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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面临着统计上的挑战，但当代经济学家们在技术失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虽然是暂时性的。保罗·H. 道格拉斯（Paul H. Douglas）、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和雷克斯福德·G.特格韦尔（Rexford G. Tugwell）都认为，劳动力市场僵化正在阻碍工人的再就业：在不同地点间迁移的费用、再培训的人力消耗和失业的心理压力都使得工人难以适应，调整成本也很高昂。为了缓和这种状况，道格拉斯反对拥有房产，也反对过于狭隘的教育专业化，他主张建立某种形式的失业险，成立联邦就业机构。他认为若没有这些政策，“劳动者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抵制和反对绝大部分提高工业效率的尝试”。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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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说经济学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公共话语。很少有经济学家（如果有的话）认为使进步放缓是一个好主意。然而，失业工人研究和经济萧条的程度确实促进了一些政策的推行，这些政策以20世纪的标准来看是非常规的。20世纪美国最大的例外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当局，它试图让机械化进程慢下来。在国家复兴管理局颁布的280条规定中，有36条包含限制安装新机器的内容。 15 政府太关注取代工人的技术，错过了当时许多先进的使能技术。米歇尔·亚历克索普洛斯和乔恩·科恩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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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罗斯福当局十分关注劳动力被新技术取代所造成的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它关注制造业创新的结果。如果政府能以更广阔的视角，观察与汽车和电力进步相关的新产品的快速增长，它就会更乐观地看待新技术给就业带来的影响。政府甚至可能会接受这一观点：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席卷美国的工具潮实际上阻止了糟糕的局面变得更糟。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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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只有当人们不再忧心于失业问题的时候，辩论才会终止。直到1940年，罗斯福还在国情咨文中警告美国人必须“开始更快地找工作，不能让新发明把他们甩在后面”。 17 珍珠港袭击和美国参战使得关于机器问题的讨论平息了下来。要想打败轴心国，就需要所有美国人全力工作，他们也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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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机器问题只是暂时消停了而已。一开始，人们数次尝试将计算机应用在工作场所，在新闻媒体上引发了“自动化可能威胁工作”的恐慌。朝鲜战争之后的三次经济衰退造成的失业率激增也促使人们将自动化和失业联系起来。罗伯特·索洛在回顾1965年时说：“无论何时，只要技术迅速变革和高失业率同时存在，人们就不可避免会将它们联系起来。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技术性失业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也就毫不奇怪了。而如今，这场辩论又开始了。” 18 如上所述，关于技术失业的辩论实际上在大萧条之前就开始了。然而20世纪人们对机器的忧虑显然是周期性的，这一次则是随着朝鲜战争后的失业率上升而出现的。尽管我们很难发现这些辩论在本质上有什么进展，但词汇见证了技术的进步：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讨论集中在了“自动化”这个新的流行词上。 19 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技术失业”一样，“自动化”及人们对它的不满成了战后那些年的标志性主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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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针对自动化给就业带来的影响，美国展开了第一次全面调查，来自工人群体、企业和政府的26位代表在国会专门委员会上作证。 20 委员会总结道，“美国经济的方方面面都接受并欢迎进步、变革和生产率的提高”，但“没有人敢轻视或否认一个事实，那就是许多人在适应这一变化时会经历个人的精神和物质层面的痛苦”。 21 在听证会期间，没有人建议采取措施限制机器的使用，甚至都没有人对自动化提出异议。相反，证人们敦促国会更加关注因失业而出现的社会问题，并特别指出年龄大的工人尤其难以找到新的更好的工作。工会代表们表达了传统的诉求，希望通过提高工资、缩短工时和降低退休年龄让工人在日益增长的国家生产率中占有更大份额。但劳工部长詹姆斯·P.米切尔（James P. Mitchell）做出了回应：“我再重复一遍，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技术的新阶段会导致一次压倒性的重新调整。科学和发明在持续地开辟工业扩张的新领域。虽然正在衰落的、传统的产业中工作机会可能减少了，但充满生机的新产业正不断拓宽我们的视野。”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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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动化的辩论远远超出了美国的范围。1957年，在国际劳工组织的第四十届年会上，自动化是所有人心中的话题。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戴维·A. 莫尔斯（David A. Morse）就这一主题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正如威廉·格林说机械化在20世纪30年代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如今的发展速度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快一样，莫尔斯认为：“没有人能说自动化是新鲜事。机器的生产率在许多个世纪里一直在提高人类的生产率。也许自动化能称得上‘新鲜’的地方就在于它加快技术变革速度的倾向，增加了社会进步的机会，也将随之而来的社会问题积累了起来。” 23 与20世纪30年代一样，人们认为由于技术变革逐渐加快，20世纪50年代会有所不同。莫尔斯还指出，如果自动化意味着被取代的工人找不到其他工作，那么人类的悲剧就出现了。但总的来说，他对人们将有机会见到“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社会”持乐观态度。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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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辩论中，不出所料，人们会更关注那些降低劳动者议价能力的取代技术，但是事情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就拿电梯操作员来说，在1945年9月24日的总罢工中，电梯操作员的罢工几乎使得曼哈顿1500栋办公楼完全空了。大厅里和人行道上挤满了人，只有少数勇敢者尝试攀爬那些最高的摩天大楼的无尽的楼梯。这种混乱带来了巨大代价，对商业也无益，使用自动电梯似乎是确保这种事情不会再次发生的最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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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用自动电梯取代人工操作的电梯需要得到公众认可。许多人在第一次得知这种情况时感到很恐慌，他们觉得自动电梯可能将他们悬在几百米的高空，没有操作员为他们的安全负责。这种担忧如今看来似曾相识，和当下关于无人驾驶汽车的讨论很相似。但正如现在的人类驾驶员一样，电梯操作员也并非不会出错。伤亡事故很频繁，据报道纽约市有几名操作员遭遇了致命的事故。第七大道的一名电梯操作员由于电梯“突然启动，将他夹在了电梯门顶”而死亡。另一起事故发生在布朗克斯，一名操作员“被卡在了电梯和门之间”。 25 一些人试图阻止自动电梯的推广，但1952年电梯行业协会发布的一份报告得出的结论对此做出了回应：自动电梯比人工操作的电梯安全五倍。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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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车和出租车司机的工作何时会消亡还有待观察。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人们认为电梯操作员很快将成为遥远的回忆，这显然是对的。1956年《纽约时报》预测“电梯操作员可能会和路上的马车夫及有轨电车司机一样被人遗忘”。 27 据估计，那一年仅在纽约就有43,440部电梯（占美国正在运行的电梯的约五分之一）搭载了1750万乘客，总运行距离相当于地球到月球距离的一半。但据报道，1950年纽约市还有3.5万名电梯操作员，到1963年只剩约1万名了。帝国大厦是当时仍由人工操作电梯的地方之一，但有篇文章提到将有200万美金的投资被用于削减与电梯操作员的工资、养老金计划和病假相关的运营成本。克莱斯勒大厦的52部电梯中已有48部被换成了自动电梯。三分之二的电梯操作员经过再分配，成了搬运工和杂工，剩下的三分之一则只能重新找工作。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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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动化焦虑在很大程度上与计算机有关。正如1961年亚伯拉罕·拉斯金（Abraham Raskin）所写的那样：“在劳动者的脑海中，最大的恐怖就是有人宣称一台计算机能完成75台现在使用的最大的计算机完成的工作……当计算机开始造成其他计算机失业时，人们确实应该开始担心了。” 29 我们将在第九章中看到，正如今天的人工智能时代，20世纪60年代的第一代计算机并没有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任何有意义的影响。实际上，直到20世纪80年代人们才开始察觉到计算机对就业的影响。即便如此，在计算机引入的早期，大部分评论的关注点也都集中在了对它们会造成大量美国人失业的担忧上。这些担心触及了政府的核心，有些国会议员担心计算机会取代政府员工，这将危及给予政客工作以表彰他们的服务的做法。用C. P. 特鲁塞尔（C. P. Trussell）的话来说，由于机器能更好地完成统计工作，政治家们在“想要提高效率和担心任命系统被破坏”两种想法之间犹豫不决。国会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1960年众议院成立了一个由密歇根州国会议员约翰·莱斯金基（John Leskinki）主持的专门委员会，委员会建议应当向那些可能失业的工人给出充分的告知，让他们接受再培训以操作新机器，使他们具备足够的技能保住工作。在就业净减少的情况下，专门委员会也建议暂停招聘，让失业工人获得空缺职位。不过，委员会并未提出任何减缓计算机推广的主张。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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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60年代的总统大选中，参议员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在底特律的一次集会上就自动化的困境发表了一篇激动人心的演讲。他的观点和1927年劳工部长戴维斯的说法很相似，传达的信息也直截了当。肯尼迪说，正在来临的自动化革命“有望给美国的劳动者和财富带来新繁荣。但它也会带来产业混乱、失业率提高、贫困加剧的风险”。 31 肯尼迪成为总统后，他的劳工管理政策顾问委员会在1962年发布的第一份正式报告宣称，“很明显，失业是由自动化和技术变革带来的裁员造成的”。但它又补充道，“根据现有的可用数据，我们不可能分离出由这些原因造成的失业”。 32 虽然这份报告非常谨慎，但肯尼迪并没有因此而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在1962年的一场记者招待会上，当有记者问他“你觉得自动化这个问题有多紧急”时，他回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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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事实是，为了给那些被机器取代的人和即将步入职场的人提供工作，我们要在整整10年里的每周增加2.5万份新工作，这对我们的经济和社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但如果经济能够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增长，我们就能吸纳很多男女劳动力。但我认为20世纪60年代国内的主要挑战在于，在自动化取代劳动力的时代保持人们的充分就业。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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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肯尼迪遇刺的悲剧也并没有中止关于自动化的讨论。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上任后不久就成立了国家技术、自动化和经济进步委员会。和肯尼迪一样，约翰逊也不反对自动化。他在签署成立这个委员会的法案时说：“技术既创造了机会，也给我们带来了责任。”他既看到了让生产率增长加快的机会，也看到了我们有责任确保没有工人和家庭“为进步付出不公平的代价”。他认为“如果我们往前看，如果我们明白将发生什么，如果我们在对未来做出合理规划后，明智地设定路线”，自动化可能成为“给我们带来繁荣的盟友”。 34 这个委员会在1966年发表的大部分报告都致力于调查“技术变革是造成失业的主要原因”和“技术最终会消灭大部分工作岗位，如今的劳动者中大部分人的工作都会由机器自动完成”的忧虑。 35 然而，与肯尼迪的劳工管理政策顾问委员会不同，约翰逊的委员会认为1954—1965年的持续失业不是自动化造成的，这一结论得到了一些实际分析的支撑。该委员会宣称：“朝鲜战争后的几年里失业率普遍居高不下，这不是技术进步加快的结果。它是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的增长和对总需求的反应不充分这三者相互影响的结果。” 36 尽管得出了这一结论，但委员会还是认为自动化的破坏性很强，因此他们建议政府作为最后的雇主，扩大免费教育，引入最低收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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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技术失业的辩论有很多相似之处。正如20世纪30年代的国家研究项目一样，20世纪60年代的委员会意在调查技术在失业中扮演的角色。虽然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更具说服力，但二者都没能平息争论，也没能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一样，终止1940年时人们对技术失业的担心。1965年，另一场战争有效地终止了自动化辩论。正如沃洛尔所写的那样：“自动化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直是受到热议的问题。直到越南战争期间，失业率下降到了4%，此后‘自动化’才逐渐从流行出版物中的日常话题之中退出来。”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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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部分评论和学术研究都对工人们面对技术进步时的感受缺乏理解。我们已经了解到，典型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工人用各种方式表达了他们的诉求。他们向议会请愿，敦促议会阻止取代工人的技术的推广。他们用小说和诗歌表达他们的失望，也用暴力反抗过机器的推广。尽管像威廉·格林这样的工会领袖的情绪表明，20世纪的工人没有兴趣阻碍技术进步，但在讨论技术失业的时期，基本没有直接证据能反映工人对待机械化的态度。大萧条时期人们写给罗斯福政府的信件是非常罕见的一类信息源。其中包括一些普通公民的政策建议，能让我们深入了解美国民众的担忧。近期，沃洛尔将其中的800封信作为样本，对其中的小部分建议进行了分类。 38 最常见的是用于提高消费者购买力的计划，包括实施最低工资、价格管控、政府贷款、抚恤金或失业保险计划以及直接创造就业机会。另一些计划则意在通过支持扩大各种类型的项目来带动公共就业。然而，也有些民众支持政府出台政策来限制引发失业的力量：有5%的信件呼吁对节省劳动力的机器的发展进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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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沃洛尔选取的样本可能没法代表美国民众，但它确实表明，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也几乎没人相信限制机器会是好主意。然而，这点有限的证据并没有揭示那些直接被技术进步所影响的工人们对技术进步的看法。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学家们为了了解工人们对待机械化的态度而展开了大量研究。他们的发现印证了本书的直觉：工人们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适应技术的情况。比如，威廉·方斯（William Faunce）、埃纳·哈丁（Einar Hardin）和尤金·雅各布森（Eugene Jacobson）发现，为大型公用事业机构安装IBM 705计算机那段日子“对许多人来说是一段增长期，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失败和幻灭期。这一变革对那些小员工和主管们来说是严格的考验，但对更有经验、更有能力的人来说，它却提供了更多发展和证明自己的工作潜力的机会。对一些雇员来说，工作机会与职责的流失与混乱是很严重的问题”。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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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厂里也有过相似的研究。弗洛伊德·曼（Floyd Mann）和劳伦斯·威廉姆斯（Lawrence Williams）通过调查两个电厂的工人发现，在自动化程度整体更高的工厂工作的操作员普遍更喜欢他们现在的工作。 40 他们必须花在脏活上的时间更少，感到自己有更多的责任，和同事们也有更多的交流。当然，这基本不反映他们有关机械化变革的态度。1958年，社会学家方斯为此调查了人们被转到自动化汽车发动机工厂时的表现。 41 他发现相较于传统工厂，绝大多数工人更喜欢自动化工厂，这主要是因为手工搬运重部件的工作减少了，这种情况使得他们的体力要求变低了。但人们并不总是从一开始就支持机械化。查尔斯·沃克（Charles Walker）在研究一家自动化钢铁厂时发现，在工厂的整个调整过程中，人们的工作满意度变化很大：“工厂的自动或半自动操作对工作的影响有着相同的特征，那就是这些操作一开始被恐惧、被厌恶，但到后来都成了满意的来源。” 42 一旦熟悉了新工作，人们的态度就转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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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方斯和其他合著者在文章的评论部分对这一问题恰当地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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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调查表明，办公室自动化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取决于工作内容：员工是在因自动化而获得工作任务的电子数据处理部门工作还是在那些因自动化而失去工作任务的部门工作，计算机是大型的还是中型的，以及其他几种情况。办公室雇员们认为，办公自动化在广义上减少了工作，工作方式的变更是一种临时性的破坏，但他们通常都欢迎变革，很少拒绝机械化。对待变革的态度似乎取决于个人有效应对变化的能力和相应的组织机构处理这些变化的技巧。关于工厂自动化的研究表明，尽管自动化工厂是诸多不满的来源，但相比于不那么先进的工厂，人们还是更愿意在自动化工厂工作。在适应自动化的过程中，满意和不满意的来源各不相同。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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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这些研究都没有对失业工人进行调查，所以那些工作被机器取代的工人不太认同机械化也就顺理成章了。事实上，就算技术没有取代工作，人们对技术变革的态度显然也取决于工人在当前的工作中受到的影响。当工人们发现他们的部分工作被机器完成，相比于失去职责的感觉，他们感受到的更可能是丢掉工作的担忧。相比之下，当新任务和新工作被创造出来，尽管有可能会担心培训不够，但工人们通常会感觉到责任感增强了。对技术变革的看法显然总是视情况而定，但工人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他们到底是得到了技术的协助还是被技术取代。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对大部分人来说，技术进步增强了技能。机械化使得现有工作中的工人的技能变得更有价值，也创造了许多全新的工作。因此，它提高了劳动者的议价能力和薪水。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20世纪很少出现卢德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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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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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 Green, 1930, “Labor Versus Machines: An Employment Puzzle,” New York Times, Ju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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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 Engels, [1844] 1943,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Class in England in 1844. Reprint, London: Allen & Unwin,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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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纽约时报》的档案中输入关键词“技术失业”进行搜索，结果表示在20世纪20年代有13条信息，在30年代有356条信息，这一结果表明这个术语变得越来越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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