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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一个关联体系的经济里,不要说这些传奇,就是风险投资人本身也并不多见。原因在于,风险投资人需要一个可靠的信息披露制度,这不但是因为他们要对新企业投资,而且他们的投资只有在企业公开上市之后才能收回。对公共投资人而言,他们必须对企业的事业有充分的信心才会掏钱来购买这些没有悠久历史的新企业的股票,而良好的信息披露能带给他们这样的信心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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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几年,欧洲大陆的关联金融体系已经发生变化,转向英美的自由市场模式。这些国家也引进了新的股票市场——例如德国的新兴市场(Neuer Markt),巴黎的新兴市场(Nouveau March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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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市场有的是由于股票投资的狂热而建立起来,而不是根本制度的变革(有的在泡沫破灭后也未能持续下去),但是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些市场的出现如何影响了风险投资的数量。在那些建立了新市场并引入了比以前更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的国家,其风险投资的规模迅速扩大13。这个效应不是由于新市场的建立带来的,因为在那些也建立了新市场,但信息披露制度没有改进甚至倒退的国家就没有出现风险投资的显著增长。因此,更好的公共信息披露制度使得企业更容易获得直接融资,更容易为革命性的新技术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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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便有了资金,也并不能保证现有的大企业愿意投向创新型的技术变革项目。因为技术的变革将导致现有的企业经营者的技能被淘汰,例如个人计算机的业界标准虽然是由IBM公司确立的,但在这个领域里推动技术革新的主要力量却是英特尔和微软公司,它们也获得了相应的收益。IBM公司为什么没有更好地利用个人计算机领域的商业机会呢,原因可能是该公司的最高管理层把眼光盯在大型机上面。为了防止大型机项目受损,管理层限制了个人计算机的开发,从而削弱了IBM公司在这个领域的领导地位。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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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公司居然没有在自己的个人计算机字处理软件中设计处理电子邮件的功能,实际上这个功能后来的使用最为广泛。原因在于当时IBM公司依然认为文字处理是在大型机或者小型机上做的事情,而大型机的工作人员为了保护主机的电子邮件系统(称为PROFS),就不在个人计算机上使用电子邮件。另外,大型机的经理们认为很多秘书人员已经习惯使用PROFS,而大型机使用的字处理软件也不需要增加什么新的功能。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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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英特尔、微软、康柏、戴尔和其他很多公司,个人计算机产业是否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还是个疑问。如果这个产业的发展当初继续让IBM公司和DEC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来主导,我们今天使用的个人电脑或许不过是计算器和打字机的美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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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在革命性变革到来的时候,由于没有原有利益的束缚,新企业就有了机会。更多的信息披露和透明度、融资的自由,都帮助了新企业的成长。相反,关联体系在给新来者创造机会方面做得非常糟糕。在得到融资之前,新兴企业必须成为关联体系的一部分,否则没有人相信它们的账目,或者提供融资。所以,在1960~1990年,德国交易所上市的企业的平均年龄是57年15,对于美国企业来说这实在是过于高龄了。在美国自身,我们已经介绍过的银行管制的放松带来了金融行业的激烈竞争,这等于是一个行业从以前的关联体系转向竞争性的市场体系。所以就难怪在管制放松以后,新企业创建的速度获得跳跃式的增长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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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金融体系在技术革命时代至少有两个致命缺陷,第一,这个体系审查新技术的方式更容易把突破常规的新技术排除在获得融资之外:因为集体决策的方式本身是保守的。第二,体制的不透明造成了对外部人的歧视,尤其是对新的加入者。这样,最有动力推动变革的人最缺乏资源,由于这个体系的成员没有创新的观念和动力,关联体系在大变革的时代会远远落后于市场主导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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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关联体系还有第三个缺陷,就是倾向于保护遇到麻烦的老牌企业。通常,这样做会维护体系的稳定,但是在大变革的时代,这使得资源被继续消耗在没有效率的领域。在关联体系中,金融家往往从所谓的长远眼光出发来保护落后企业,本质上却是自相矛盾的,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极好的例子——20世纪70年代住友银行(Sumitomo Bank)对马自达公司的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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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马自达公司遇到财务危机17。与其他日本汽车厂商不同,马自达公司没有准备好应付1973年中东战争后出现的石油涨价,其汽车使用费油的汪克尔(Wankel)发动机[1],每加仑汽油可以行使10英里,而其他日本汽车商的汽车都使用普通的发动机,可以多跑一倍的距离。由于石油价格上涨了三倍,马自达的汽车销量锐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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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自达公司的生产效率也很低,日本汽车商平均每名员工年生产汽车30辆,而马自达只能生产19辆,其供应商的效率也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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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自达的管理层是否有能力应对这场危机也令人怀疑,自从1920年建立以来,马自达公司一直由松田家族的成员集权经营,当时的总裁是家族的第三代成员,松田权义(Matsuda Kenji)。很不幸,他的权势虽然不减,但经营能力却远逊于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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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自达的经营不力在危机面前暴露出来,公司没有减少产量,还继续向经销商发货,结果导致经销商手中很快就积攒了一年的库存。公司设法帮助经销商提供资金周转,但经销商的声誉已经受到损害,销售人员纷纷离职。由于日本的汽车销售非常依赖于个人推销,销售人员的离职就威胁到公司的前景。马自达公司也没有给自己的员工报警,尽管销售额下降、成本高昂,但1974年公司仍然大幅度加薪,进一步恶化了财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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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74年后期,情况已经不容忽视。马自达公司的主银行——住友银行——决定采取行动。在1974年初,住友银行就送了两位经理到马自达熟悉业务情况,到1974年后期开始进行大规模干预,把东京分行的经理派到马自达担任副总裁,还派遣其他人员接管了马自达的主要业务。住友银行同时宣布,将保证马自达公司需要的所有资金。到1978年,松田权义离职,住友银行挑选了继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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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管理层实施了大胆的组织改革,马自达的管理体系被简化,成本降低了,供应商也提高了效率。公司同时还劝告员工推迟获得某些补偿,一些生产工人被培训为销售员。劳动生产率增长得很快,到1981年,每名员工每年的汽车产量达到了43辆。销售额也回升了,部分是由于住友财团和其他很多利害方购买了马自达的汽车。例如,在广岛(公司所在地)马自达汽车在出租车中的比例从1975年的2%增加到1983年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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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友银行能够挽救马自达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关联体系中的竞争限制。由于日本的贷款市场竞争很有限,住友银行很清楚一旦马自达可以得救,今后就会继续在住友银行申请贷款业务。这样,未来的利益使得马自达的生存对于住友银行来说有经济意义,反过来,住友银行也可以给马自达公司提供一种对抗经济衰退风险的保险,这在市场金融体系中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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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友银行还有其他拯救马自达的理由。该银行在非竞争性的银行体系中拥有特权地位,也意味着要与政府分担减轻经济波动的责任。其他的企业客户当然也希望在困难的时候能获得这样一种救助,如果哪家银行有这个能力而不按规则办事,很快就会被客户所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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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救援行动值得吗?答案是比较含混的。在短期内,马自达“康复”了。但是,忽略马自达的糟糕业绩的信号或许是一个错误。如果现在来审视马自达的案例,结论也许是马自达应该被另外一家汽车商收购,因为马自达公司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再次陷入困境,不得不依靠福特汽车公司来挽救;也许马自达公司应该关闭,以减少近年来困扰汽车行业的生产能力过剩问题。谁能算清楚马自达从住友银行那里得到的长期收益是多少呢——银行提供了担保和信贷,减免了利息,安排了内部交易,但是代价是长期服从住友银行的指导。即便马自达公司获得的收益是正的,但这样的交易对于住友银行的储户和股东,以及整个日本经济又是否合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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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幸,如我们所说,在关联体系里很难进行准确的成本—收益分析:实际上这也正是关联体系吸引政治家们的地方。人们如何评估财团的其他成员企业被“鼓励”购买马自达汽车而导致的损失呢?住友银行的管理层花费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来挽救马自达公司,这里付出的代价又是多大?而对于政治家而言,正是这样的不透明令他们欣赏,因为他们更容易通过交叉补贴来隐瞒成本。但是,也正是这样的不透明导致关联体系要犯错误,而且所有的错误都集中在一个方向上——保护落后的利益集团。关联体系里所谓的长期眼光实际上可能是非常短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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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关联体系既不鼓励革命性的创新也不进行必要的破坏,此外还有另外一个大的缺陷。人们或许不赞同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但不能否认其公平性。而当市场被管制的时候,缺乏良好的奖惩机制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因为在市场体系中,经济价值是唯一的标尺,而在市场不能发挥作用时,就需要考虑其他的、难以量化的指标,例如公平和稳定。最终,不管当局宣传的目标是什么,资源和奖励实际上都给了最有权势的利益集团,而不是真正需要的和应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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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看关联资本主义是如何发展的,还有,尽管这样的体系对利益集团有利,但为什么在长期里却不能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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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资本主义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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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关联资本主义可以运转起来——至少在初期是这样。在“二战”以后的头20年,各国的经济增长率非常高,西欧国家的人均收入从1950年到1970年增长了80%,日本更是达到了163%18。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取得了这样高的增长率,同时又没有造成社会的紧张关系,这应该感谢关联体系建立的社会保障减震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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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体系在一开始可能的确适合当时的环境,有了稳定的工作和安全的未来,员工们更愿意进行消费,在大萧条和战争时期被缩减的消费需求很快活跃起来。在供给方面,最少在初期,竞争的限制还没有造成危害。在战后,首要的任务是重建。而对许多发达国家来说,下一步是现代化,补偿多年以来的投资不足,赶超那些先进的、称霸全球的美国企业。很明显,当时的投资主要是用于复兴和追赶,需要的技术变革是属于增长型的。如我们所论述的那样,关联体系很擅长处理这种类型的技术变革。所以在初期,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能够被管制所替代。但是,随着竞争和破坏的作用在世界经济中越来越重要,关联体系的成本就显露出来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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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建热潮中,经济增长在20世纪50~60年代非常迅速,利益集团之间在分配蛋糕的问题上就容易达成一致,因为每年的增量很大,所以很多分歧都可以掩盖。但是增长速度一旦减慢,利益分歧就扩大了。工会成员的要求更多了,政府雇员、农民、教师、学生、老人、穷人……都要求得到更多的份额。公司的保险柜打开了,工资成本飞涨;政府也被迫增加开支,在60年代政府预算中的转移支付和补贴项目迅速增加,在发达国家中,这些开支占GDP的比例从1960年的9.7%增长到1970年的15.1%20,上升了一半以上。政府和企业用有限的预算来满足公民和员工不断增长的要求,结果就是通货膨胀的加快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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