。神圣罗马帝国末代皇帝、1835年以前的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二世（Francis Ⅱ）显然很害怕技术进步带来的政治后果，因此尽可能地保持农业经济。他担心的主要问题是工厂会取代家庭体系中的工人，使穷人们集中到城市并组织起来反抗政府。为避免这种来自下层的威胁，1802年弗朗茨二世禁止在维也纳建设新工厂，直到1811年都禁止进口和采用新机器。当建造蒸汽铁路的计划被放到他面前时，他回复道：“不，不，我不会和这些东西扯上关系，否则我的国家可能会发生革命。” 40 因此在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区域，很长一段时间里铁路车厢都是由马拉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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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尼古拉一世同样担心机械化工厂在俄罗斯帝国的推广会动摇他的统治。为了延缓技术进步的过程，他禁止了工业展览。1848年一系列革命在欧洲爆发后，他颁布了一项新的法律，限制了莫斯科的工厂数量，明令禁止使用新的纺织机器和铁器铸造厂。 41 如同在神圣罗马帝国一样，铁路不仅被视为一项革命性技术，对革命来说也是一项使能技术。因此，1842年之前修建的唯一一条铁路连接着圣彼得堡和位于皇村与巴甫洛夫斯克的皇帝住所。甚至俄国报纸中关于铁路的信息都要经过审查。工人的流动和信息的传播不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俄国精英们对机械化工厂感到恐惧无疑是正确的。1895年《纽约时报》的记者在圣彼得堡有如下报道：“拉费尔姆的香烟厂引进机器，在周六引发了一场严重骚乱。员工们认为机器会取代他们大多数人的工作，于是捣毁了机器，将碎片扔出了窗外。”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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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第一章提到，英国政府长期以来都在试图阻挠取代技术的传播。甚至到了17世纪，查理一世还发布公告禁止推广起毛机。但在光荣革命后，事情发生了变化。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写道：“如果是在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英格兰，帕潘（他的蒸汽机被富尔达的船夫们砸坏了）可能会面临同样的敌意，但在1688年后，一切都改变了。事实上，若船没有被毁，他原本打算开船去伦敦。” 43 无疑十分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君主们阻碍取代技术的例子在1688年之前还数不胜数，但后来就很难找到了。部分原因在于光荣革命以后，议会和竞争的加剧削弱了行会的势力。虽然直到《1835年市议会组织法案》（Municipal Corporations Act of 1835）的颁布，英国才正式禁止行会，但早在此前行会的成员就在流失，势力也在变弱。前文讨论过，如果技术能增强行会成员的技能，行会就不会抵制技术发展。但当技术威胁到行会的成员，可能使行会成员被淘汰时，就会遭到抵制。工业革命主要以取代工人的机器为基础，因此削弱行会力量是工业革命的一个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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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变得更加一体化，这种情况自然会发生：行会的影响力仅限于他们所在的城市，而随着城市之间竞争加剧，行会的政治影响力也在变小。剪切工行会曾是羊毛行业最强大的行会之一，成功地保障了其成员的高工资。通过请愿和暴力活动，他们在长达数十年里成功阻止了将起毛机引进到英国西部。然而接踵而至的竞争改变了游戏规则。在威尔特郡和萨默塞特郡，行会长期以暴力反抗起毛机的推广。但随着他们的生意输给了格罗斯特郡，反抗终于停止了。格罗斯特的剪切工们发现，通过使用工厂，他们能以更低的成本进行生产和扩大业务范围。 44 伯明翰和曼彻斯特这种以前是乡村后来发展为新城镇的地方，也从行会的规章制度中解放了出来，自然而然成了工业革命的引擎。 45 从更广泛的层面来说，针对1620—1823年存档的4212项专利的统计分析表明，在英国，越是更多地接触外部竞争的地区，在新技术上的投入也越多。 46 最关键的是，技术进步的本质也发生了改变。经济史学家克里斯汀·麦克劳德（Christine MacLeod）查证了1663—1750年间存档的505份专利文件后发现，极少有技术是为取代工人而被发明的。据说大约45%的专利的目的在于提高工人的技能，另外37%在于节约资本。只有2%的专利是用于节省劳动力的。然而在1750—1800年间，省力技术所占的比例上升了四倍。 47 毫无疑问，发明家们长期以来都在隐藏发明省力技术的想法，就是因为担心遭到抵制。然而，取代技术的激增为英国手工业行会的衰落提供了额外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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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中国的行会（公所）存在的时间更长，而且几乎不受约束地控制手工艺。 48 中国的行会比欧洲的更有影响力，而且会定期用他们的势力强行限制取代工人的技术。当时的观察家丹尼尔·J. 麦克戈万（Daniel J. Macgowan）在1886年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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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当地的商人从伯明翰进口了大量黄铜薄片，提供给生产者来打造黄铜器皿。这造成了一些铜匠失业——这些人以前的工作是把此前进口的厚黄铜片捶打成薄片。为避免帝国最嘈杂的城市中最吵闹的阶级发动暴乱，这些金属被退回到了香港。除此之外，一位来自美国的华裔进口了一些高效的缝纫机，为中国的上层阶级缝制毛毡鞋底。然而当地的鞋匠们（圣克里斯平的子嗣）捣毁了机器，选择用父辈的方式继续生产鞋子。那个具有创业精神的中国人则穷困潦倒地回到了香港。几年前，一位开明的中国人建立了蒸汽棉纺厂，但由于棉花种植者不供应棉花，这种简单的计划也落空了，工厂也就毫无用处了。来自法国的缫丝厂不仅能节约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也提高了丝绸产量和质量。这些工厂在广州成功了一阵子后，被中国的资本家引入到养蚕地区，不料被乡下人彻底捣毁了。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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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害怕社会动乱，中国的当权者选择支持行会。1876年，一份发往位于伦敦的外交部的报告着重强调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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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1875—1876年］有人尝试在这个港口城市［上海］建一座蒸汽棉纺厂，用当地种植的棉花生产棉制品……这与中国人目前正在制造的商品类似。……但这座工厂的英国产机械设备和蒸汽机拥有优势。……当中国的报纸逐渐了解这家公司以后，棉布行会变得十分惊慌。因此，支持这一项目的本地人退缩了。不幸的是，一项传言在当地人——特别是手工织布工人——中间传开了，即建厂的方案一旦得到实施，手工织布行业马上就会终结。于是，行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大意是禁止人们购买机器制造的衣服。……当地的官员们担心人们发动暴乱，于是都拒绝支持建厂计划。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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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取代技术的抵制和公所的长期存在也可以解释中国工业化的姗姗来迟。与英国相比，中国的城市更为分散，这意味着城市之间竞争更少，公所的权力受到的威胁也更小。因此经济学家克劳斯·德斯梅特（Klaus Desmet）、阿夫纳·格赖夫（Avner Greif）和斯蒂芬·帕伦特（Stephen Parente）认为，当18世纪英国城市之间的竞争削弱了行会势力的时候，中国的缺乏竞争意味着它的工业化要在200年后才会发生。届时中国才会融入世界经济。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的时候，英国要求开放5个所谓的通商口岸在中国开展对外贸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年，中国的通商口岸数量增加到了近100个。对外贸易带来的竞争使得中国技术落后的事实愈发明显了。到了20世纪初，中国从西方引进了许多节省劳动力的技术。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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