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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资本的流动性加强，政府的某些政策也开始失去控制。政府原本可以通过保持低利率来扶持某些特殊产业，但是在《布雷顿森林协定》要求的固定汇率制度下，假如该国的储蓄者可以把钱转移到欧洲市场，而被国内的金融机构拒绝的企业也可以从欧洲市场获得贷款，那么政府的调控能力就会受到威胁。与此相似的是，一些宏观经济的调节措施——例如通过高利率来控制通货膨胀——实施起来也更加困难，因为高利率会吸引大量的资本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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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71年，美国政府取消了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的承诺，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崩溃。尽管该体系崩溃的直接原因与我们这里的话题无关，但跨国资本流动却加速了这个进程。当时各国政府都看到自己的政策能力受到局限，强烈要求加强联合的资本控制，采取措施约束欧洲市场这个他们眼中的投机活动的策源地。但是这一次，美国看到了重建世界金融中心地位的机会，坚决支持完全开放的政策。1973年，向国会提交的美国总统经济报告这样反映了官方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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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必然带来扭曲的影响，不管是在商品和服务贸易，还是在资产（资本账户）上的限制都是如此。在为改革后的国际金融体系制定管理规则时，应该保持这种一视同仁的态度。相反，以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却把对贸易及其他经常项目的控制和对资本流动的控制割裂开来。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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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资本流动不再是贱民，美国的热情也不再停留在原则上，它很清楚通过作为日益庞大的国际资本流动的中介，其金融业将获得巨大的商业机会。25美国成了资本流动的传教士，在国际论坛上鼓吹开放政策，放弃限制资本流动的协同行动。由于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不再愿意控制资本流动，而欧洲市场又已经在事实上开展着大量的跨国交易，各国此时除了开放别无选择。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放开了跨境资本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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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于，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的对于贸易而不对于资本的半开放政策，给政府留下干预的空间，可以控制国内的金融市场，但这只有在各国执行协同政策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但是由于某些国家希望发展自己的金融产业，协同被打破了，以牺牲金融来促进贸易的策略从长期来看也并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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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凯恩斯所担心的那样，资本的跨国流动给政府带来了束缚，我们有必要再阐述一下这种束缚。与人们通常指责的不同，外国投资者其实并不愚蠢地指望各国政府会盲目地采取一致政策，他们并不要求各国拥有同样的社会保险制度、同样的证券法、同样的商标、同样的食品、同样的剧场……他们只是要求政府的决策是透明的，是有利于该国的经济利益的——毕竟这才可以使他们对于投资的安全性有最大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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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经常抱怨，做短期投机生意的投资者并不理解政府的政策，把资产卖掉以后就离开，这样的抱怨就如同公司的经理抱怨股票市场低估了他们的价值一样。实际上，投资者要精明得多，他们的离开往往显示政府的政策不够透明或者偏向某些利益集团。由于外国投资者对于国内政治完全插不上手，如果他们认为某项政策实际上对该国经济有害（因此政府的态度才不够公开），那么他们表达自己的反对态度的唯一武器就是离开。所以，他们并不是对政府的政策不理解或者不清楚，而是理解得太透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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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外国投资者的大量撤离将导致该国的汇率迅速下跌，为了挽回局势，政府必须向公众解释为什么这些政策是无害的，或者改变不利的政策。这就是对政府的约束。对于关联体系中的政府来说，它们就不能够继续向大企业提供补贴信贷，或者提高整个产业的垄断程度。这样的行动对整个经济是有害的，也只能在有资本控制来保护和掩盖的时候才能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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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我们在第3章所描述的那样，大企业不再受保护，竞争就加剧了，创新的重要性上升了。信息和电信技术的改进，管理水平的提高，使得公司不再满足于增长型的变革。而关联体系在促进创新型变革方面的无效就暴露出来，加剧了原来的问题——例如这个体系不能在增长率下降以后提供相对客观的剩余分配办法，也无法及时把资源从衰败的行业和企业中解放出来。考虑到世界市场迅速增长的前景，各国都深知不能单方面从世界经济中退出，这样，它们必须加强自己的竞争性，否则就要坐视自己的民族产业消亡。至少在这三个因素的打击之下，各国开始明白必须打破关联体系所依赖的管制基础，自由市场的地位重新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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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竞争得到认同，对国内金融市场的恶意忽视也成了历史。我们已经揭示了一个历史片段，很好地说明了当权者希望发展金融市场的制度基础时所发生的事情：在20世纪90年代，在103个开设股票市场的国家里，制定禁止内部交易的法规的国家数从34个增加到87个，而有效执行这一法规的国家数增长得更快，从9个增加到38个。有效的执行通常都紧随在资本流动开放之后，显示出开放是促进监管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26。在这个时期里，金融市场在世界各地普遍出现繁荣并不是巧合，因为它们需要的都只是拆除原有的政治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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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经济安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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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体系的安全是建立在缺乏竞争的基础上，因此，我们有必要看看体系的破坏是否会影响到人们的经济安全。我们讲述过，意大利体系是如何依靠政府补贴来维持，而政府的补贴则来自更多的国债、税收和通货膨胀。国际资本流动加强后，所有这些收入的来源将受到限制。因为资本在国际流动的时候，当然希望流向待遇更好的地区，如果某个国家出现巨大的财政赤字，就意味着该国现在或者未来将提高税收或通货膨胀率，那么资本自然就会从预算松弛的国家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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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面对资本的大量流出，政府的第一个反应往往是考虑重新实行资本控制，但是在新的环境里这样做是有问题的。第一，资本控制只能限制国内的资本流出去，不能强迫国外的资本流进来，实际上还会吓跑对流动性要求比较高的外国投资人。第二，在开放的国际资本市场上，一个贸易开放的国家很难完全控制资本流动，一旦宣布对资本实行控制，那么出口企业低开发票和进口企业增开发票的行为很快就会蔓延全国。要想制止这些行为，只会增加要公民负担的行政成本，而不会完全阻止资本外流。也许和本书的作者一样，很多来自意大利的学生都能清楚地记得，在1987年，意大利人需要填写多么冗长复杂的表格，才能兑换外汇来支付美国大学的申请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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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资本控制的协同行动，一个国家单方面也不能有效限制。这样，意大利也被迫放弃了控制，重新调整国内的财政政策。这个过程也是欧盟在政治上的强制性要求，因为1991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要求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国家保持良好的财政收支。意大利必须把财政赤字控制到GDP的3%以下，使得政治家们在勒紧腰带时也有了更多的借口。但是，把意大利的变化全部归功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是不对的，因为在一个资本流动的世界里，意大利实际上并无选择。如果不加入欧元区，意大利将更难以挽留资本外流，将被迫执行更严厉的财政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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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政府原来的毫无节制的钱包现在突然变空了，整个保障体系也被迫调整。1991年，“临时”性失业保险的补贴减少了，而提供保险和延长期限的条件也变得更加严格。1992年，邮局和铁路这样的国有机构被改制成公司，这个变化看上去似乎是走过场，但是公司在资不抵债的时候是可以清算的。而国有企业也不能再指望政府的救助。财政上的约束不但限制了政府的干预，而且欧盟也开始惩罚为企业提供补贴的国家。这样，国有企业自身第一次真正面临倒闭的可能性，不能再奢望充当“最后的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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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其他的变化。1995年和1997年的退休金改革使得国家不再过分慷慨，提前退休制度也被取消。为了减少改革给员工带来的痛苦，政府让员工选择他们未来储存的“企业退休金”的去向，从而削减了企业可以利用的廉价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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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掩盖问题的政府补贴消失，关联资本主义的低效率更加明显。业主们现在失去了内部的廉价资金，也不能再把富余的员工扔给政府，于是他们到议会去游说，要求取消以前加在他们身上的束缚。于是，主张放松管制的右翼党派得到了更多支持，政府也开始满足企业的需要，例如最近就给予企业更大的雇佣和解聘员工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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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意大利和其他国家一样，变得更加市场化，更加灵活，更加有效率。这当然损害了曾经在关联体系中受到保护的大同盟，他们失去了昨日的舒适和安全。但是以前被关联体系所排斥和剥夺的大批人却获得好处——包括那些未来的企业家、年轻人和外国人。如我们在第3章中所介绍的那样，社会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改进，社会可以更好地利用每个公民的才智，而不是仅仅依靠一个有特权但受到束缚的大众的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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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和经济实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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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关联体系的经济与金融的兴衰历史中，我们更多强调了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重要性，但是忽略了思想的作用。相反，有的学者则把20世纪的经济发展视为思想之间的碰撞，凯恩斯对哈耶克，弗里德曼和施蒂格勒对马克思，等等。凯恩斯自己就暗示过他支持这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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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姑且不论其对错，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然而早些晚些，不论是好是坏，危险的倒不是既得权益，而是思想。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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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否认思想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历史与戏剧一样，时势造英雄。除非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得到利益团体的支持或者推翻原来的利益团体，否则拥护某个思想的政治家并不能执政当权。哈耶克在1944年写下《通向奴役之路》一书，对于管制经济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但是直到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掌握政权，才有一个主要国家的政府愿意来实践他的思想。是他的思想需要如此漫长的时间才能被人们所接受，还是由于客观环境不成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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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时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为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这样魅力非凡的政治家扫清了通向权力的道路。里根的两大经济成就是放松管制和抑制通货膨胀，但实际上航空和汽车运输业的放松管制是发生在他的前任，民主党人吉米·卡特在任期间，而且是卡特任命了保罗·沃尔克担任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主席，此人后来成为抑制通货膨胀的真正英雄。我们的观点是，在人们眼中的市场救世主出现之前，有利于市场的倾向就已经出现了。如上文所述，市场的复兴与关联体系的弱点有很大的关系——不能有效分配剩余，加剧了通货膨胀；不能在产业重组中重新配置资源，特别是在遭受1973年式的石油危机打击的时候。同时，由于伦敦和纽约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而竞争，国际资本流动增加了，更突显了关联体系的问题。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则标志着管制或者关联资本主义开始走向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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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思想并非不重要，当客观环境允许时，思想可以为行动提供很好的模式，此外思想还有其他作用，比如给既定的政治议案提供一个学术性的包装，或者为离经叛道的事情伸张道义。想想看，即使是菲利普四世这样肆无忌惮的人，在掠夺圣殿骑士团的财物之前也需要先毁坏他们的名誉，做好道德上的宣传。否则，群众就可能不再保持沉默和无知，而认识到他的赤裸裸的掠夺本质。也许通过阅读我们的著作，读者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到那些隐藏在公共利益的幌子下、通过反市场运动实现的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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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也并非不重要。很少有人能像撒切尔夫人那样，在面对激进的工会组织时表现出坚定不移的决心，也很少有人拥有里根那样悦耳的嗓音，能够把复杂的议题变成简单而激昂的口号。但是，过分夸大他们的作用而忽略经济上的实力是危险的，例如，有很多人希望建立新的、类似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制度安排，来减少资本的跨境流动，但是他们没有认识到，资本的自由流动是保证他们所享有和歌颂的经济自由化的关键因素。而限制资本流动可能让我们退回到关联资本主义时代。那些只信任现在的政治家和他们支持的自由市场主张的人，如果没有认识到与他们有关的经济实力，就不会意识到有这样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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