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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自达公司的生产效率也很低，日本汽车商平均每名员工年生产汽车30辆，而马自达只能生产19辆，其供应商的效率也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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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自达的管理层是否有能力应对这场危机也令人怀疑，自从1920年建立以来，马自达公司一直由松田家族的成员集权经营，当时的总裁是家族的第三代成员，松田权义（Matsuda Kenji）。很不幸，他的权势虽然不减，但经营能力却远逊于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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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自达的经营不力在危机面前暴露出来，公司没有减少产量，还继续向经销商发货，结果导致经销商手中很快就积攒了一年的库存。公司设法帮助经销商提供资金周转，但经销商的声誉已经受到损害，销售人员纷纷离职。由于日本的汽车销售非常依赖于个人推销，销售人员的离职就威胁到公司的前景。马自达公司也没有给自己的员工报警，尽管销售额下降、成本高昂，但1974年公司仍然大幅度加薪，进一步恶化了财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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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74年后期，情况已经不容忽视。马自达公司的主银行——住友银行——决定采取行动。在1974年初，住友银行就送了两位经理到马自达熟悉业务情况，到1974年后期开始进行大规模干预，把东京分行的经理派到马自达担任副总裁，还派遣其他人员接管了马自达的主要业务。住友银行同时宣布，将保证马自达公司需要的所有资金。到1978年，松田权义离职，住友银行挑选了继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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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管理层实施了大胆的组织改革，马自达的管理体系被简化，成本降低了，供应商也提高了效率。公司同时还劝告员工推迟获得某些补偿，一些生产工人被培训为销售员。劳动生产率增长得很快，到1981年，每名员工每年的汽车产量达到了43辆。销售额也回升了，部分是由于住友财团和其他很多利害方购买了马自达的汽车。例如，在广岛（公司所在地）马自达汽车在出租车中的比例从1975年的2%增加到1983年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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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友银行能够挽救马自达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关联体系中的竞争限制。由于日本的贷款市场竞争很有限，住友银行很清楚一旦马自达可以得救，今后就会继续在住友银行申请贷款业务。这样，未来的利益使得马自达的生存对于住友银行来说有经济意义，反过来，住友银行也可以给马自达公司提供一种对抗经济衰退风险的保险，这在市场金融体系中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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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友银行还有其他拯救马自达的理由。该银行在非竞争性的银行体系中拥有特权地位，也意味着要与政府分担减轻经济波动的责任。其他的企业客户当然也希望在困难的时候能获得这样一种救助，如果哪家银行有这个能力而不按规则办事，很快就会被客户所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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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救援行动值得吗？答案是比较含混的。在短期内，马自达“康复”了。但是，忽略马自达的糟糕业绩的信号或许是一个错误。如果现在来审视马自达的案例，结论也许是马自达应该被另外一家汽车商收购，因为马自达公司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再次陷入困境，不得不依靠福特汽车公司来挽救；也许马自达公司应该关闭，以减少近年来困扰汽车行业的生产能力过剩问题。谁能算清楚马自达从住友银行那里得到的长期收益是多少呢——银行提供了担保和信贷，减免了利息，安排了内部交易，但是代价是长期服从住友银行的指导。即便马自达公司获得的收益是正的，但这样的交易对于住友银行的储户和股东，以及整个日本经济又是否合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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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幸，如我们所说，在关联体系里很难进行准确的成本—收益分析：实际上这也正是关联体系吸引政治家们的地方。人们如何评估财团的其他成员企业被“鼓励”购买马自达汽车而导致的损失呢？住友银行的管理层花费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来挽救马自达公司，这里付出的代价又是多大？而对于政治家而言，正是这样的不透明令他们欣赏，因为他们更容易通过交叉补贴来隐瞒成本。但是，也正是这样的不透明导致关联体系要犯错误，而且所有的错误都集中在一个方向上——保护落后的利益集团。关联体系里所谓的长期眼光实际上可能是非常短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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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关联体系既不鼓励革命性的创新也不进行必要的破坏，此外还有另外一个大的缺陷。人们或许不赞同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但不能否认其公平性。而当市场被管制的时候，缺乏良好的奖惩机制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因为在市场体系中，经济价值是唯一的标尺，而在市场不能发挥作用时，就需要考虑其他的、难以量化的指标，例如公平和稳定。最终，不管当局宣传的目标是什么，资源和奖励实际上都给了最有权势的利益集团，而不是真正需要的和应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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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看关联资本主义是如何发展的，还有，尽管这样的体系对利益集团有利，但为什么在长期里却不能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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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资本主义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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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关联资本主义可以运转起来——至少在初期是这样。在“二战”以后的头20年，各国的经济增长率非常高，西欧国家的人均收入从1950年到1970年增长了80%，日本更是达到了163%18。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取得了这样高的增长率，同时又没有造成社会的紧张关系，这应该感谢关联体系建立的社会保障减震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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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体系在一开始可能的确适合当时的环境，有了稳定的工作和安全的未来，员工们更愿意进行消费，在大萧条和战争时期被缩减的消费需求很快活跃起来。在供给方面，最少在初期，竞争的限制还没有造成危害。在战后，首要的任务是重建。而对许多发达国家来说，下一步是现代化，补偿多年以来的投资不足，赶超那些先进的、称霸全球的美国企业。很明显，当时的投资主要是用于复兴和追赶，需要的技术变革是属于增长型的。如我们所论述的那样，关联体系很擅长处理这种类型的技术变革。所以在初期，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能够被管制所替代。但是，随着竞争和破坏的作用在世界经济中越来越重要，关联体系的成本就显露出来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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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建热潮中，经济增长在20世纪50～60年代非常迅速，利益集团之间在分配蛋糕的问题上就容易达成一致，因为每年的增量很大，所以很多分歧都可以掩盖。但是增长速度一旦减慢，利益分歧就扩大了。工会成员的要求更多了，政府雇员、农民、教师、学生、老人、穷人……都要求得到更多的份额。公司的保险柜打开了，工资成本飞涨；政府也被迫增加开支，在60年代政府预算中的转移支付和补贴项目迅速增加，在发达国家中，这些开支占GDP的比例从1960年的9.7%增长到1970年的15.1%20，上升了一半以上。政府和企业用有限的预算来满足公民和员工不断增长的要求，结果就是通货膨胀的加快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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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欧佩克组织（OPEC）的国家石油价格上升了4倍，给正在滞胀（stagflation）中挣扎的西方国家经济带来了新的问题。许多产业需要重组，但是在关联体系中，没有足够的价格信号，难以判别哪些企业应该关闭。还有，这个体系通常会援救而不是关闭那些困难的企业，部分是因为企业是社会保障体系的组成部分，部分是因为利益集团有很强的政治影响。由于缺乏足够的信息来分辨企业的优劣，也不能形成统一的政治意识来推动必要的破坏，经济体就逐渐变得虚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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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尽管关联资本主义体系在经济增长放缓后难以分配好蛋糕，产生了内部压力，也不能从衰败行业中及时把资源撤出来，影响了效率的改进，不过该体系内部的稳定性还是很强。因为有很多人从体系中获得好处，而被排斥的人缺乏组织和影响力，所以那些关联体系根深蒂固的国家还是很难被内部矛盾打破。不过，此时从外界来了新的挑战，最终促成了变革，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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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顿森林协定》成功地促进了贸易量的增长，使各国的经济要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外国竞争，同时该协定最终又没有完全阻止国际资本流动，加深了竞争的程度。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布雷顿森林协定》失败的原因，因为恰恰是协定上最初的漏洞给资本流动提供了机会，使得最初的裂缝逐渐增大，最终导致了关联资本主义的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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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雷顿森林，凯恩斯建议对资本实行义务的合作控制。比如说，假如某些法国的富人能够逃避法国的资本控制，把财富转移到美国，那么，合作控制体制要求美国政府有义务将其归还给法国当局，只有这样严格的措施才能使得资本控制体系天衣无缝。但是由于美国代表团的压力，尤其是银行家的压力，使得这个建议在最终文件中被打了折扣并失去作用，成了控制体系上的一条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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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一个市场在伦敦兴起，其优点是摆脱了政府的干预和控制。当时的背景是，英国政府为了保卫英镑的币值，限制英国的银行给非英镑区国家的贸易活动提供融资。而银行为了满足贷款的需要，同时又回避这个控制措施，就利用外国储户在它们那里的美元存款发放美元贷款。由此诞生了欧洲美元市场，在开始时只是一个短期的美元存贷款市场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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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美元市场的发展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受到了刺激，当时的苏联银行担心它们在美国的账户被查封，把大笔美元存款转移到伦敦。而英国的金融当局正被英镑的疲软和保持资本控制搞得焦头烂额，欧洲美元市场成了重建伦敦的金融中心地位的天赐良机。结果，他们对欧洲市场采取宽松政策，并在需要的时候提供法律和监管方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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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欧洲美元市场的最大支持却是来自美国，尽管这个支持并不是自愿的。在20世纪60年代，越南战争导致美国的财政赤字上升，在美国以外持有的美元数量激增。为了防止美元更多地外流，美国政府开始对购买外国证券的美国人征收一种与利息等价的税收，从而使得外国人在美国借款的年利率增加了一个百分点23。结果就导致外国借款人纷纷转向欧洲债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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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元外流的问题日益严重，美国政府强化了阻止公民向外国人提供借款的措施。1965年，美国要求本国银行“自愿”限制向国外的贷款，然后推广到其他金融机构，1968年成为强制措施。作为规避资本管制的对策，美国银行也开始利用它们的海外美元存款给外国人提供美元贷款。而且它们很快发现，欧洲市场还可以让它们规避国内的金融限制，例如从大萧条时期开始实施的存款准备金的要求，和存款利率封顶的限制等。美国的银行不是唯一被吸引到欧洲市场上来的机构，对很多跨国公司来说，欧洲市场是一个存放海外取得的美元收入的合适场所，不用担心其使用被政府的行为所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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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某些时候会给美国和英国带来不方便，但欧洲美元市场还是茁壮成长。市场是在英国的土地上，但很多重要的参与者却是美国人。所以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单方面关闭它，而两个国家的金融中心也正在为自己的国际地位而竞争，显然也不会轻易去关闭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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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贸易的增长，国际游资也开始增加。那些跨国公司可以延迟或者提前收付款的时间，贸易往来的发票也可以增开或者少开（例如，一个打算在国外保留资本的进口商可以要求供应商开具比真实价值更高的发票，然后把多余的部分——发票中增开的部分——存到自己的外国账户中），这些都增加了游资。欧洲市场提供了一个资本可以自由流入流出而不受国家管制的通道。在《布雷顿森林协定》最终解体之前，尽管有正式的资本管制措施，但欧洲市场已经可以为一些国家的大企业提供足够的融资，而不受任何国家的管制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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