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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特朗普的竞选活动涉及许多种族挑衅和对美国精英阶层的攻击。他的骇人言辞的确吸引了一些人，毫无疑问，他吸引的那群人就是拉蒙的研究所描述的工人阶级。当然，特朗普的很多竞选活动都聚焦于移民等问题。但是，如果非技术工人仍有大量高薪职位且工资在不断上涨，那么特朗普的策略还会如此成功吗？无论如何，技术和全球化给非技术型工人的工资带来的下行压力明显超过了移民带来的压力：相反，有证据表明，移民不仅没有给非技术型工人的工资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还促进了就业、创新和生产率的发展。 44 “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一口号瞄准的显然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发展起来的烟囱城镇中的人。这些城镇曾经非常繁荣，但现在处在绝望之中。就社会流动性而言，实际上每个公民都非常关心实现美国梦的机会，但收入预期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碰巧在哪里成长。对于那些最大的美国城市来说，假如一个孩子出生在收入分配最底层的五分之一的家庭中，若想加入收入分配最顶层那五分之一的人群，其概率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是4.4%，在加利福尼亚的圣何塞则是12.9%。 45 （虽然12.9%看起来有点低，但以五分之一来划分的代际流动率不可能超过20%：如果最底层五分之一家庭的孩子收入攀升到最顶层五分之一的概率为20%，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机会和其他任何孩子一样了。）美国南部的城市存在着长期的种族隔离史，如今仍是全美社会流动性最低的地方。但在像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和密歇根州的底特律、大急流城这样的制造业城市，工人们提高收入的前景几乎同样黯淡。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机会的不平等？美国梦成为噩梦的那些地区有一些共同点：许多孩子成长于单亲家庭、社区里犯罪很普遍、收入差距大、中产阶级已经萎缩。简而言之，查尔斯·穆雷描绘的渔镇中存在的那些社会弊病在折磨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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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领美国人经历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如上所述，他们感到自己遭受了家庭财务方面的冲击，一些人离了婚，有些人的健康状况在恶化。特朗普的选民的确混合着多个群体，其中不乏高收入人群，但许多经济学家相信，美国的工人阶级白人（他们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工作被机器或中国人取代了）的经济困境影响了特朗普的选举结果。这种解释之所以吸引人，不仅因为它够直观，还因为它是经验之谈。在特朗普主义的时代来临前，全球化早已使美国的政治更加两极化。在非技术工人的劳动力市场前景继续恶化的情况下，国会里的意识形态极端分子赢得了更多选票。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在那些受全球化力量影响的选区，两党中的意识形态极端分子取代温和的现任议员的可能性都增加了。 46 当然，全球化是特朗普的选举核心议题之一。毫不奇怪，在受中国进口影响最大的领域，特朗普的收获最大——相比于乔治·W.布什2000年的选举来说。 47 然而，尽管全球化常被引为反面角色，但自动化也毁灭了所谓的蓝领贵族社区。生产即使重回美国，也无法弥补中产阶级群体中未受大学教育的人在去工业化进程中工作岗位的大量流失。计算机革命同样一直是全球化的潜在推动者，它意味着非技术型工人工作机会的全面减少：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常规工作岗位也正在消失。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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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这一过程已持续数十年，但它被其他一些因素掩盖了。虽然许多蓝领男性确实发现他们的收入下降了，但由于越来越多女性进入职场，因此有些家庭的收入仍在上升。2000年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增长出现逆转，但在此之前，女性一直都在帮助抵消男性的工作亏损。然而，还存在着另一个补偿来源：技术变革对中产阶级的日常影响被低收入家庭的抵押贷款补贴抵消了，这意味着即使收入下降了，消费大体上也不会受影响。这是由来自中国的流动资金造成的，它使得连美国的非技术型工人都产生了幻觉，以为自己的生活水平仍在提高，直到2007年的房地产泡沫破裂。 49 此外，房地产的繁荣带动了建筑业工作岗位的增长，掩盖了非技术型工人工作岗位消失的事实。换句话说，大衰退（Great Recession）揭示出了常规蓝领工作岗位的长期减少，但这种情况被过度廉价的信贷和随之而来的房地产泡沫掩盖了。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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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衰退的确直接减少了整个国家的工作机会。但在工厂关停的地区，失业率自那以来却下降了。问题在于虽然许多工作岗位回归了，高薪工作却没有。2008年通用汽车公司关停了简斯维尔的工厂，埃米·戈德斯坦描述了经济衰退后居民们的经历，她对城镇的状态做了如下的精彩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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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技术层面讲，大衰退结束7年半后，简斯维尔怎么样了呢？或许让人意外的好，或许不好，这完全取决于个人的衡量方式。根据最新的统计，罗克县的失业率大幅降至4%以下，这是21世纪初以来的最低水平。人们像大衰退之前一样重新开始工作，配送中心再次繁忙起来。贝洛伊特的工厂，比如菲多利和荷美尔食品公司一直在招人，有些人去了更远的地方工作。这都是好消息。但并非每个现在拥有工作的人都像以前宽裕时挣得那么多。装配厂关门后，县里的真实收入在总体上下滑了……近来最大的就业消息是，达乐公司决定在城市南部建一个配送中心。市政府会提供1150万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这创下了简斯维尔的新纪录。达乐公司称会首先开放300个职位，也许最终会增加到500个，这是多年来最大规模的招聘。大多数岗位的时薪为15或16美元，远低于通用汽车公司工厂关门时的28美元，但如今这在城里已算不错的收入。人们迫切需要工作或更高的收入，因此，最近达乐公司举行就业招聘会时，超过3000人前往现场参加招聘。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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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斯维尔并非孤例。在锈带地区，中等收入工作岗位并未回归，再加上自动化技术最近取得进展，这些工作岗位似乎更不可能回来了。2017年，《华盛顿邮报》报道了俄亥俄州威明顿的一个故事。威明顿是一个以白人为主的小镇，1995年诺曼·克兰普顿（Norman Crampton）的《美国的100个最佳小镇》（The 100 Best Small Towns in America）曾提到过它。 52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两次到访威明顿并得到了回报。威明顿使得“让美国再次伟大”不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成了一种期待。2008年德国敦豪航空货运公司（DHL）离开威明顿，使得这个人口仅为12,500人的小镇失去了7000个工作岗位。迈克尔·奥马切理（Michael O’Machearley）如今在他的后院制作定制刀具，他现在的收入只有2008年被解雇前在DHL从事运输工作时的一半。但考虑到大环境，他认为自己的处境还不错。正如他所解释的那样：“镇上有人因为DHL的歇业而离婚，因此失去了家庭。在这个镇上出售房子你赚不到任何钱……我们的镇中心以前是个非常棒的地方，现在却走向了衰亡。” 53 成为亚马逊的运输配送中心这一可能成了这个镇的最大希望。奥马切理告诉我们，问题在于亚马逊“不会使用同样数量的员工，因为他们使用很多机器人”。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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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马切理并没有因自动化而丢掉工作。但他认为机器人意味着运气不好的非技术型工人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这一想法是对的。在战后经济发展的高峰期，提供给非技术型工人的高薪岗位非常多，一个人在当时失业了，情况不会这么艰难。自动化时代到来前，工人们怀着最终能够成功的期待接受了劳动力市场的变动。但如今他们这样做的可能性更低了。在特朗普以压倒性优势获胜的俄亥俄州，自2000年以来，35万个工厂工作岗位消失了，这里的中产阶级衰落的幅度可能比其他任何州都大。卫生保健部门成了最大的雇主，但该部门的岗位薪资通常比消失了的生产岗位要低。将通货膨胀考虑在内进行调整之后，人们的年收入中位数已经从2000年的57,748美元下降到2015年的49,308美元。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俄亥俄州的工厂中使用的机器人数量仅次于密歇根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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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大衰退以来美国工厂使用的机器人数量增加了50%。机器人革命多数发生在北部锈带地区，这些地方也是特朗普为共和党取得了最大收益的地方。为特朗普赢得了选举的锈带曾是专家和政治分析家所说的蓝州的一部分——蓝州就是安全的民主党州。在这些地方并不是所有的制造业城镇都支持特朗普，但大量投资自动化的工业选区大多支持特朗普。无论是发现自己的工作被机器人接管的选民，还是面临着外部机会减少的选民，都更可能支持特朗普。我和索尔·伯杰以及陈钦智（Chinchih Chen）的研究表明，如果自2012年大选以来美国工厂中的机器人没有增加的话，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会由民主党获得多数席位，选民会支持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我们提出了包括全球化和移民在内的多种解释。虽然我们必须时刻对反事实思维保持怀疑，但自动化水平和投票模式之间显然有关系，这也为特朗普在这三个州获得胜利提供了有力的解释（自1992年以来这三个州在每次总统大选中都支持民主党）。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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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技术进步在引发抗议的过程中的作用在今天和在19世纪初时一样重要。和当时一样，最近的抗议主要原因是人们担心劳动力市场中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最近托克·艾特、加布里埃尔·利昂（Gabriel Leon）和马克斯·萨切尔（Max Satchell）通过研究发现，“英国北部的前矿工们和美国中西部的工厂工人们当下的境况和19世纪30年代初被脱粒机取代的农场工人们的境况没有差别”。 56 但作者们也认为，虽然斯温暴动的发生是因为人们担心脱粒机会接替人们的工作，但与此同时，当一个地区的潜在暴徒得知邻近地区发生暴乱后，暴乱就会明显蔓延开来。这种现象表明信息流加剧了工人们的担心。 57 如今信息流的传染性要大得多。斯温暴动发生在铁路和电报网络的建造之前（意味着信息只能通过步行、骑马或乘马车传播），因此恐慌情绪主要通过市场和交易会上的会面来传播。相比之下，社交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过程大大加快。众所周知，脸书（Facebook）和其他公司使用的人工智能会了解用户的偏好，从而强化用户的政治信仰和偏见。正如剑桥分析公司丑闻表明的那样，社交媒体无疑成了特朗普团队利用人们的不满的重要渠道，但它本身并不是造成人们担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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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卢德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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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已经站到了政治辩论的舞台中心。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唐纳德·特朗普都把对贸易协定的猛烈攻击作为竞选主题。特朗普的胜选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贸易给部分劳动力市场带来的负面影响，他在竞选时承诺将对贸易协定进行重新谈判，他声称那些协议牺牲了美国工人，造福了其他国家，这种说辞对那些在全球化过程中失败的人来说无疑是有吸引力的。他对贸易的攻击无疑过度了，但毫无疑问，许多体力劳动者及其家人强烈感受到了低成本竞争的结果，特别是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全球化并没有造福所有人，自动化也是如此。正如经济学家达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写的那样，“很难说全球化是对现有社会契约的唯一冲击。所有人都认为，自动化和新数字技术对去工业化、地域间的不平等以及收入不平等在量上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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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球化成了政治矛头对准的目标而自动化却没有的问题，罗德里克也给出了有力的解释。他认为“贸易在政治上之所以显得特别重要，主要在于它经常以技术（造成不平等的另一个因素）所不能引起的方式引起人们对公平的担忧”。 59 不公平竞争引发的不平等现象会带来更多的问题。当一项更好的技术将旧技术淘汰时，没人有理由抱怨：“为了避免造成蜡烛制造者失去工作而禁止使用电灯，几乎所有人都会认为这是愚蠢的想法。” 60 但当一家公司通过将生产外包给按照不同的基本规则竞争的国家展开竞争时，人们更有可能反对。因为在这些国家，劳动者的议价权受到限制，童工盛行，这种情况损害了西方国家的社会契约和制度安排。虽然全球化和自动化打击的是同一拨人，但他们对贸易不持乐观态度，因为某些国家的公司违背贸易规则，它们的竞争条款根据美国的法律来讲是非法的。换句话说，贸易是有问题的并不仅仅因为它带来了收入的重新分配。几乎每一项政策干预或市场交易在某些方面都是如此。两个多世纪以来，技术进步一直都是劳动力市场发生剧烈变动的原因。但正如罗德里克所写的，“如果我们期待重新分配的长远影响趋于均匀，即每个人最终都会成功，我们就更可能忽视收入的重新洗牌。这也就是我们相信技术进步虽然会在短期内给一些人带来毁灭性的影响，但长期来看会按照自身阶段不断发展的关键原因”。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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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必须区分不同的技术类型。那些相信技术进步最终会让他们过得更好的人更有可能接受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但如果人们的工资在几十年内都没有提高，可替代的工作选择又在逐渐减少，他们就更有可能抵制技术力量。如上所述，在工业化初期，并不是每个人都成功了，那些受到负面影响的人强烈反对引进新技术倒也合理。虽然恩格斯式停顿最终结束，从长远来看普通人的生活也变得更好，但许多由于机器而丢了工作的人从来没有看到增长的益处。我们现在生活在另一段劳动取代型技术变革的时期。罗德里克指出，“从机器人技术、生物技术、电子技术和其他领域不断发展出来的发现和应用带来的潜在优点就在我们周围，很容易看到……许多人相信世界经济可能正处在另一个新技术爆发的转折点。麻烦在于这些技术大多是劳动力取代型的”。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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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到底，不管结果是由自动化、全球化还是其他因素决定的，没有什么能确保公民们会接受市场的裁决。许多公民对最近的技术进步也不感到乐观，这很好理解。2018年5月23日，拉斯维加斯烹饪工会的2.5万名成员几乎都表决赞成罢工。除了要求更高的报酬，他们也要求在应对机器人时有更好的工作保障。拉斯维加斯一家酒店的厨师查德·尼阿诺沃（Chad Neanover）说：“我赞成罢工，以确保我的工作不会被外包给机器人……我们知道技术正在到来，但劳动者们不应该被技术淘汰或甩在身后。”烹饪工会的财务主管秘书补充道：“我们支持对工作有帮助的创新，但反对只会破坏就业的自动化。我们的行业在创新的同时不能丧失人情味。”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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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广泛的层面来看，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调查了4135名美国成年人后发现，受访者中有85%支持用政策将劳动力自动化限制在危险岗位，47%“强烈”支持。另外，有58%回应道：“即使机器更好也更便宜，也应该对使用机器取代工人的岗位的数量加以限制。”在“谁该为失去工作的工人负责”这个问题上，受访者的分歧更大：“即使这意味着税收将大幅提高”，仍有约一半的人认为责任归于政府。受访的民主党人通常认为政府应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共和党人则更倾向于认为责任是个人的。然而，有85%的民主党人和86%的共和党人都认为，应该将自动化限制在危险或有害健康的岗位范围内。还有一点也许并不令人惊讶，即劳动力市场中经历过工作机会减少的群体更有可能支持限制自动化的政策：在那些只有高中及以下文凭的受访者中，70%的人认为应该限制企业能用机器完成的工作的数量；这一比例在那些有大学学位的人群中只有40%。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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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告诉我们，那些担心技术进步可能造成政治动荡的政治精英们可能会阻挠技术发展。 65 上文讨论过，掌握了大部分政治权力的前工业时代君主们担心他们将不得不与日益壮大的富裕商人阶级分享这些权力。下层人民给他们带来的威胁也使他们震惊，他们担心机器夺走工人的工作会造成社会和政治动荡。然而，尽管这些担心持续到了19世纪，但民族国家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改变了统治阶级的考量。正如第三章曾提到的，行会的衰落和国际竞争的增强意味着取代技术带来的外部威胁比来自下层的内部威胁更大。连续的竞争削弱了阻挠进步的动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技术落后使得国家在遭受入侵时更脆弱”。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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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进步要牺牲掉中等收入的工人，英国政府仍然开始支持创新者，主要原因在于它对英国在贸易领域的竞争地位的担忧。它开始意识到强大的战争机器依赖于强大的经济。换句话说，外部威胁被认为比反对机器的暴徒带来的内部威胁更严重。随着卢德主义者暴乱席卷了英国，另一个议会委员会听到了棉纺工人们的请愿，他们深受机械化的折磨。尽管政府承认劳动者们会承受痛苦，但是1812年听证会的报告表明政府仍决定支持技术发展。上文提到过，于1812年成为首相的利物浦伯爵深信，任何减轻工人苦难的措施都只会阻碍他们的再就业，不利于英国保持竞争力。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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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政府并不认为技术是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相反，他们必须投入相当大的力量来确保卢德主义者和其他群体无法阻碍机械化。工人阶级也不认为机械化必将发生。人们一次又一次试图中止机器的推广。如果卢德主义者成功了，机械化工厂将无法取代家庭产业，工业革命就很可能不会首先在英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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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十年间竞争并没有减弱。正如工业革命部分地归因于贸易领域的竞争，计算机化的一部分动力来自西方国家高昂的劳动力成本和日益加剧的全球竞争。日本、韩国以及最近中国的崛起迫使许多美国公司做出选择，要么将生产转移到海外，要么转向自动化。1984年，通用电器位于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一座工厂的工会领袖唐纳德·本内特（Donald Bennett）告诉《纽约时报》：“自动化势在必行，否则我们将连工厂也一并失去。现在我们已经失去一些工作，但是为了把工厂留在这里，我们必须接受一些改变。我们绝不希望这些工作跑到其他地方。” 68 最近就连中国都在推动自动化以保持成本优势。现在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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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球技术领导者之间的竞赛正愈演愈烈。超级计算机是计算机王国里的大象，有些读者可能会惊讶地发现美国已不再拥有最快的超级计算机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拥有最快的超级计算机的国家在其他一系列领域也将走在前列。这也是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认为超级计算机“对经济竞争力、科学探索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原因。 69 2015年，奥巴马政府发起了国家战略计算倡议（NSCI），以确保美国在超级计算领域保持领先。尽管做了这些努力，但现在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在中国。美国正感受着压力，因为每一届美国政府都知道，技术优势的转变往往伴随着政治权力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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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中产阶级不断衰落的那些自由民主国家，政治动荡的内部威胁越来越大。随着民粹主义的抬头，非技术型工人的担忧变得越来越不容忽视。即使政府担心国际竞争，民粹主义者也仍有可能推动限制自动化的政策，就像他们压制全球化的方式一样。人们不需要认为自动化是生活中不可阻挡的事实。相反，自动化给政府提供了寻求政治控制的机会和挑战。举例来说，限制技术创新和限制某些技术的使用不同。如果对保住工作有强烈的政治偏好，那么那些以牺牲生产率为代价来保住就业的政策可能仍会被施行。走在巴黎街头，你可能会经过几十家书店，一个原因就是法国最近通过了所谓的反亚马逊法，规定线上卖家不能为打折书籍提供免费送货服务。法国通过帮助独立书店竞争以促进“文化多样性”，上述法规就是这项行动的一部分。 70 为了保住人们的工作，法国决定放弃生产率和消费者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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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列举这个例子并不表示我支持反对自动化的政策。正如历史所表明的那样，从长期来看省力技术和不断提高的生产率是改善生活水平的先决条件。工业革命前的经济增长非常缓慢，原因之一（准确来说）就是人们抵制那些有可能使劳动技能过时的技术。关键是我们无法保证技术能不受干扰地持续发展。自动化完全有可能成为政治目标。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段非凡时代，因为我们基本看不到有人反对机器。尽管一个政党通常代表特殊群体的利益，但随着选民结构不断变化，新的经济和社会议题不断出现，新的政治议程也不断出现。政治家们不断转变选民关心的议程来动员选民，以此来自主寻求权力。而最近，人们显然最关心自动化。英国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认为自动化威胁到了工人的工作，因此他承诺将对机器人征税来减缓自动化的步伐。 71 由于担心就业问题，韩国总统文在寅（Moon Jae-in）已经削减了对机器人和自动化投资的税收优惠。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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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杨安泽把自动化作为他参与2020年总统竞选的核心主题，他认为我们很难直接向机器人征税。相反，他提议向那些使用自动化的公司征收特殊的增值税。 73 虽然很少有候选人把自动化作为核心政治主题，但我们从最近的事件中了解到民粹主义思想在获得一些吸引力以后就会迅速传播。特朗普承诺提高钢和铝的进口关税，这一举动赢得了锈带地区各州民主党人的赞扬，后者正在寻找能够吸引选民的东西。比如，参议员谢罗德·布朗（Sherrod Brown）最近告诉路透社，“对于俄亥俄州各地已经关闭的钢铁厂和担心自己的工作被来自中国的竞争者取代的钢铁工人来说，这一备受欢迎的举动早该开始了”。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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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随着劳动力市场受贸易的影响越来越小，技术的取代性影响越来越大，民粹主义可能会转换目标。中国作为一个工业大国的崛起已经发生，那些能转移到海外的岗位已经离开了美国和欧洲。正如选民们最终会发现的那样，它们不会再大规模回归了。那些认为对钢铁征收关税会给美国带来就业的人最好去参观一下欧洲的钢铁厂。奥地利每年生产50万吨钢丝只需要14名员工。一个人在参观过奥地利工厂后表示，“那里几乎没有人，最多只有三个技术员在平板屏幕上监测着钢铁的产出”。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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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绝大部分美国人在非贸易的经济行业工作，他们也就越来越不受贸易的直接影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和桑迪·赫拉特什韦约（Sandie Hlatshwayo）已经证明，1990—2008年非贸易服务可能占美国就业总增长的98%。 76 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人工智能和自动驾驶的兴起意味着很大比例的非贸易工作岗位容易受自动化的影响。正如奥巴马离任时指出的那样，“下一波经济失调的浪潮不会来自海外，而是来自无休止的自动化，它会淘汰掉许多优秀的中产阶级工作”。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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