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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和国建立后，金融业的政策发生了巨大改变。政府致力于把一个奴隶劳动为主的农业经济转变成现代的工业经济。在帝国末年，奴隶制度已经废除，金融产业也开始放开。而新政府更加扩大了银行体系的开放，取消了限制银行投资方向的法律，允许办理保证贷款（margin loans），有限责任公司也更容易成立。此外，还要求公司定期公布财务报表，公布股东名字和股票数额，使公众拥有关于公司控制人的明确信息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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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巴西的金融产业产生了巨大的飞跃，1888年的银行数量是26家，到1891年已经发展到68家。在出现繁荣的第一年，里约热内卢股票交易所的成交量就相当于过去60年的总和。公司债务市场也发展起来，从1905年到1915年，通过债务发行筹集的资金占投资总额的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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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迅速、大规模和不加控制的自由化过程中，不发生问题才是怪事。监管部门需要时间才能学会如何在自由竞争的环境里进行监管，商人也需要学习如何在没有管制的环境中发财，而且也总有老练的家伙在其中浑水摸鱼。以后发生的一切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巴西经济出现了繁荣，带来投机泡沫，然后是衰退，整个银行体系也几乎崩溃，到1906年，只有10家银行还在继续营业27。但是，改革的精灵已经放出了瓶子，趋势不可逆转。即使银行系统已经奄奄一息，但公开的证券和债务市场依然在发挥给企业筹集资金的作用，1915年里约热内卢证券交易所依然有32家公司上市发行股票，24家企业在公开市场里举债，债券发行筹集的资金占公司长期资本的比例为21%28。要知道，即使是在美国这样的债务市场最发达的国家，今天也只有20%的投资是通过发行公司债券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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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巴西的公开市场和银行（在衰退前的一段时期里）可以自由地为企业提供资金，而墨西哥的银行系统依然只是给自己人提供。这种区别，对于棉纺织工业的资金筹集有显著的影响。1912年，墨西哥有100家的棉纺织企业，其中只有4家的股票在公开交易；相反，在1915年，巴西有180家棉纺织企业，有32家（18%）公开交易，这些上市的公司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批公司，它们占有该产业总产值的3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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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的企业债务融资很少，即使有，也只是有特殊关系的企业才能得到，多数还是短期债务。即使是那些融资渠道比较好的墨西哥最大的棉纺织企业，在1907～1913年间，它们的债务—资产比也只有0.09，而在1914年，巴西的大型棉纺织企业的比率是它们的7倍，达到0.64，多数是从公开市场筹集的长期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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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趣的是，金融市场在这两个国家的不同发展影响了整个棉纺织产业后来的命运。1883年，巴西有44家企业，66000个锭子。最大的4家企业的销售额占37%；而1878年，墨西哥的企业数量是巴西的2倍，锭子数量为4倍，但最大的4家企业仅占销售额的16%，可以说，墨西哥的纺织品产业在一开始规模更大，集中度更低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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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西共和国建立和墨西哥迪亚斯独裁统治几十年以后，这些数字完全颠倒过来了。1915年，巴西拥有180家企业，150万个锭子，最大4家企业占销售额的16%。而墨西哥在1912年只有100家企业，75万个锭子，4家最大企业占销售额的27%31。巴西的产业发展更快，集中度却降低。很自然的解释是，墨西哥的金融业倾向于把资金交给自己的关系人，造成了更慢的增长速度和更大的集中度。有趣的是，面对执行得非常糟糕的披露制度，外国投资者也无能为力，结果他们也只向那些最大和最知名的企业投资，进一步加强了产业的集中程度。这种情况，今天仍然发生在那些对外国资本开放但没有深化内部改革的国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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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看看有无其他因素导致了这两个国家棉纺织产业的发展出现差别。实际情况是，这两个国家在经济增长率和纺织品产品需求方面的差别，都不能解释它们的棉纺织工业在发展上出现的差别。墨西哥的国民收入在1877年为巴西的55%，到1910年为93%，而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为巴西的10倍（由于有大量移民加入，巴西的人口增长率更高，否则墨西哥的整体国民收入早已超过巴西）。而且，对纺织品的需求也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而增长。因此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墨西哥的棉纺织工业应该增长得更快。然而实际上却不是这样，这就表明，金融的不发达制约了竞争的程度和纺织品工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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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还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棉纺织工业只是特例，那么我们再看看美国的棉纺织工业在同一时期的发展情况。美国当时的大部分纺织工业集中在新英格兰地区，而当地的金融业在19世纪大多是建立在私人关系基础上的。工业家们为了方便自己得到信贷而建立银行，但是因为可以自由开业，阻止了少数人把持金融业，银行数量也大量增加。1800年银行数为17家，到1860年达到505家32。而且在经历了一段时期后，会计标准变得更加可靠，法律也执行得更好，金融业务就不再向内部人过分倾斜，可以为更多的人提供融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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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数据充分表明，金融市场在促进工业的竞争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在金融业发达的美国，棉纺织工业的集中度更低，并且随着金融市场的发达，集中度持续下降。在1860年，最大的4家企业的市场份额为12.6%，而到1920年时只有6.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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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对衰落行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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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上面的讨论揭示了金融体系的发达对于一个成长产业的重要性，但是对于衰落产业来说，金融的作用还更加重要。通过对新兴企业的扶持，金融市场可以帮助一个产业适应环境的变化。我们还是以纺织品工业为例，看看美国在过去几年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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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国竞争的压力下，美国的纺织品工业在过去几十年一直处于衰落中34。1976年，整个产业有27.5万台飞梭织布机，到1997年只有1万台。1992年，纺织品企业的工厂数量只有1972年的2/3，员工人数也下降了35%。这些数字表明，该产业陷入了严重衰退，不应该有什么外部融资的要求，但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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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工厂关门的同时，却有很多新的企业开张。例如，从1987年到1992年，31%的老工厂关闭，但是在1992年，却有27%的工厂是新建立的企业。事情看起来有些荒谬，老的企业在纷纷撤退，同时新的企业却大量开业，但正是这样的大换血加快了整个产业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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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资本密集程度提高了——比如，使用了更多的机器人技术——而雇用了更少的人工。结果是，美国的纺织品工业变得更有生产效率——部分是因为剩下的企业改进了效率，部分是因为低效率的企业被挤出，部分是因为新建的企业效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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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企业开始生产像Gore-Tex(戈尔特斯，十种多功能面料)、Polartec（一种抓绒面料）这样的新产品，在美国大量进口纺织品的同时，这些企业也在扩大出口。这是一个动态的重组过程，新企业的生长加速了老企业的变革和淘汰，而外部融资环境对于新兴企业的发展是决定性的。这样，即便在衰退产业里金融业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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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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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们已经知道了金融市场如何帮助创建新兴企业，挑战老企业，保持竞争的激烈和活力，我们现在考察它如何帮助个人扩展成功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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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的发展对个人究竟有什么影响，一个明显指标是人们选择个人创业的可能性。自己出来干，不管是做水暖工还是开杂货店，都需要启动资金。但是，除了少数生于大户人家的幸运儿以外，大多数人的启动资金还是要来自金融市场。因此，一个更发达的金融市场应该更容易帮助个人创业，我们是否能找到这方面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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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大利，不同地区的融资便利性的差异就影响了个人的职业选择。即便排除其他的地区差异的影响，条件基本相同的两个人选择个人创业的概率，处在金融最发达地区的要比处在最不发达地区的高出33%35。由于不再受制于自有资金的限制，金融市场还帮助人们在更小的年龄段就开始创业（例如本书内容介绍中讲的搜寻资金），在意大利金融最发达的地区，企业主的平均年龄要比不发达地区低5岁。所以，金融对于人们的经济活力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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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指标是考察那些最富有的人，看他们的财富如何得来。从1987年开始，《福布斯》杂志发表世界富豪排行榜，并指明他们的财富是来源于继承还是由自我创造。《福布斯》杂志最后一次为财富超过10亿美元的人排名是在1996年（此后亿万富翁的人数就太多了），我们先从这个资料入手，这是在互联网泡沫产生大量新一代暴发的（和短暂的）亿万富翁之前。考虑到国家的规模大小不一，我们采用的指标是，每百万居民拥有亿万富翁人数（该国的亿万富翁人数除以该国的人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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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百万居民拥有亿万富翁人数最多的地区是香港（2.6），此后是巴林（1.7）、瑞士（1.7）、新加坡（1.4），人数最低的国家里有比较贫穷的秘鲁（0.04），也有比较富裕的挪威（0）和南非（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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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这个指标更有说服力的是每百万居民中的“自我成功”（即通过自己努力而不是依靠继承）的百万富翁人数。结果并不令人奇怪，在一些最近增长速度比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香港地区、新加坡、韩国和台湾地区，自我成功的富翁人数比较多。有趣的是，美国的数字（0.26）远远高于欧洲的大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的平均数字为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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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我成功的富翁人数比例和该国或地区的股票市场规模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香港在这两个数字上都独占鳌头，但即使把这个特殊的前英国殖民地排除在外，正相关的关系依然存在。股票市场规模从法国的水平（1996年为GDP的50%）增长到美国的水平（140%），相应的自我成功的亿万富翁人数比也从0.07增加到接近0.30。在统计学的意义上，美国与法国的自我成功的亿万富翁人数比的所有差别，都可以解释为美国拥有更加发达的金融市场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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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只是一个相关关系，如前所说，不代表因果关系的证据。其他很多因素，例如一个国家对待自由企业的保护程度，都要影响一个人积聚财富的能力。但当这些因素相对稳定时，我们就可以忽略其影响，而考察一个地区的富翁人数的比例在一个时期里的变化。从1987年福布斯杂志的最早调查开始，我们来看看1987～1996年之间的自我成功的富翁人数的变化，在那些金融体系更发达的国家，自我成功的富翁人数比例增加幅度最大。而金融体系的发达程度对于继承而来的亿万富翁的人数比却没有太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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