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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技术进步在引发抗议的过程中的作用在今天和在19世纪初时一样重要。和当时一样，最近的抗议主要原因是人们担心劳动力市场中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最近托克·艾特、加布里埃尔·利昂（Gabriel Leon）和马克斯·萨切尔（Max Satchell）通过研究发现，“英国北部的前矿工们和美国中西部的工厂工人们当下的境况和19世纪30年代初被脱粒机取代的农场工人们的境况没有差别”。 56 但作者们也认为，虽然斯温暴动的发生是因为人们担心脱粒机会接替人们的工作，但与此同时，当一个地区的潜在暴徒得知邻近地区发生暴乱后，暴乱就会明显蔓延开来。这种现象表明信息流加剧了工人们的担心。 57 如今信息流的传染性要大得多。斯温暴动发生在铁路和电报网络的建造之前（意味着信息只能通过步行、骑马或乘马车传播），因此恐慌情绪主要通过市场和交易会上的会面来传播。相比之下，社交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过程大大加快。众所周知，脸书（Facebook）和其他公司使用的人工智能会了解用户的偏好，从而强化用户的政治信仰和偏见。正如剑桥分析公司丑闻表明的那样，社交媒体无疑成了特朗普团队利用人们的不满的重要渠道，但它本身并不是造成人们担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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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卢德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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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已经站到了政治辩论的舞台中心。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唐纳德·特朗普都把对贸易协定的猛烈攻击作为竞选主题。特朗普的胜选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贸易给部分劳动力市场带来的负面影响，他在竞选时承诺将对贸易协定进行重新谈判，他声称那些协议牺牲了美国工人，造福了其他国家，这种说辞对那些在全球化过程中失败的人来说无疑是有吸引力的。他对贸易的攻击无疑过度了，但毫无疑问，许多体力劳动者及其家人强烈感受到了低成本竞争的结果，特别是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全球化并没有造福所有人，自动化也是如此。正如经济学家达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写的那样，“很难说全球化是对现有社会契约的唯一冲击。所有人都认为，自动化和新数字技术对去工业化、地域间的不平等以及收入不平等在量上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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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球化成了政治矛头对准的目标而自动化却没有的问题，罗德里克也给出了有力的解释。他认为“贸易在政治上之所以显得特别重要，主要在于它经常以技术（造成不平等的另一个因素）所不能引起的方式引起人们对公平的担忧”。 59 不公平竞争引发的不平等现象会带来更多的问题。当一项更好的技术将旧技术淘汰时，没人有理由抱怨：“为了避免造成蜡烛制造者失去工作而禁止使用电灯，几乎所有人都会认为这是愚蠢的想法。” 60 但当一家公司通过将生产外包给按照不同的基本规则竞争的国家展开竞争时，人们更有可能反对。因为在这些国家，劳动者的议价权受到限制，童工盛行，这种情况损害了西方国家的社会契约和制度安排。虽然全球化和自动化打击的是同一拨人，但他们对贸易不持乐观态度，因为某些国家的公司违背贸易规则，它们的竞争条款根据美国的法律来讲是非法的。换句话说，贸易是有问题的并不仅仅因为它带来了收入的重新分配。几乎每一项政策干预或市场交易在某些方面都是如此。两个多世纪以来，技术进步一直都是劳动力市场发生剧烈变动的原因。但正如罗德里克所写的，“如果我们期待重新分配的长远影响趋于均匀，即每个人最终都会成功，我们就更可能忽视收入的重新洗牌。这也就是我们相信技术进步虽然会在短期内给一些人带来毁灭性的影响，但长期来看会按照自身阶段不断发展的关键原因”。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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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必须区分不同的技术类型。那些相信技术进步最终会让他们过得更好的人更有可能接受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但如果人们的工资在几十年内都没有提高，可替代的工作选择又在逐渐减少，他们就更有可能抵制技术力量。如上所述，在工业化初期，并不是每个人都成功了，那些受到负面影响的人强烈反对引进新技术倒也合理。虽然恩格斯式停顿最终结束，从长远来看普通人的生活也变得更好，但许多由于机器而丢了工作的人从来没有看到增长的益处。我们现在生活在另一段劳动取代型技术变革的时期。罗德里克指出，“从机器人技术、生物技术、电子技术和其他领域不断发展出来的发现和应用带来的潜在优点就在我们周围，很容易看到……许多人相信世界经济可能正处在另一个新技术爆发的转折点。麻烦在于这些技术大多是劳动力取代型的”。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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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到底，不管结果是由自动化、全球化还是其他因素决定的，没有什么能确保公民们会接受市场的裁决。许多公民对最近的技术进步也不感到乐观，这很好理解。2018年5月23日，拉斯维加斯烹饪工会的2.5万名成员几乎都表决赞成罢工。除了要求更高的报酬，他们也要求在应对机器人时有更好的工作保障。拉斯维加斯一家酒店的厨师查德·尼阿诺沃（Chad Neanover）说：“我赞成罢工，以确保我的工作不会被外包给机器人……我们知道技术正在到来，但劳动者们不应该被技术淘汰或甩在身后。”烹饪工会的财务主管秘书补充道：“我们支持对工作有帮助的创新，但反对只会破坏就业的自动化。我们的行业在创新的同时不能丧失人情味。”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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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广泛的层面来看，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调查了4135名美国成年人后发现，受访者中有85%支持用政策将劳动力自动化限制在危险岗位，47%“强烈”支持。另外，有58%回应道：“即使机器更好也更便宜，也应该对使用机器取代工人的岗位的数量加以限制。”在“谁该为失去工作的工人负责”这个问题上，受访者的分歧更大：“即使这意味着税收将大幅提高”，仍有约一半的人认为责任归于政府。受访的民主党人通常认为政府应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共和党人则更倾向于认为责任是个人的。然而，有85%的民主党人和86%的共和党人都认为，应该将自动化限制在危险或有害健康的岗位范围内。还有一点也许并不令人惊讶，即劳动力市场中经历过工作机会减少的群体更有可能支持限制自动化的政策：在那些只有高中及以下文凭的受访者中，70%的人认为应该限制企业能用机器完成的工作的数量；这一比例在那些有大学学位的人群中只有40%。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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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告诉我们，那些担心技术进步可能造成政治动荡的政治精英们可能会阻挠技术发展。 65 上文讨论过，掌握了大部分政治权力的前工业时代君主们担心他们将不得不与日益壮大的富裕商人阶级分享这些权力。下层人民给他们带来的威胁也使他们震惊，他们担心机器夺走工人的工作会造成社会和政治动荡。然而，尽管这些担心持续到了19世纪，但民族国家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改变了统治阶级的考量。正如第三章曾提到的，行会的衰落和国际竞争的增强意味着取代技术带来的外部威胁比来自下层的内部威胁更大。连续的竞争削弱了阻挠进步的动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技术落后使得国家在遭受入侵时更脆弱”。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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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进步要牺牲掉中等收入的工人，英国政府仍然开始支持创新者，主要原因在于它对英国在贸易领域的竞争地位的担忧。它开始意识到强大的战争机器依赖于强大的经济。换句话说，外部威胁被认为比反对机器的暴徒带来的内部威胁更严重。随着卢德主义者暴乱席卷了英国，另一个议会委员会听到了棉纺工人们的请愿，他们深受机械化的折磨。尽管政府承认劳动者们会承受痛苦，但是1812年听证会的报告表明政府仍决定支持技术发展。上文提到过，于1812年成为首相的利物浦伯爵深信，任何减轻工人苦难的措施都只会阻碍他们的再就业，不利于英国保持竞争力。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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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政府并不认为技术是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相反，他们必须投入相当大的力量来确保卢德主义者和其他群体无法阻碍机械化。工人阶级也不认为机械化必将发生。人们一次又一次试图中止机器的推广。如果卢德主义者成功了，机械化工厂将无法取代家庭产业，工业革命就很可能不会首先在英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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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十年间竞争并没有减弱。正如工业革命部分地归因于贸易领域的竞争，计算机化的一部分动力来自西方国家高昂的劳动力成本和日益加剧的全球竞争。日本、韩国以及最近中国的崛起迫使许多美国公司做出选择，要么将生产转移到海外，要么转向自动化。1984年，通用电器位于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一座工厂的工会领袖唐纳德·本内特（Donald Bennett）告诉《纽约时报》：“自动化势在必行，否则我们将连工厂也一并失去。现在我们已经失去一些工作，但是为了把工厂留在这里，我们必须接受一些改变。我们绝不希望这些工作跑到其他地方。” 68 最近就连中国都在推动自动化以保持成本优势。现在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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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球技术领导者之间的竞赛正愈演愈烈。超级计算机是计算机王国里的大象，有些读者可能会惊讶地发现美国已不再拥有最快的超级计算机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拥有最快的超级计算机的国家在其他一系列领域也将走在前列。这也是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认为超级计算机“对经济竞争力、科学探索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原因。 69 2015年，奥巴马政府发起了国家战略计算倡议（NSCI），以确保美国在超级计算领域保持领先。尽管做了这些努力，但现在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在中国。美国正感受着压力，因为每一届美国政府都知道，技术优势的转变往往伴随着政治权力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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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中产阶级不断衰落的那些自由民主国家，政治动荡的内部威胁越来越大。随着民粹主义的抬头，非技术型工人的担忧变得越来越不容忽视。即使政府担心国际竞争，民粹主义者也仍有可能推动限制自动化的政策，就像他们压制全球化的方式一样。人们不需要认为自动化是生活中不可阻挡的事实。相反，自动化给政府提供了寻求政治控制的机会和挑战。举例来说，限制技术创新和限制某些技术的使用不同。如果对保住工作有强烈的政治偏好，那么那些以牺牲生产率为代价来保住就业的政策可能仍会被施行。走在巴黎街头，你可能会经过几十家书店，一个原因就是法国最近通过了所谓的反亚马逊法，规定线上卖家不能为打折书籍提供免费送货服务。法国通过帮助独立书店竞争以促进“文化多样性”，上述法规就是这项行动的一部分。 70 为了保住人们的工作，法国决定放弃生产率和消费者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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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列举这个例子并不表示我支持反对自动化的政策。正如历史所表明的那样，从长期来看省力技术和不断提高的生产率是改善生活水平的先决条件。工业革命前的经济增长非常缓慢，原因之一（准确来说）就是人们抵制那些有可能使劳动技能过时的技术。关键是我们无法保证技术能不受干扰地持续发展。自动化完全有可能成为政治目标。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段非凡时代，因为我们基本看不到有人反对机器。尽管一个政党通常代表特殊群体的利益，但随着选民结构不断变化，新的经济和社会议题不断出现，新的政治议程也不断出现。政治家们不断转变选民关心的议程来动员选民，以此来自主寻求权力。而最近，人们显然最关心自动化。英国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认为自动化威胁到了工人的工作，因此他承诺将对机器人征税来减缓自动化的步伐。 71 由于担心就业问题，韩国总统文在寅（Moon Jae-in）已经削减了对机器人和自动化投资的税收优惠。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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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杨安泽把自动化作为他参与2020年总统竞选的核心主题，他认为我们很难直接向机器人征税。相反，他提议向那些使用自动化的公司征收特殊的增值税。 73 虽然很少有候选人把自动化作为核心政治主题，但我们从最近的事件中了解到民粹主义思想在获得一些吸引力以后就会迅速传播。特朗普承诺提高钢和铝的进口关税，这一举动赢得了锈带地区各州民主党人的赞扬，后者正在寻找能够吸引选民的东西。比如，参议员谢罗德·布朗（Sherrod Brown）最近告诉路透社，“对于俄亥俄州各地已经关闭的钢铁厂和担心自己的工作被来自中国的竞争者取代的钢铁工人来说，这一备受欢迎的举动早该开始了”。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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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随着劳动力市场受贸易的影响越来越小，技术的取代性影响越来越大，民粹主义可能会转换目标。中国作为一个工业大国的崛起已经发生，那些能转移到海外的岗位已经离开了美国和欧洲。正如选民们最终会发现的那样，它们不会再大规模回归了。那些认为对钢铁征收关税会给美国带来就业的人最好去参观一下欧洲的钢铁厂。奥地利每年生产50万吨钢丝只需要14名员工。一个人在参观过奥地利工厂后表示，“那里几乎没有人，最多只有三个技术员在平板屏幕上监测着钢铁的产出”。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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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绝大部分美国人在非贸易的经济行业工作，他们也就越来越不受贸易的直接影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和桑迪·赫拉特什韦约（Sandie Hlatshwayo）已经证明，1990—2008年非贸易服务可能占美国就业总增长的98%。 76 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人工智能和自动驾驶的兴起意味着很大比例的非贸易工作岗位容易受自动化的影响。正如奥巴马离任时指出的那样，“下一波经济失调的浪潮不会来自海外，而是来自无休止的自动化，它会淘汰掉许多优秀的中产阶级工作”。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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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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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两次工业革命的结果。从19世纪中期到计算机时代，技术变革帮助稳步增加的工人步入了中产阶级行列。从这方面来看，计算机革命不是机械化世纪的延续，而是彻底的颠覆。最近，自动化已经使由于20世纪办公机器和工厂机器的普及而诞生的就业机会有所减少。美国经济的重构并不利于中产阶级。20世纪80年代后的几十年在很多方面都跟19世纪初非常相似。19世纪初，机械化工厂造成了相似的劳动力市场中空化，给工人的工资带来了下行压力，使劳动在收入中的占比下降了，这对普通人来说是不利的。如果考虑到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产阶级经历的命运逆转，那么最近民粹主义的回潮就没那么令人困惑了。蓝领家庭（尤其是那些认为他们的收入和地位原本应该提高的家庭）现在认为他们已经落伍了。我们很难相信如果中产阶级的下层成员工资上涨，同时出现了大量高薪工作机会，民粹主义还能保持这样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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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显然并不是说美国若在计算机革命刚开始时就停止技术发展，它现在就会更好。我们因工业革命未被卢德主义者中止而感到庆幸。和工业革命一样，自动化时代也给人们（尤其是消费者）带来了巨大的福利。但同样地，和工业革命一样，它从根本上重构了经济和社会基础，给劳动力市场中的许多群体带来了负面影响。与19世纪早期的相似之处肯定会被夸大。我们很难相信当代的美国人会去“黑暗如地狱般的工厂”工作。我们认为跟卢德主义者的物质条件相比，如今的穷人经历的苦难也没那么残酷了。2011年，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了一份煽动性的报告，题为“空调、有线电视和Xbox：在如今的美国，贫困是什么”。作者正确地指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美国穷人的物质生活标准得到了极大提高。曾是奢侈品的创新产品如今在所有家庭都很普遍：“2005年，政府认定的典型贫困家庭都有了汽车和空调。在娱乐设施方面，家里有两台彩电、有线电视或卫星电视、一台DVD播放机和一台录像机。如果家里有孩子（尤其是男孩），一般就会有游戏系统，比如Xbox或PlayStation。厨房里有冰箱、烤箱、火炉和微波炉。其他家用设施还包括洗衣机、烘干机、吊扇、无绳电话和咖啡机。” 78 甚至连卢德主义者也能接触到他们的曾祖们无法接触到的各种消费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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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遗嘱认证记录和其他资料的定量研究促使历史学家得出了结论，像时钟、家具、玩具、书籍、地毯、马车、珠宝、餐具、咖啡和茶具、画作和其他家庭装饰品等耐用品的消费不断增长，并在1680—1720年达到顶峰。这些商品大部分仍限定在中产阶级范围内——事实上它们可能已成为中产阶级的标志。然而到了18世纪，它们不断下沉到工人阶级消费领域，下沉到收入分配最底层的20%而且不具有技能的穷人和农民的生活中。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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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低收入家庭能接触到许多连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都无法享有的东西，这一事实无疑是数个世纪以来物质极大进步的证据。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的成就不是为君主提供更多的丝绸长筒袜，而是“对应于工作量的不断减少，工厂女工们也能够接触到这些商品了”。 80 但资本主义的成就并不会抵消人们对日渐衰落的中产阶级福祉的担忧。很多必需品没有变得更便宜，对这一问题它也没有给予关心。由于通货膨胀的速度比一些工人的工资增长更快，对许多美国人来说，不管拥有多少电视机、微波炉、手机和电脑，他们还是越来越难以负担医疗、教育和住房的费用。许多曾属于中产阶级的家庭现在虽然算不上贫穷，但是也受到了冲击。原因之一恰恰是许多消费品的降价、自动化和将生产转移到海外降低了这些产品的成本。多数美国人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在劳动取代型技术变革的时代，商品廉价化的反面是劳动力中有很大一部分在劳动力市场上受到影响。这正是在工业革命早期发生过的事情，它在自动化时代又一次发生了。即使我们假设自动化的再分配效应在长期内会达到平衡，就像19世纪末机械化工厂的情况一样，而且技术变革最终会造福所有人，但短期就是一些人的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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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 Moore Jr., 1993,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Beacon Press),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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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 Fukuyama, 2014,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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