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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地亚哥，我拜访了我朋友卡洛斯·罗德里格斯的实验室，他是智利德萨罗拉大学的学者。在和他见面之前，我还跟我高中的好友玛利亚·何塞·巴蒂尼拉（Maria Jose Badinella）取得了联系。自高中毕业后，我们再没见过彼此了。跟他们俩介绍完我的书，又跟卡洛斯喝酒抽烟玩乐一晚后，我找回了我父母的家里，一路上在我脑中回荡着《秩序增长的原因》。这一刻如醍醐灌顶。这不就是我在过去的两年中一直在寻找的一句话吗？它短小精悍地诠释了我想表达的所有。第二天，我把这句话改成了《信息量增长的原因》，我惊讶地发现这三个关键词（why information grows）并非常见的关键词组合（至少谷歌搜索结果如此）。在今天，2014年11月11日，搜索“why information grows”（为何信息生长）在谷歌上只得到了4个搜索结果。第一个结果，出现在我英国出版商在亚马逊上替我制作的封面简介。另外两个结果都没出现在一句完整的话中，因为关键词被标点分开了。［相对地，“why economies grow”（为何经济生长）这句话得到了多于26 000条的搜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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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三个关键词是我智利之行所获的所有战利品，这趟旅行完全可以被称作一次胜利了。然而，这三组词却需要我重新架构余下的全书。虽然我时间不够，但是我不准备放弃这本书。所以，我决定实施一个按摩疗法的对策，那就是改变章节顺序及承上启下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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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个周六照例乘机离开了圣地亚哥前往弗吉尼亚州的利斯堡，那个月的每周六都是这样。我赴邀参加泛美开发银行的活动。在那个活动前的周日，我在一个弥漫着老学究气氛的高尔夫俱乐部中把书整合成现在的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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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整合过程很辛苦——简直是太艰辛了。在这般奔走之后，我得再去纽黑文、纽约、伦敦和沙特阿拉伯走一遭，而与此同时，我还得把我的实验室搬到一栋新楼，再吸纳四个新生到我的研究小组里来。我只剩三周时间就必须得把书塞到编辑们手中了，时间太紧。那几周，我常常半夜就醒过来，总有种压力过大而干呕的感觉，而我又为一种不安感所困，无法再次入眠。这本书在如大屠杀一般的最终审阅中，几乎减掉了一万字。安娜帮着我挺过当时的一切，每每我需要之时，她永远都在那儿，做我的心灵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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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三周，我还背叛了“电压”，在麻省理工学院的附近的一家叫“联合体”（Commonwealth）的餐厅写完了最后一章。“电压”近来太受欢迎了，而“联合体”才是能让我每天早晨专心致志写完最后几句话的清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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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要放下这本书不再管它了。任何泣血著书的人都知道书是永远无法完成的，总能修改，唯有放下才行。然而，我仍希望我的书已经修改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就是说，被我放下的这本如同弃儿的书，已经足够成熟，有能力在其他人的脑袋中安家、成长，启发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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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养这个性格叛逆的“弃儿”不是件易事，我能走到今天这一步都是因为我有幸得到了参与出书的人的帮助，因为我有幸有这么多善良的人愿意做我的朋友。所以，我还想借此机会写下对我至亲的人们的感激之情：亚历克斯·西莫兹（Alex Simoes）和戴维·兰德瑞（Dave Landry），他们不仅是很棒的开发商、可视化美术师，还是给予我关爱的伙伴；詹妮弗·嘉拉（Jennifer Gala），她是我认识的最懂我的朋友了；多米尼克·哈特曼（Dominik Hartmann）、杰梅恩·卡明斯基（Jermain Kaminski）、阿里·阿莫萨维（Ali Almossawi）和伊凡·佐克曼（Ethan Zuckerman），他们读了最初的手稿,并愿意敞开心扉地和我分享他们的想法；我的父母、祖父母和姐姐们，塞萨尔·E·伊达尔格（César E. Hidalgo）、努丽娅·拉玛乔蒂（Nuria Ramaciotti）、卡特里娜·伊达尔格（Caterina Hidalgo）、努丽娅·伊达尔格（Nuria Hidalgo）、安东尼欧·拉玛乔蒂（Antonio Ramaciotti）和努丽娅·费雷（Nuria Ferre）；我的学生和我以前的学生们，沙哈尔·罗恩（Shahar Ronen）、丹尼尔·斯米克夫（Daniel Smilkov）和迪帕克·贾格迪什（Deepak Jagdish）；我的米内鲁斯的朋友们，安德烈·巴伦斯（Andre Barrence）和艾米利亚·派瓦（Emilia Paiva）。当然，也感谢一下曾经背叛我并拒绝帮助我的人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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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正处于极度疲惫的旅行后十分空虚的状态中，我在想我的文字能否被人读到。我不确定我是否感到开心，但是即使我不开心，我也很感激，因为我并不是独自难过。我的女儿，伊丽丝，正蹒跚学步；此时我正注视着她，目睹着她处理信息的能力逐渐增长，而我也逐渐发现，她萌发了爱父母这令人惊叹的能力，虽然我知道，总有一天她终会忘记这项能力吧。伊丽丝和安娜是我人生动力的源泉，虽然她们并没真的在帮我泣血著书，这一切仍然归功于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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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本质：秩序的进化，从原子到经济 [:170461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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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本质：秩序的进化，从原子到经济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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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原子到人类再到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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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这个语境中，“原子”主要指的是离散的粒子，即原子或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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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两本极好地讨论进化与行为之间的关联的书是：Richard Dawkins,The Selfish Ge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and Steven Pinker,The Blank Slate: The Modern Denial of Human Nature(New York: Pengui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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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息理论（information theory）也有一个量子化的版本，被称为量子信息论（quantum information theory）。不过，量子信息论的存在并没有否定经典信息论。不同于很多其他理论，经典信息论在各范围内均得以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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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Friedrich Hayek,“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5, no. 4 (1945): 519–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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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George A. Akerlof,“The Market for‘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84, no. 3 (1970): 48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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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laude E. Shannon and Warren Weaver,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6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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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Ibid.,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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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玻尔兹曼熵（SB）的方程是SB=kBln（W）。kB是玻尔兹曼常数，单位为能量单位除以温度单位，W是微观态相对于给定的宏观态的数量。吉布斯通过把熵定义为一个系统在一个特定微观态（pi）下的可能性而不是相等的微观态的总数而将这个熵的公式推广。吉布斯熵（SG）被定义为：SG= –Σipiln(pi)。注意，当对于任意一个i，pi＝1/N时，玻尔兹曼熵和吉布斯熵是相等的。这意味着在热平衡的系统中，吉布斯熵可简化为玻尔兹曼熵，因为在此类环境中所有微观态存在的可能性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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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农的信息熵公式H = –Σipilog2(pi)。pi是一个符号出现的可能性。除了一个乘数系数以外，香农的公式实际上与吉布斯熵的公式相等。我们可以用一个常数来替换把对数换底（由2换为自然对数的底e）而多出的常数和玻尔兹曼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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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时空旅行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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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与其他物种不同，人类还拥有使用形象化的语言的能力（即使用语言来创造故事的能力）。有趣的是，形象化语言的演化与工艺复杂的用具的出现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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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口语表达的出现往往远早于文字，考证人类语言出现的准确时间困难重重。人类最早的文字记录大约可追溯到8万年前。而想要估算口语表达出现时间的考古学家们，则要追寻其他线索，比如考古发现的复杂器具。复杂器具可用来确定人类语言的起源时间，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一个懂得如何制作诸如有石质尖头的矛之类复杂工具的人，得明白如何将器具的不同部分组合起来。这一过程，与使用语言过程中将不同的词汇组合成句子、把不同句子组合成一段完整的话十分相似。换句话说，一个能够制作复杂器具的人会辨识构成器具的各个部件，并能设想好拼接器具需要依次执行的各个步骤。这一想象力及组合复杂器具所需的思维过程可被认为是初级的语法，因为使用语法时也需要类似的大脑活动。制作复杂器具所需的组合能力与人类语言使用的组合能力十分相似。因此，尽管拥有制作复杂器具的能力，并不意味着拥有语言，但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这两种认知组合能力是在同一时期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