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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我们可以说已经找到了金融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可以更加确信它们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此外还可以排除另外一个对它们的相关关系的解释，就是金融市场的基础是为了某些快速成长产业的需要而建立的。因为那些初始规模较小但需要外部融资的产业固然可以受益于金融市场的发展，但原来的大工业也是同样，所以，金融业不太可能突然发现了这些小企业的需要而预先发展起来。那么，我们就不能肯定，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是由于金融业提前察觉了经济增长的前景，预先开始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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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来看第二种证据。先还是以小鸟做比喻，假如我们只有一种小鸟，它们停留在不怎么发生震动的铁轨上。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用另一种震动更明显的铁轨来代替，并且多次地（和随机地）重复实验，结果发现，当列车到来时，在震动更明显的铁轨上的小鸟飞走的时间更早，我们就可以确信，是震动引起了小鸟飞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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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放松银行管制的过程就提供了与这个实验十分类似的理想条件。我们在本书的内容介绍中讲过，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美国各州的法律都限制本州和外州的银行开设分支机构，在有的州——所谓的“单体银行州”，法律只允许每家银行在本州拥有一个分支机构。这样严格的法律规定限制了银行之间的竞争，导致银行机构变得臃肿和低效，给顾客造成更高的成本和低劣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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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2年到1991年，许多州废除了限制开设分支机构的法律，对银行业绩产生了显著影响。平均的贷款损失率（由于错误的信贷决策导致的损失）在放松管制之后降低了——短期贷款中每100美元贷款的损失降低了29美分，长期贷款降低了48美分。而对一个健康的银行系统而言，100美元的贷款损失率通常不到几个美元，所以这方面的业绩改进可谓非常巨大。同时，初期运营成本下降了4.2%，长期运营成本下降了8%7。由于竞争加剧，银行职员的平均待遇也降低了，男性职员的工资减少了12%，女性职员的工资减少了3%（或者说，工资虽然降低了但性别歧视减少了——这是竞争的自然结果）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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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化对于银行的顾客有什么意义？在放松管制的州，借款人的贷款利率降低了，而存款人的利率有轻微上升，所以放松管制给银行的储户和借款人都带来了好处。放松管制带来了效率更高、价格更优惠的银行，意味着该州的金融产业得到了巨大发展。如果金融的发展会带来经济增长，那么放松管制（更换铁轨）就应该对该州的人均收入和产值的增长率（小鸟觉察到列车到来的时间）产生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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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胜于雄辩！在放松管制1年以后，这些州的年经济增长率上升了0.51～1.19个百分点9，考虑到这段时期的平均增长率只有1.5%，那已经是个巨大的影响。相反，那些没有放松管制的州的经济增长率则只有负的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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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还有许多研究支持我们的发现。例如，向外国资本流入开放（会导致该国的金融市场发展指标迅速提升）的国家，经济增长率通常会显著提高，那些向外国开放证券市场的国家平均的GDP增长率会提高1.1个百分点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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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证据，人们不应该再怀疑金融市场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一个国家可以没有创新的观念和人才，只依靠金融市场的改善就可以实现增长，也不是说，没有发达的金融市场一个国家就不可能取得经济增长：中国在过去20年的成就其实就是反例。金融活动本身不能创造现实的商业机会，它只是帮助人们更容易利用机会：金融市场能够区分有前途的产业和没落的产业，把资源从夕阳部门转移给朝阳部门。所以，金融市场自己并不从事开发，但它是辅助人们开发和培育商机的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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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和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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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只是衡量金融市场的作用的标准之一。在第3章，我们已经谈过，金融降低了产业进入的门槛，加剧了竞争，给企业和个人打开了机会的大门，那么有什么具体的证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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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的发展有利于新的竞争者加入某些产业。我们前述的美国银行业的放松管制，就导致在放松管制的那些州里金融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从而使得新企业的创建速度出现显著增长12。相似的是，金融体系更发达的一些国家往往有更多的新企业创立，而且这些新企业的创建更多地发生在那些比较依赖于外部融资的产业部门，所以说金融的发展的确是导致企业创业行为增长的原因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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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发展有利于新企业的进入，但并不代表这会降低产业经济的集中程度，因为原有的企业有可能比新来者更能从金融发展中得益，从而占据更大的生产份额，压制行业竞争。这样，我们需要更深入地研究金融发展对竞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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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程度的指标之一是利润率。当其他条件相同时，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通常的利润率也越低。如果企业所处的地区取得融资非常便利，而该地区的企业利润率也比较低，那么就表示融资的便利性容易导致竞争更加激烈。我们以意大利为例，那里的金融业的基础制度设施在各个地区之间差别非常大——例如，是否有高效率的司法体系。这种差别影响了融资的便利程度，即便排除其他的经济因素的影响之后，同一个人去申请贷款，他在意大利的某些地区被拒绝的可能性是其他地区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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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便利性的这种差别看来的确影响了企业竞争的程度，在金融更发达的地区，企业的平均利润率要比最不发达的地区低1.6个百分点——约为平均利润率5.9%的1/3。而且，这种影响主要是发生在中小型企业身上，因为大企业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融资，所以它们所在行业的竞争程度不太受到所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制约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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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能找到某个产业，其进入的主要障碍是取得融资，再比较不同国家在一段长时期里该产业的竞争程度的差别，也许我们就可以找到关于金融发展对于竞争究竟有什么影响的最有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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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产业是存在的，比如说棉纺织工业——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历史学家史蒂芬·哈伯15对此有过专门研究。在历史上，经营这个产业的最低资本要求并不算很大，使得原有的企业不能够通过建立巨大的工厂规模来阻止其他人的进入；而且，在哈伯所研究的时期里——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这个产业没有什么重要的专利，广告的作用也不明显。所以，进入的主要障碍便是筹集到一定数量的资金，用以购买厂房、机器和雇佣员工。哈伯在自己的研究里选取了墨西哥和巴西这两个国家，它们有不同的金融发展历程，对各自的棉纺织工业的竞争状态产生了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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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前后墨西哥和巴西的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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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的多数时期，墨西哥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自海关，由于对外贸易的剧烈波动政府收入非常不稳定。16同时，政府自身也不稳定，高层官员经常易人。由于财政部长的任期通常都不长，他们就经常宣布停止偿还政府债务，尤其在经济危机或者战争时期。这样一来，政府借贷的利率就非常高而且变动频繁，有时能达到2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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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不负责任的政府一样，墨西哥政府发现只有少数金融家愿意借钱给它。不但是因为只有这些人才有多余的资本，而且他们也有一定的势力可以制约政府。这样，在政府和主要贷款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后者可以从政府捞取一系列好处，包括国家的铸币厂、烟草垄断权、盐政和道路收费等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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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金融家不愿意看到有更多的人参与竞争，因此直到1864年墨西哥才建立起基础的银行系统，成立了墨西哥伦敦银行（Banco de Londres y México）。到1884年时建立了8家银行，1911年有47家，其中只有10家可以从事1年以上期限的贷款19。还有，银行系统的集中度很高，在1895年，最大的3家银行的资本金占全部银行的2/320。显然，一小撮金融家把持了整个银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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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的高度集中对于政府有利。因为政府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债市场，如果银行忙于彼此竞争，把精力用于向大众服务，它的债务就难以发售。所以，政府的主要贷款人，也是最大的银行墨西哥银行（Banamex）获得了很多特权，比如存款准备金的要求只有其他银行的一半，很多税收上的优惠，开设分支机构等。而对于其他银行的要求则非常繁重，包括高标准的资本金和准备金，开业必须获得财政部长和国会的双重批准等。不难想象，当局给圈外人提供批准的可能性到底能有多大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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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公开市场的发展也非常落后，主要交易对象是不同期限和不同违约可能性的政府债券。但是，到了波费里奥·迪亚斯（1877～1911年墨西哥的独裁者）统治时期，政府和财政出现了相对稳定，政府开始举借外债，并采取措施重组债务。然而，政府依然依赖于一小部分金融家——特别是墨西哥银行这样的大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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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亚斯政府也实施了某些改革，1884年颁布了涉及抵押贷款的法律，1889年颁布了允许自由成立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22。但是，改善企业融资环境的改革始终是三心二意的，例如财务报告制度就执行得非常松散。虽然法律上有要求，但有的制造业企业却多年都不公布财务报表23。结果，由于缺乏公开信息，大众就只有依赖于少数金融家对于公司的担保和监督来保证他们的投资安全。所以，只有少数与金融家有特殊关系的新企业才可以发行股票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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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的情况是这样的，在1889年帝国体制崩溃之前，巴西政府对于金融市场和制度的政策与墨西哥非常相似。在19世纪早期，里约热内卢就出现了证券交易所，但并没有为企业融资提供什么像样的服务。从1850年到1885年，只有1家制造业公司的股票挂牌，而且在这36年中仅有3年发生了交易24。也是因为要保证政府有稳定的财政来源，银行系统变得很小而且很集中。最后，建立有限责任公司要面临许多障碍，投资人只有获得帝国政府的批准才能组建公司，而且不能享受有限责任：投资人即便卖掉了股票也要对公司债务负担责任。另外还禁止银行投资股票，投资人也不能以保证金购买股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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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墨西哥不同，19世纪后期从欧洲大陆波及而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把巴西卷入其中。城市的中产阶级和有经济实力的咖啡种植园主发动了革命，推翻了佩德罗二世皇帝。他们认为皇帝与旧的土地贵族有太多瓜葛，最终建立了更能够代表工业化阶层利益的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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