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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的重点不在于解释不同的工业化路径。追赶型增长与那种通过将技术前沿拓展至未知领域所带来的增长总是不同的。 4 第二次工业革命始于19世纪70年代，此时美国取代英国成了技术领导者。这意味着要想追踪技术前沿，我们今后就必须重点关注美国的经验。关键问题是，为什么对机器的反抗结束了？诚然，福利国家的兴起使得失去工作的体验变得不那么残酷了。但直到1930年，美国的福利支出（包括失业补助、养老金、医疗保险和住房补贴）也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56%。 5 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促进了福利国家的兴起。当然，卢德主义情绪的相对缺失可能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工人们选择加入工会，为更高的薪酬、更好的工作环境而奋斗。前工业时代的手工业行会认为某些技术会威胁行会成员的技能，他们会强烈反对这些技术。与之不同，工会工人们并不会朝机器发泄怒火。虽然美国也许有着工业世界最暴力的劳动史，但19世纪70年代以后，工人们很少（如果有的话）将目标对准机器。为什么？我会在后续的章节中阐述其理由：人们开始认为技术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虽然很难证明这是造成卢德主义情绪在整个20世纪相对缺失的理由，但若脱离由于技术进步而发生在劳动人民身上的实际情况，这种缺失就更难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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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新技术能摧毁工作机会，也能创造全新的工作机会，或彻底改变那些在纸面上看似完全相同的工作的性质。如上所述，如果技术变革是取代型的，那么仅凭生产率的增长可能无法抵消技术给就业和收入带来的负面影响。相比之下，使能技术不仅能提高生产率，同时也让劳动者们能够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从事全新的行业和岗位。经济学家米歇尔·亚历克索普洛斯（Michelle Alexopoulos）和乔恩·科恩（Jon Cohen）在一项重要的研究中发现，美国在1909—1949年间的伟大发明绝大部分是使能技术。随着新工作的出现，另一些工作显然被毁了。但整体而言，新技术大幅增加了就业机会。事实上，一些巨大的新兴行业出现了，它们包括汽车、飞机、拖拉机、电器、电话、家用设备的生产，这些新行业创造了大量新工作岗位。随着技术的神秘力量继续发展，岗位空缺增加，失业减少。 6 亚历克索普洛斯和科恩考察的技术都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技术。他们证明了，与其他技术相比，内燃机和电力在创造就业机会这一点上起到了更大的作用。节省劳动力的机器对生产率也有着相似的影响，但它们没有像电力和内燃机那样大规模地促进就业。这说明电力和内燃机也让工人得以从事以前难以想象的工作。因此，经济学家们得出结论，这是一个技术为劳动者的利益而服务的时代。达龙·阿西默格鲁和帕斯夸尔·雷斯特雷波写道：“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技术变革和组织变化很好地揭示了新任务……的重要性，它们导致了新的劳动密集型任务的产生。这些任务为那些工程师、机械师、修理工、管理员、后台工作人员和那些参与新技术引进和操作的管理人员创造了工作机会。”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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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由使能技术创造大量新型高薪工作岗位的世界里，即使取代技术对劳动者来说也没那么糟糕了。虽然20世纪的劳动力市场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动荡，但这一时期的绝大部分工人仍有望获得成功。美国的工厂创造了越来越多半技术性工作岗位，就算是那些已经失去工作的人也能在这里找到大量工作机会。人们能够摆脱田间的苦差事，寻找更轻松、酬劳更高的工厂工作。实际上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许多人不是被取代技术赶出了农场，而是被吸引到了烟囱城市（smokestack city），城市工作报酬更高、工作条件更好。与此同时，家庭的机械化使得妇女们放下没有报酬的家务，转而从事有报酬的办公室工作（见第六章）。当然，一些农夫、铁路报务员、电梯操作员、码头工人等成了输家。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意味着人们可替换的工作选择更少，这引发了对机器的担忧。然而即使是那时，我们看到的19世纪那样的工人抵制机器引进的事件也没有发生（见第七章）。对劳动者来说，机械化的好处太大了。制造业持续扩张和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使得绝大多数人能转换到酬劳更高、危险系数更低的工作中去，普通美国人成了进步的主要受益者（见第八章）。诚然，随着工人工资的提高和工作条件的整体改善，劳资关系很可能在缓和过渡上发挥了作用。福利国家的出现也降低了失业的残酷性。此处的关键并不是要淡化社会发明的重要性，关键是技术本身让每个人都过得更好了，以至于卡尔·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成了强大的中产阶级。因此，劳动者们的理性反应是允许机械化发展，同时将技术强加给劳动者的调整成本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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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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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第二段引言出自P. Zachary, 1996, “Does Technology Create Jobs, Destroy Jobs, or Some of Both?,”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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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 Horn, 2008, The Path Not Taken: French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50–1830 (Cambridge, MA: MIT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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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普鲁士的行会限制，参见T. Lenoir, 1998, “Revolution from Above: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Creating the German Research System, 1810–1910,”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8 (2): 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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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普鲁士的教育和工业化，参见S. O. Becker, E. Hornung, and L. Woessmann, 2011, “Education and Catch-Up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3 (3): 9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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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追赶型增长，参见A. Gerschenkron, 1962,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 Book of Essays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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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 H. Lindert, 2004, Growing Public, vol. 1, The Story: Social Spen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Sinc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abl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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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 Alexopoulos and J. Cohen, 2016, “The Medium Is the Measure: Technical Change and Employment, 1909-1949,”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8 (4): 792-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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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D. Acemoglu and P. Restrepo, 2018b, “The Race between Man and Machine: Implications of Technology for Growth, Factor Shares, and Employ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8 (6): 1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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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陷阱：从工业革命到AI时代，技术创新下的资本、劳动与权力 第六章 从大生产到大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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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6年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访问英国时，美国还是一个技术落后的年轻的共和国。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机是当时的技术奇迹，也是英国技术相对进步的证据。“简单、伟大，可能会带来广泛的影响”，杰斐逊对蒸汽机如此评价道。 1 蒸汽机最终也在美国产生了显著影响。1831年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游历北美时曾惊叹道：“世界上没有哪里的人像美国人这样，在贸易和制造业领域取得了如此快速的进步。” 2 一度落后的美国在某些领域正迎头赶上，而在另一些领域很快就会取得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在1867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上，人们已普遍认可了美国的技术进步：从电报机、机车、缝纫机到收割机和割草机，美国人的许多新技术获奖。全世界专利数量自1851年的万国工业博览会以来，在半个世纪里扩大了13倍，专利申请数量几乎每年翻两番。因此在1900年，爱德华·W. 伯恩（Edward W. Byrn）在专利局调查近期的技术进步时观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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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人类智慧和资源的巨大浪潮，规模惊人、种类繁杂、思想深远、成效卓著，以至于人们在努力扩展视界、欣赏技术进步的过程中，大脑甚至会感受到紧张和局促……随着发电机的出现，电力已经在全世界商业活动中占据了一个新的、更广阔的空间。电力使汽车运转，让电灯发光，电镀金属，驱动电梯，电死罪犯；它以沉默而有力的方式，秘密而迅速地为我们做着其他无数事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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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和内燃机是19世纪的通用技术，它们不仅影响了工业的方方面面，还改变了普通人的生活。在1879年的新年夜，卡尔·本茨（Karl Benz）成功试验了气燃机，刚好就在10周前托马斯·爱迪生发明了电灯，这是经济史上最伟大的巧合之一。 4 因此，如果说工业革命的奇迹之年是阿克莱特和瓦特各自为自己的决定性发明取得专利的1769年，那么1879年可被视为第二次工业革命象征性的开端。然而，我们不应过分夸大爱迪生和本茨的个人成就。这些成就是改变工业的创新大潮的一部分，并在批量生产（大生产）时代到达巅峰。正如美国商人爱德华·法林（Edward Filene）指出的那样，大生产之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正如工厂制对于第一次工业革命一样重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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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的电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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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总是将批量生产与福特汽车公司联系在一起。亨利·福特（Henry Ford）和他的工程师们的成就不仅在于开发了一款革命性的交通工具，还在于成功利用电力部署了一套先进的生产系统。在T型车出现之前，我们的词典里甚至都没有“批量生产”（mass production）的概念。到1928年，福特在密歇根州鲁日河旁开设综合性厂房时，这个概念已经广为人知。虽然直到福特的发言人威廉·J. 卡梅伦（William J. Cameron）以亨利·福特的名义在《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批量生产”才首次得到精准定义，但在这篇文章出现前，它已有了一些吸引力——1925年，《纽约时报》就发表过一篇题为“亨利·福特解释批量生产”的周日专题报道。卡梅伦代写的那篇文章辩称，批量生产是美国人的发明。根据福特自己的定义，零件装配必然需要完全淘汰手工劳动。这一判断是正确的。 6 和英国工业革命的工厂制一样，批量生产也是一个技术事件：它需要机床工业生产可互换零件，还需要电动机来驱动机器。如果没有这两项发明，普通美国人需要的新产品和工具就不可能以足够低的成本被大量生产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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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批量生产是工厂制的延伸，只不过它采用的技术更新、更好。正如历史学家戴维·霍恩谢尔（David Hounshell）所提出的那样，批量生产始于南北战争前的美国。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塞缪尔·柯尔特（Samuel Colt）、艾萨克·辛格（Isaac Singer）和塞勒斯·麦考密克（Cyrus McCormick）通常被视作所谓的美国制造体系的先驱。这一体系的特点在于，复杂的产品可以由批量生产、各自独立的可互换零件组装而成。这一体系的优越性在1851年的伦敦万国工业博览会上得到了普遍认可。一位参观者观察到：“几乎所有的美国机器都做到了全世界热切希望机器能做的事情……最令人激动的是塞缪尔·柯尔特的转轮手枪，它不仅杀伤力很大，而且是由可互换零件组合而成的。这种方法极具特色，被称作美国体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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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可互换零件这一概念能算是一种发明的话，它也不是美国人的发明。18世纪20年代瑞典工程师克里斯托弗·波勒姆（Christopher Polhem）使用可互换零件制作了一座木质时钟。美国工业的成就在于设计出了足够精准的机床，使得可互换零件的统一批量生产成为可能。零件要想做到可互换，就必须一模一样。只有通过不断改进机床，人们才拥有大批量生产统一零部件的能力。最终进入福特工厂的大部分机器技术都起源于枪支生产，机床行业正由此孕育而来。 8 柯尔特的格言“没有什么是机器不能生产的”勾勒出了福特后来的实践原则。 9 柯尔特的格言建立在对机床的信赖之上，但这种信赖当时并未得到广泛认同。1854年，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国议会组成了专责委员会调查最便宜的武器生产方式。在小型武器能否由机器生产这一问题上，美国体系自然是一个切入点。曼彻斯特的机床生产商约瑟夫·惠特沃思（Joseph Whitworth）是受命向委员会提供证据的专家之一。他参观了美国大约15座城市的制造企业。惠特沃思显然对所见所闻印象深刻。他在报告中写道：“每当机器可以代替体力劳动，人们就普遍自愿采用它。”惠特沃思并不认同柯尔特“一切都可以机械化”的观点。他对委员会辩称，我们永远都会有手工技术活的需求。惠特沃思和柯尔特的关键分歧在于零件的可互换性。柯尔特认为机器能够大量生产统一的零部件，不需要人工使它们达到精确统一。相反，惠特沃思坚称机器生产的精确统一是不可能达到的，因此要达到特定的目的，总需要手工调试。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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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来说，巨大的技术飞跃是罕见的，那句格言从被柯尔特说出到被福特证明为正确，已过去了半个世纪。福特首次证明，成本最小化和生产最大化的策略可以带来利润最大化，它能让公司开拓一个看似无限的消费市场。然而正如霍恩谢尔指出的那样，这一策略需要更好的机器生产统一的零件。福特的工程师们对可互换零部件的不一致导致的装配问题一清二楚，因此把精度作为对机床的首要要求，并为此制造了一些特殊的机器。“每个人都知道福特的机器是世界上最好的”，当时一位权威人士对这一问题评论道。 11 福特的任何一个装配部门都不需要手工校准。1908年出厂的T型车是第一款符合这些标准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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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挑战就是零部件的组装了。这个问题在连续的移动装配线生产中得到了解决。在移动装配线上，工人们保持静止，零部件朝工人移动。电贯穿整个工厂，提供光亮，驱动机器，这是移动装配线存在的前提条件。电力引发了一场彻底的生产重组。1913年，在密歇根州底特律北部的高地公园，移动装配线开始运行。它成功利用了所有这些新技术。电动机使得人们可以使用精确度更高、速度更快的机器；电动起重机减少了搬运和托运过程中的劳动力要求；电灯有助于完成精准工作；电扇让工厂环境更健康，温度更宜人。最重要的是，电力提供的灵活性让工厂可以不断重新配置、加快生产。1913年，组装一辆T型车需要花费大约12个工时。一年后，组装一辆同样的车只需要1.5个小时。在生产单个零部件时，电力也像这样节省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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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许多工厂在1900年以前就已实现电气化，但早期的电力主要用于照明。1882年，爱迪生的纽约珍珠街发电站开始运行。从那时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家庭照明成本下降了90%，这归功于质量更好的灯泡和不断得到改进的发电与输电技术。虽然灯泡带来的好处很难量化，但相比煤气灯，它无疑有着明显的技术优势。电的使用降低了工厂的空气污染程度，让工作环境更健康。通电也降低了火灾的风险，进而降低了火灾保险的成本，使工作场所变得更安全。此外，更明亮的光线提高了精确度，使得可互换零件保持高度一致，进而淘汰了手工校准的步骤。简而言之，电力出于各种原因造福了企业和工人。有报告显示，随着电灯的使用，工人因病缺勤的情况减少了50%。因此，当美国政府印刷办公室允许工人们在电灯和煤气灯之间作出选择时，所有人都选电灯也就毫不奇怪了。 12 在你能想象的任何领域，电力的优越性都是压倒性的。正如美国政府印刷办公室的一名电气技师指出的那样：“对于出版印刷工作来说，从传动带蒸汽驱动转换到单个电机驱动的优势不仅在于节省了动力，还在于工作级别更高，损坏的纸张更少，员工房间更清洁、更健康，机械维修更少。最重要的是，在产量提高的同时，印刷机的价值却没有因高速运转而减少。此外，从来不会出现动力故障，也没有一台电动机熄火。实际上在这个办公室，这种不受动力中断影响的自由是从未有过的。”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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