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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我们只需要从长长的讨论中学到一些东西就够了。毕竟我们的关注点不在交易成本本身，而是在经济体形成一个支持其创造所需知识的结构的能力上。在这个目标上，我们需要记住的一点是，生产网络的大小与它所包含的知识的量相关。更大的网络可以包含更多的知识技术，其他的东西也一样。第二点是，我们编织大型网络的能力取决于建立联系的成本。成本越低，积累大量知识所需要的大型网络也就更容易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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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点需要明白的是，在构建积累知识的网络结构的过程当中，存在着阶段性突破或者转折点。想要积累大量知识技术，我们需要将知识技术量化。出于这个目的，我们需要知道知识技术的两种基本定量：个人量（来自人类有限的能力）和集体量（来自集体有限的能力）。当然，个人量和集体量的限制都不应该用严格的数字来衡量。两种限制代表的是指向知识积累网络中转折点的概念边界，而不是一个具体确定的临界值。个人量和集体量都表明，我们累积大量知识技术的能力是包裹在巢式的结构里，在这个结构中，某一范围内我们认为是网络的东西在下一阶段会变为节点。就好比当我们将人作为抽象概念来谈时，神经元的网络就成为其一个个的节点；当我们将公司的网络作为抽象概念来谈时，人组成的网络就成为其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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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一点是，积累大量知识技术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需要一个包含知识技术的网络。我们可以把知识技术视作连续的，但包含它们的网络却不是连续的。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知识技术都必须被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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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知识技术的量化（一部分是来源于联系的成本）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积累更多的知识技术非常困难。答案就是，积累知识技术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建立一个既体现知识又体现技术的网络非常困难。但此处有一个重要的警告，目前我们对联系成本的解释太过依赖经济层面的观点，比如科斯和威廉姆森的观点。但重要的社会和文化发展也同样影响着社会网络的结构。所以，在下一章我们会讨论其他阐释社会网络结构和经济产出之间关系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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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平方英尺=0.092 903平方米。——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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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本质：秩序的进化，从原子到经济 第八章 我们所相信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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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社会完全由理性的个体组成，他们出于自身利益，为了形成社会合约而在一起，那么这样的社会是无法长久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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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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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们相信，他人即使有明确的、做出相反行为的动机，也会做出“正确的”事情，信任就在社交关系网里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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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格兰诺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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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士顿找一间好房子并不容易，尤其是当你拿着研究生工资的时候。2005年，我被迫尝到了这一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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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04年移居到美国，并加入圣母大学的拉斯洛·巴拉巴西实验室。和他相处过的人们都知道，拉斯洛是一位知名的年轻物理学家，研究网络和复杂系统。2004年以前，我一直关注拉斯洛在网上发表的文章。而现在到了跟着拉斯洛本人搬到波士顿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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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拉斯洛将他的实验室迁到波士顿，假期时间在马克·维达尔癌症系统生物学研究中心工作。然而，我第一次去波士顿的旅途与研究无关，唯一的目标就是找个住处。我只有两天的时间来完成我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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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之内，我跑遍了一个个又小又脏又贵的公寓。由于必须迅速做出决定，我选择了一家在亨廷顿南街的公寓，离马克的实验室只有一小段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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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并不知道，我会在波士顿（更精确一点，在剑桥——波士顿的“秘密武器”）度过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段时光。我现在在波士顿已经生活了将近十年，在这期间我离开了拉斯洛的实验室，在麻省理工学院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结了婚，有了女儿，并结识了一大群好朋友。在这些年间我还住过许多公寓，熟悉了我许多朋友的家。现在有了后见之明，我再回首我第一次找房子的经历时，我明白了为什么在波士顿找一间好房子这么难。原因很简单：最好的公寓永远不会在市场上租售，而是会在朋友之间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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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和剑桥是很多人不愿意久留的地方。这里的许多人都是研究生和博士后，这就意味着他们的职位是有期限的。波士顿和剑桥是大熔炉，但也是能认识新朋友和一辈子至交的地方。房子的高成交量和友情这两个因素的综合导致剑桥最好的公寓从来不在市场上租售。当有人搬离一栋好公寓的时候，总是有朋友想要搬进来，而房东往往会同意这种私下转交的方式，因为这也省去了他们寻找新房客的麻烦。所以经验就是，至少在波士顿和剑桥，对社交网络来说，真正的房地产市场只是第二选择。借用一个一生大部分时间研究经济和社交关系网的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的术语，我们可以说在剑桥，社交网络“深深植入”（embedded）在学生公寓的市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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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章里我重点关注了网络对积累知识技术的影响力，但我并没有忽视社会和文化对这些网络的大小、结构和适应性的作用。然而，寻找公寓的例子说明，仅仅基于经济因素去理解人类网络是不完整的。实际上，我们的互动交流，即使是专业上的交流，也会被我们所认识的人和建立关系的缓慢过程所限制。这一章的目的是通过观察社会和专业网络形成的基础以及社会和文化的力量，比如信任和家庭对社会与专业网络的大小、适应性与组成的影响，来进行明确的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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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社交关系网中的交流和经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部分原因在于这个领域中不同的声音并不罕见。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往往在辩论之后形成了完全相反的观点。20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经济学家——尤其是新古典主义派的经济学家——把社会结构看作市场力量的附带作用。市场提供了让人们交流的动机，所以人们会不时地建立和破坏联系以回应这种动机。这种世界观主要来自数学模型的应用，与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以及他们的数据不符。在20世纪后半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开始反攻，带动了经济社会学和社会资本论领域的发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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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争辩道，社交关系网对我们理解经济有着重要作用，因为社交关系网往往先于经济联系，并且它们足够强大，可以影响到经济结果。2毫无悬念，主要的辩论战场是关于劳动市场的研究。劳动市场是社交关系网与经济活动间联系的关键点，因为它既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建立我们称之为“公司”的网络的机制，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能帮人们找到得以贡献力量的网络的机制。但是，在20世纪经济学家日趋习惯的关于劳动市场的观点中，事先存在的社交关系网是无法起作用的。相反，工资传达出超额供应和公司对于每个员工所具备技术的需求的信息，而劳动分配被认为是供给和需求达到平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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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马克·格兰诺维特等社会学家所提供的数据却并不支持这些理论。正如格兰诺维特在他1974年的书《找工作》里所说的那样：“完美的劳动市场只在教科书里存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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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诺维特的博士论文是一个标志性的研究，它基于一个前所未有的调查——研究波士顿牛顿郊区中专业、技术以及管理三类工作者找工作的行为。格兰诺维特观察到，已存在的社交关系网而非市场力量才是人们找工作的第一要素。他提到，样本中大概56%的人通过私人关系找到了他们最新的工作，而这种联系并不是为了找工作才建立的，它更多地建立于朋友和家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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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格兰诺维特发现，社交关系网不仅影响工作的分配，还能预测员工所获得工作的重要特点。她发现，通过私人关系找到工作的人往往比那些通过申请和专业招聘机构找到工作的人挣得更多。而且通过私人关系找到工作的人更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其工作满意度也更高。4总之，他发现，对找工作的人来说，社交关系网不仅是对工作机会起主要决定性作用的重要信息来源，还和薪水、工作满意度等重要的工作特点相关联。如同最好的公寓一样，好工作的分配也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社交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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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诺维特关于白领工作者的一系列发现表明了私人关系是人们找工作的主要途径。然而，将其数据与其他资源对比，他还发现，蓝领工作者找工作的方式并无不同。除一小部分特例外，随后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研究也证实了私人关系对人们寻找工作机会非常关键。收入动态的定组研究（The 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调查了5 000个美国家庭，这些家庭中的一家之主和他们的配偶都是45岁以下。该研究发现，在1978年，有52%的白人男子、47.1%的白人女子、58.5%的黑人男子和43%的黑人女子通过他们的亲朋好友找到了现在的工作。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1989年对贫穷青年的调查发现，在波士顿的三个贫穷地区，51%的白人和42%的非裔美国人通过私人关系找到工作。日本1982年的职业调查表明，34.7%的15岁以上的人通过关系找到工作。其他的研究在某些特定地区甚至给出了高达70%的数据。另外，社交关系网的力量并没有随时间推移而衰弱。《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文章报道说，安永会计师事务所45%的非入门级职位的招聘是通过员工推荐的，而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录用的49%的员工来自推荐信。5这两个例子中的数字自2008年经济危机开始增长，因为劳动市场的紧缩提高了社交关系网对找工作的重要性。总而言之，种种证据表明社交关系网有助于形成职业网络，这也就留下了关于社交关系网的形成与经济间重要关系的种种疑问。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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