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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今后还会提到，大量的分散的群体比少数而集中的群体更难以组织协调行动。尽管人数众多而分散，但很多乡绅还是能够聚集到一起，因为他们有共同的财产来源，有捍卫财产权利的共同利益，而议会则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团结起来协调行动的会议场所。这样，乡绅就可以克服通常会阻挠大群体在采取集体行动时所遇到的障碍。具体的进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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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解散修道院，亨利八世得罪了罗马教廷。在天主教会的支持下，国内的反对势力开始质疑他的继承合法性，并构成威胁。亨利八世需要同盟军，如果把教会的土地分配给乡绅，就可以使他们“被私人利益的纽带联结起来，坚决反对任何回归罗马教廷的企图”31。一位英国历史学家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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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众多的人参与了破坏教会的财产……给我们的宪政体制带来了不小的好处。由于这些人获得土地，土地贵族群体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他们的力量增强有助于抵制国王滥用权力。如果说财富就意味着权力，那么把如此大片的王国土地分配给民众……必然加强了他们在权力制衡中的分量。现在这些地位显赫的家庭所拥有的庄园，毫无例外地……都从修道院和其他教会机构那里分到了不小的份额。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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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建立反对罗马教会的同盟军的同时，都铎王朝也培养了以后站起来反对国王的势力。许多乡绅都特别提防那些有天主教倾向或者企图与其他天主教国家结盟的君主33，而后来的国王，包括查理一世（被处死）和詹姆斯二世（被驱逐）的遭遇，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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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制度则保证了分散的乡绅可以团结起来保证他们新获得的经济权力。在英国历史上，国王在开征新的税收时需要征得议会的同意，议会是国王与他的主要纳税人之间进行谈判的机制，尤其是国王后来还需要借助乡绅的帮助来征管税收，所以议会并不容易被随便解散。但这并不代表议会从一开始就拥有足以和国王抗衡的实力。都铎王朝早期的君主们对于议会有完全的支配权34，例如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只需要给议会传个话，就可以终止一项议题的讨论。她的大臣在接见一名下议院的新议员时，警告他不要在下议院涉及任何有关“女王陛下个人和她的财产，或者教会管理”的话题35，而议员对他的警告也唯命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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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乡绅的财富和权力的增长，随着他们看到天主教出现了复辟的苗头，议会的对立情绪开始上升。在伊丽莎白统治末期，政府对食盐之类的必需品实行垄断生产和销售，议会中就出现了大量的抱怨，表现异常愤怒。而到了她的继任者詹姆斯一世时期，议会开始频繁否决国王的议案，并积极拥护其成员的言论和人身自由。詹姆斯一世徒劳地发出警告，“我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和其他人一样有友爱和激情；所以我请求你们不要做得太过分，免得我不得不考虑动用自己的权力。”36但是议会对他的警告置若罔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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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需要做一个简单的经济学分析，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议会能够这样自信。假设国王和议会为了财产权利或者税收的问题不能达成协议，必须用非常手段一决高下，那么国民将为谁而战呢？一部分人可能是出于荣誉和习惯的考虑来决定自己的立场，但是更多的人，尤其是那些被雇佣参战的人，将会以钱袋的分量为判断依据，哪一方提供的报酬更优厚更有保证，他就会对哪一方效忠，正如俗话所说，“金钱就是力量”。国王可以宣布反对派是叛徒，宣布剥夺他们的土地，用这些战利品和他自己的财富来犒赏他的支持者，而议会也可以如法炮制。因此，不管是由自己出钱，还是从对手那里剥夺财富，谁能够给雇佣军更多的物质许诺，谁就能得到更多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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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联系到我们上文的论述，乡绅是优秀的土地经营者和财富创造者，而国王和大的封建领主与土地之间却没有这样的经济联系。如果国王和领主被乡绅们剥夺土地，那么对于社会整体来说不会有什么经济上的损失，假如结果相反，则社会的损失将十分巨大。所以，乡绅们显然有能力做出更多可信的许诺。另外，其他一些因素也有利于他们，例如土地税收的征管机构多数操纵在乡绅手中，他们能够更好地筹集资金；还有，他们与地方的民众有密切的关系，而国王和领主却脱离群众。无论如何，最基本的一点是，权力的均衡已经改变了。假如君主们还没有看清楚时局，那就有可能爆发内战、流血、革命，让他最终明白权力已经易手！当然，在革命时代已经有很多人认识到时势改变了，例如在1658年，一位名叫亨利·内维尔（Henry Neville）的议员就在下议院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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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亨利七世以前，下议院从来没有否决过议案。一切事务都取决于领主的态度，在那个时代这个房子里没有如此众多的乡绅。然而现在，乡绅们不需要依靠贵族的势力了，权力的天平已经完全倒向乡绅，他们控制了全部土地。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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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选举产生的议会拥有了足以制约君主的实力，一个宪政制衡的政府终于得以建立38。光荣革命把变革的结果最终确定下来，并且铭刻下这样的理念：税收不再是政府的专制特权，而必须征得人民代表的同意。在不到1个世纪以后，这个原则在美国独立宣言中再次得到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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扼要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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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做一下回顾。建立一个尊重财产权利的政府有三个重要步骤，第一是大贵族的权势出现衰落，这使得经济产出不再被领主们完全占有，土地所有权也得到更大的分散。第二是一个中间阶级即乡绅的兴起，他们不但有充足的经济实力购买土地，而且成了自己土地的有效率的经营者。第三是出现了一个作为协调机构的议会，如果离开它，分散的乡绅将很难为他们的经济权力提供政治上的保护。在都铎王朝早期，乡绅阶级正在形成时，议会还比较弱小，而随着他们的财富迅速积聚，议会的力量也就很快强大起来。另外，乡绅的共同利益也进一步巩固了议会的权力，他们绝大多数人的收入都来自土地，而许多人的土地都是从以前的天主教会手里剥夺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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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英格兰的财产权利的出现是由于众多因素的合力共同作用形成的幸运的结果，然而这些因素对于财产权利的建立都是必不可少的吗？詹姆斯·哈林顿（James Harrington）是与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同时代的英国人，他研究了英国的政治权力起源，在1656年的著作《大洋论》（Oceana）里指出，导致权力结构发生改变的唯一原因是都铎王朝大量剥夺和重新分配土地（以及斯图亚特王朝为了应付奢侈开支的需要而出售土地）。他的另外一本小册子也清楚地阐述了这个论点——权力来源于财产，因为拥有财产的人才有能力雇佣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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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政府都建立在财产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政府的权力来自财产；在一个国家里，谁拥有的财产比其他所有人加起来的都更多，谁就可以控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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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人拥有的财产超过其他所有人，那么他的财产导致绝对君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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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少数人拥有的财产超过其他所有人，那么他们的财产导致贵族统治或者混合君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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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存在一个人或者少数人拥有压倒数量的财产，那么人民的（或者许多人的）财产导致民主的或者普遍参与性的政府。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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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的观点相似的信念，即财产所有权的广泛分布将导致产生民主制度和市民社会，其实有非常久远的历史传统。有的社会规定一个人拥有的某些财产的最高限额，而有的却规定最低限额：罗马共和国的《土地法》限制任何人拥有的土地不得超过一个最高数量；而1776年托马斯·杰斐逊为弗吉尼亚起草的宪法却要求每个成年人都得到至少50英亩的土地40。但是，财产即是权力的论点却有点循环论证的意味，说权力来源于财产，其实是暗示了政府要尊重财产分布的现状。否则，政府在发现反抗势力将组建武装的时候，简单地宣布他们的财产无效，不就解除他们拥有的权力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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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要我们指出什么是财产权利出现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那其实不仅是财产的更广泛分布，更重要的是在财产与所有者之间存在的经济（或社会）联系，这种联系即使在非常混乱的环境下也能维持。可以说，哈林顿的论述忽略了很重要的一个步骤，那就是通过出售没收土地和随后的市场繁荣，使得土地财产落到那些更有经营管理能力的人手里。正是这个因素——财产所有权的经济效率——促进了财产权利的保全，因为有效率的所有者比其他人有更强大的经济力量保卫他的财产。当然，还有乡绅们具有通过议会来团结行动的能力，使他们得以把分散而巨大的经济权力最终转化为政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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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土地市场的放开是否就足够导致权力的转移呢？剥夺大领主和修道院的土地是否是实现权力分散的必要条件呢？这些问题是以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假设为前提的，恐怕难以给出准确的回答，但我们相信，虽然这些剥夺行为本身是侵犯财产权利的，但结果反而限制了未来的君主专制权力。原因在于，剥夺的结果直接导致了财富的再分配，分散了经济权力。而且，原来的领主和修道院在自己的辖区拥有大量土地，是当地的垄断势力。即便更小规模的土地具有更高的经营效率，但如同所有垄断者一样，他们还是会维持现状，采取低效率、大规模的经营方式，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从当地的民众身上榨取利润。因此，如果不依靠强制剥夺这种类似于反垄断行动的措施，单靠土地市场恐怕还不能把土地转移给更有经营效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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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论述还可以解释，为什么城邦政府比民族国家的政府有更大的民众参与性。在城邦里，财富的主要来源不是土地而是贸易和制造业。这些活动产生的剩余显然与业主的技能、关系和积极性有密切联系，就像商业化的农场主与土地的关系一样。所以在城邦里，尊重财产权利，让公民更广泛地参与政府以增加他们的安全感，是有特殊的经济意义的（公民这个单词，citizens，来源于法语单词cité，原来的意思仅仅是指城邦的居民）。正如古人所云，“城邦的空气是自由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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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城邦随着工商业的壮大而发展。我们并不认为，在城邦发展的早期人们就高度重视对于财产权利的尊重，但是随着时间的积累，大量的企业成长起来，商人们就产生了更多的要求，最终获得了对城邦政府的参与权和对财产权利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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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国家中则相反，收入的主要部分来自土地，只要财产所有权很集中，国家就不会很尊重财产权。即便工商业有所发展，但由于在总产出中只占据很少的份额，政府也不会尊重工商业的财产权利。因此，只有等到封建庄园解体，或者大规模土地改革，导致乡绅阶级出现以后，才产生了私有财产制度的有力推动者，并最终迫使政府承认财产所有权的地位，从而为后起的竞争性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一旦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以后，土地所有权的分配对于财产权利的重要性就显得不那么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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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英国历史也提供了见证。当工业产业开始发展时，国王曾试图通过授予工业垄断权的办法为自己捞取好处。如下案例就生动地反映了国王如何滥用其专制权力，揭示了垄断权如何构成了对财产权利的威胁和对正常经济活动的破坏。1614年，英国政府制定了一个策略，其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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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商旅公司（当时的一家贸易公司）向荷兰出口半成品的毛纺布的权利，而把出口成品布的垄断权授予一家新公司……据估计，成品布的出口将给该商家增加每年60万～70万英镑的利润，国王将从中获得30万英镑，作为新公司的特许权的费用。但是，荷兰人后来拒绝进口英国的成品布，使得该公司很快关门。而商旅公司则不得不通过向詹姆斯一世的官员行贿6万～7万英镑，以取回以前的出口权，在此期间，整个布匹贸易行业损失惨重……到1620年，英国商人出口的布匹只有1613年出口额的一半。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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