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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德国在21世纪头10年早期的贸易盈余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6%,使该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债权迅速增加。相比之下,中国的贸易盈余仅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这两个国家的年贸易盈余均达到1 700亿 ~1 800亿欧元,但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0万亿欧元,约为德国(3万亿欧元)的3倍。还需要注意,德国在那5年的贸易盈余足以买下巴黎的所有房地产,再有5年积累还可以买下CaC40的全部股票(价值都在8 000亿 ~9 000亿欧元)。德国的巨额外贸盈余似乎是超常的竞争力所致,而不是源于蓄意的积累政策,因此,在未来数年其国内需求可能增长,外贸盈余可能减少。而在有意积攒国外资产的石油输出国,其贸易盈余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0%(如沙特和俄罗斯,某些较小的石油输出国更是可能达到该比例的数倍)。见本书第十二章及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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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见在线补充图S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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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就西班牙而言,许多人注意到21世纪头10年出现了房地产和股票市场指数的迅速上涨。但由于缺乏确切的参照点,很难判断价值评估在何时真正达到了过高的地步。资本/收入比的优势在于,它给跨时期和跨地域比较提供了有用的确切参照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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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见在线补充图S5.3~S5.4。还需要强调的是,各国中央银行与政府统计部门编制的报表只关注主要金融资产(票据、股票、债券和其他证券),还不包括衍生产品(这些产品类似于保险合同,以主要金融资产为指数来定价,也可以说类似于赌注,取决于从何种角度去看)。这些金融资产总额已达到非常高的水平,根据采用定义的不同,为20~30年的国民收入。但我们必须认识到,金融资产和负债的这些数字(在今天比过去高得多,19世纪到“一战”前夕的金融资产和负债总额没有超过4~5年的国民收入)根据定义并不影响净财富的水平,就像体育比赛所吸引的投注资金不会影响国民财富的水平一样。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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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例如,世界其他地区在2010年持有的法国金融资产约为法国国民收入的310%,法国居民持有的世界其他地区的金融资产相当于法国国民收入的300%,有10%的缺口。美国的这个缺口规模为国民收入的 –20%,世界其他地区持有的美国金融资产为国民收入的120%,美国人持有的其他国家金融资产相当于国民收入的100%。各国的详细数据序列,见在线补充图S5.5~S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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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在这方面,请注意日本和西班牙的泡沫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西班牙的净国外资产负头寸几乎相当于1年的国民收入,使其经济状况更加困难,而日本却拥有同样规模的国外资产正头寸。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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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特别是,考虑到美国一直有着巨大的贸易赤字,其净国外资产负头寸的规模应该比实际情况严重得多。这个缺口形成的部分原因是美国国民拥有的国外资产(以股票为主)的收益很高,而美国债券(尤其是美国政府债券)的收益较低。这个议题可见皮埃尔 – 奥利维耶·古兰沙(pierre-Olivier Gourinchas)和埃莱娜·雷娜(Hélène Rey)的研究,在线技术附录有引用。相反,德国的净资产正头寸应该比实际情况更高一些,这个缺口形成的原因是德国在海外的投资收益较低(同时可能导致德国目前的谨慎态度)。有关发达国家在1970~2010年的国外资产积累的全球构成(按贸易盈亏和国外资产组合收益的影响做了区分),可见在线技术附录,尤其是补充表S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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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例如,有可能美国的很大部分贸易赤字只是反映向位于避税天堂的美国企业的虚拟转移收入,这些转移随后又通过海外实现的利润形式汇入国内,恢复了国际收支平衡。这种会计把戏显然可能干扰对最基本的经济现象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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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与古代社会进行对比很难,但现有的有限估计数据表明,土地价值有时能够达到更高水平,如古罗马达到了6年的国民收入。见R. Goldsmith,Pre-modern Financial Systems: A Historical Comparative Stu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58。对于小规模的原始社会的跨代财富流动性的估计则表明,可继承财富的重要性根据经济活动的性质(狩猎、放牧或农耕等)有很大差异。见Monique Borgerhoff Mulder et al.,“intergenerationalWealth transmission and the Dynamics of inequality in Small-Scale Societies,”Scierce 326,no. 5953 (October 2009): 68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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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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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见本书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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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资本论 第六章 21世纪资本——劳动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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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对资本/收入比的动态变化已经有了相当充分的了解,该比例可以用资本主义第二定律(β=s/g)来表述。特别是,长期资本/收入比取决于储蓄率s和增长率g。这两个参数本身又取决于社会、经济、文化、心理和人口等众多因素影响之下数以百万计的个人决策,因此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之间可能千差万别。而且,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独立的。资本的长期与短期相对价格有显著不同,自然资源的相对价格也是如此,此外,上述那些事实也足以让我们了解资本/收入比在广阔的历史和地理条件下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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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本/收入比到资本——劳动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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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从对资本/收入比的分析转向国民收入在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划分。在第一章中,我把公式α=r×β称为资本主义第一基本定律,它能使我们清晰地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例如,如果资本存量等于6年的国民收入(β=6),平均资本收益率为每年5%(r=5%),那么在国民收入中资本收入比重α就是30%(劳动收入比重为70%)。因此,这里的核心问题是:资本收益率是如何决定的?我首先会简要回顾一下资本收益率的长期演化过程,然后再分析理论机制及对其产生影响的经济和社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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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18世纪以来最完整历史数据的两个国家仍然是英国和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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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资本收入比重α的总体演进过程与资本/收入比β一样,都是一条U形曲线,虽然这个U的深度不太明显。换言之,资本收益率r好像平缓了资本数量β的演变过程:β较低的时期,r就较高,反之亦然,这好像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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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准确地讲,我们发现在18世纪末和整个19世纪,英国和法国的资本收入比重大体上都是35%~40%,20世纪中期下降到20%~25%,然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再度回升至25%~30%(见图6.1和图6.2)。相应地,18、19世纪平均资本收益率约为5%~6%,20世纪中期升至7%~8%,然后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下降到4%~5%(见图6.3和图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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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资本收入(包括租金、利润、股息、利息等)约占国民收入的40%,劳动收入(包括工资和非工资收入)约占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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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1170~2010年英国的资本——劳动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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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见piketty.pse.ens.fr/capital2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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