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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意识到这些垄断权对于财产权利（和自身权力）构成了威胁，于是在1624年通过了《垄断法案》（Statute of Monopolies），禁止国王对个人颁发除新发明以外的垄断特许权。在1640～1660年间，议会与国王发生对抗，在这方面走得更远，最终完全终结了向公司和个人颁发垄断特许权的行为42。所以，在保护土地所有者的权利之外，乡绅们还通过议会约束了国王对于工业的专制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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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最终工业的发展也变成了保护财产权利的源泉。虽然说乡绅们在打破专制王权上做出了贡献，但他们后来也利用议会来为自己的特殊利益服务。在16世纪和17世纪出现的中小规模农场主——所谓的自耕农革命——到18世纪和19世纪成为圈地运动和地主革命的牺牲品。自耕农革命是进步的、促进生产力的，而后一个运动却把财富重新分配给新兴的政治势力43。但是到那个时候，工业已经成长起来——新兴的工业阶级在英国议会上就食品关税问题与地主阶级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并且最终取得了胜利——权力转移到新的财产权利捍卫者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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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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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研究集中在英国，这是一个典范的发展出宪政政府的国家，接下来再简要研究一下其他出现宪政政府的国家，看看它们在发展模式上是否与英国模式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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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经常用法国和英国进行比较。而法国一直到19世纪才建立起宪政政府，这使很多历史学家们感到困惑。一个显见的原因是在法国大革命以前，贵族和教会的势力过于强大，即便路易十四这样有权势的国王也只能通过权贵们彼此内斗来把握局势，在他死后，贵族们重新执掌大权44。由于法国的国王无力压服贵族，他们就试图寻求农民的支持，尽力保护他们的财产权利免受大贵族的蚕食45。所以，法国的农民拥有相当数量的土地，但是规模过小，没有生产效率46。土地买卖也发展得比较缓慢，部分原因是国王不愿意为土地转让提供便利，以免农民把土地卖给贵族或者被贵族霸占，部分原因是法国不像英格兰那样有大量通过没收得到的土地，无法启动市场。这样，乡绅阶级就没有发展起来。最后，法国国王拥有一个中央集权形式的官僚体系，可以直接从农民那里征管税收，他通常也就没有必要召开任何形式的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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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教会和贵族的财产被没收和出售，起到的作用类似于英国都铎王朝的剥夺行为。大革命削弱了贵族的土地和权力，增强了当时还比较弱小的法国乡绅和富裕农民的力量，取消了国内的贸易壁垒，创造了全国性的土地和产品市场，为代议制政府的建立制定了制度体系。结果，在19世纪法国的农业生产力大大提升47。这些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影响极大地推动了后起而强劲的法国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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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们的观点是有普遍意义的，那么它不但在历史上可以得到验证，而且在更近的时代也应该有同样的结果。简要地说，我们的论点显示，在农业国家里，如果土地所有权太集中，则财产权利的保护程度比较差——对财产权利的保护具体包括，在法律上对财产的所有权和买卖给予了清晰的描述，政府和司法体制能够有效地尊重和执行财产权利等。大的土地所有者有能力通过私人武装来保护自己，或者对当地政府施加影响，他们并不希望自由市场的制度基础发展起来，形成对自己的挑战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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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统计分析数据支持我们的推测。在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国家，土地所有权的高度集中的确与低水平的私有财产保护相联系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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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结论给我们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既然广泛的（但不是过于广泛的）土地所有权分布会导致政治参与的增强和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为什么很多国家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呢？为什么一直到1861年，俄罗斯的绝大多数农奴还是束缚在土地上，得不到他们的领主和政府的保护？为什么需要经过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征服、1830年和1848年的革命，才使得欧洲大陆的土地被重新分配，并促进了农业的商业化发展和对于财产权利的更大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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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之一可能在于这些国家土地的性质。有的国家的土地主要是精细型的耕作，而有的却采取种植园一类的大规模耕作方式。或许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在历史上哥斯达黎加比哥伦比亚的民主色彩更浓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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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性质，或者说生产采用的特殊方式或者技术，制约了财产所有权的分布，从而不利于财产权利的保护，这个论点不但适用于农业而且在工业里也能找到证据。有的工业被大企业所垄断，而垄断的成因仅仅是因为政府给予的特许权，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往往不会尊重财产权利。例如，采掘工业的企业，其价值主要是来源于采掘的特权而不是经营者的能耐。在一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度——例如扎伊尔——政府可以很随意地从一家公司收回采矿权，再拍卖给另外一家，轻松地获得大笔金钱。当然，投标者最终也知道他们需要在今后继续进行贿赂才能保全所获得的特权。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自然没有什么约束会主动尊重公民的财产权利。对于很多国家而言，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简直就是一个魔咒，只有少数国家得以摆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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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许多国家之所以没有实现财产的合理分布，其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政府和权贵们出于自己的私利而阻挠土地改革，即便他们也知道改革会给国家整体带来好处。显然，我们不能指望个别的领主去把自己的土地分割开，并卖给耕种土地的农民。因为，如果其他领主不同样效仿，如果财产权利缺乏保护的大气候没有改变，那么这个革命的领主就会发现，由于没有了原来的领主，那些自耕农的权利将更加缺乏保护，而且，由于他没有了剩余的粮食和低租金的土地可以雇佣农民来为他战斗，他自己出售土地所得的资金也将面临危险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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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君主也可能不希望土地所有权的分布过于广泛。即便所有权的广泛分布有利于财产权利变得更安全，有利于土地生产力的提高，但是君主们考虑得最多的毕竟是自己的权力。在多数情况下，君主们出于自己的私利会继续实行专制政策，而不管其在长远来说是否有害于国家——正如路易十五的名言，“法国足够我打发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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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内容介绍里所讲的那样，最开始的土地所有权分布所产生的影响会持续很长时间，甚至在分布的无效率显示出来以后还会发挥作用。例如，在拉丁美洲的废奴运动后，奴隶和雇工已经得到解放，从而降低了大庄园的利润。但是庄园主依然维持这种生产方式，他们继续依赖大量文化素质低下的人工为自己的庄园劳动。这些庄园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在普及人民的教育和经济社会权利方面不够热心，原因也许正是在这里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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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原来的土地所有权分布没有通过强制性的改革而得到改变，那么这些历史的包袱就造成国家之间甚至一国的不同地区之间在后来的发展上出现了很大的差异。例如，意大利的南部和北部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差别巨大，北部地区比南部地区要发达很多，而南部的庄园规模更大，农民更加贫穷。有一些历史事件可能是导致南方的土地所有权分布过于集中的原因，例如11世纪发生的诺曼征服，14世纪由于瘟疫造成的巨大破坏等52。反过来，土地所有权分布的差异又部分地导致了南北方的经济发展的差异，其影响一直持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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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土地分布模式所产生的后果在印度表现得也同样明显。在殖民统治时期，英国人把某些地区的大片土地给予当地的领主，而这些地区最近几年的情况恰恰是更低的农业投资，更低的农业生产率，更低的识字率和更高的婴儿死亡率53。现在印度的南部和西部比较繁荣，中部和东北部相对停滞，这种差距的扩大也许包含了上述历史因素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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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似，某些欧洲殖民地也比另外一些殖民地更加尊重财产权利。原因在于，如果当地的气候适宜而土地优良，那么欧洲的移民就会大量涌入，从而产生大量自耕农，为建立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法治政府奠定了基础。相反，另外一些殖民地不太适宜欧洲人居住，所以只有少数移民到来，他们大量使用当地的劳力工作，这些地区的土地所有权往往就比较集中，工业也集中于采掘业54。这些国家将不得不等待一个新兴的工商业阶级出现，才能建立起安全的财产权利，不过这个阶级自己的发展也将受到落后的财产保护和金融市场的拖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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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有的政府过多考虑自己的权力而不顾及国民的福利，采取了不当的重新分配财产的政策，我们可以看看其后果。在20世纪20～30年代，斯大林决定消灭苏联的自耕农阶级，把他们的土地集中到大型的集体农庄里，原因是他担心自耕农对于私有财产制度的支持。土地的集体化导致苏联农业生产大幅度下滑——但是达到了政府的目的，就是从苏联的土地上完全消灭自耕农这个私有财产制度最强大的保守势力，接下来政府就可以毫无顾虑地推进其他共产主义改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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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些前社会主义经济开始计划如何把国有资产分配给私人，以确保向资本主义的平稳过渡。有的经济学家认为，谁拥有财产并不重要，关键是财产要分配到私人的手里55。然而根据我们的理论则会得出不同结论，国家财产如果落到错误的人手里，尤其是如果集中地落到他们手里，会非常不利于制约政府权力和培育自由市场。俄罗斯就是这方面的明证。为了赢得1996年的总统选举，叶利钦同少数有权势的经理人达成了一笔秘密交易，把俄罗斯最好的企业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他们。这笔令人瞠目结舌的交易与一系列类似事件，导致俄罗斯的工业和金融业被极少数人士所把持，而这些人最主要的能力在于政治上的关系而不是商业上的精明。所以难怪俄罗斯的这些“商人”被公众称为寡头，使人想起那些曾经阻碍过资本主义发展的反动的封建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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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寡头会阻挠自由市场和金融服务的发展，他们在政治上也不会构成可以制衡政府的力量。因为这些人的王国不是建立在他们的商业能力基础上，所以很容易被别人夺走，正如他们当初取得财富的过程也比较轻松一样。普京领导的政府就在采取措施打击部分寡头，夺回经济权力。在今后，是这些寡头轮流坐庄、继续玩权力游戏，还是被彻底赶走，代之以真正有才能和竞争实力的商业阶层，人们将拭目以待，俄罗斯的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未来也正取决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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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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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自由市场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发展面临的最大障碍，来自政府的贪婪掠夺。我们提出，英国产生了一个新兴阶级，即乡绅阶级，他们拥有足够的农业生产规模，有能力承担风险，但是没有足够的个体实力在政治上保护自己，于是他们要求建立一个宪政国家。乡绅们通过议会和行政机器这样的机构团结起来，获得了政治权力，从而达到了约束政府权力、保护财产权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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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财产权利得到保护对于解决政府的财政问题至关重要。与土地和工业资产不同，大多数金融资产是消极持有的：资产的所有者没有能够从资产中获得收益的专业技能。政府掠夺公民的钞票、金银或者拒付债务，只会遭受声誉上的损失，而不会带来掠夺乡绅的土地所造成的那种经济价值的损失，所以金融资产的持有人往往是政府首选的掠夺对象。现代政府在遇到财政困难时，不会去直接掠夺农民的土地或企业的机器，但是往往会利用各种手段减少对于政府对债权人的实际偿还。但是，如果政府的权力受到约束，必须保护其他形式的财产权利（例如乡绅的土地），那么对金融资产权利的保护也会相应提高，金融业就能繁荣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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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金融资产的保护让投资人感到安全，政府就可以通过借款来扶持民族工业的发展，而不再受短期内的税收水平的限制，对整个国家大有裨益。正如20世纪早期的历史学家理查德·爱伦贝格（Rechard Ehrenberg）所说，“如果不是在1693～1815年间发行了9亿英镑的国债，英国就不可能成为今天的大不列颠帝国，不可能把半个地球征服在脚下。”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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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实现金融自由来说，建立起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府只是取得了第一战的胜利。由于具有了广泛的代表性，政府对人民的财产权利的威胁降低了，可以大规模地举借债务。但是，这并不表示政府有兴趣发展金融市场，扩大国民的金融自由。即使在民主制度下，政府也可能被少数有组织的阶级所控制，而他们并不愿意积极开拓金融市场。这些是我们下文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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