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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变革不但使得某些人的技能迅速过时，而且会带来许多全新的问题。例如，随着基因研究的进展，科学家们可以发现哪些人在未来有可能罹患某种疾病并导致早衰。这项技术具有重要意义，使得人们可以尽早预防或者找医生诊治。但是对于那些被确认容易罹患某种疾病的人而言，他们有可能更难以保住自己的工作，更难以得到保险，甚至更难以保持正常的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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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你从医疗实验室那里得到一个坏消息：基因测试显示，你未来有可能得一种导致早衰的疾病，而且目前还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尽管你现在的自我感觉很好，但前景却非常黯淡。这时，如果你采取政治行动，要求政府给予帮助，你并不会失去什么，却有可能得到很多。如果你把同病相怜的人们都组织起来，就可以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并且，你可能不仅仅满足于从政府得到救济，而是要争取对使用这种疾病检测技术进行限制（有人提出，不需要对检测技术进行限制，只需要把检测结果作为个人隐私就可以，这样做其实是不行的。因为检测结果良好的人会公开他的检测结果，那些不敢公开的人自然就可能有问题）。如果你成功地禁止了这项技术的使用，就维持了社会的原状——自然也就不用担心自己的工作和保险了。至于社会因此会受到损失，医药企业不能得到更多的数据来促进对疾病的研究，跟你本人的关系不大——毕竟，对于大多数患者而言，现实的利益远远超过他们可能拥有的奉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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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压力对新技术使用的限制并不是空穴来风，美国今天已经有21个州通过立法来限制在员工雇佣的过程中利用基因记录，而实际上基因技术和有关的讨论都还很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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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新兴国家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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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种挑战来自遥远的国度。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总和超过25亿的国家终于发展起来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多的人以这样快的速度富裕起来。尽管他们与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一起为世界经济带来了很多好处，但是他们的高效率和低价格也带来了工作岗位的竞争，由此带来的新的社会紧张关系，必须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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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的挑战与技术革新不无关系，因为技术的进步将导致很多原来没有外来挑战的产业卷入竞争之中。比如下面的例子：一个纽约的普通秘书与一个孟买的普通秘书在文化程度、工作效率方面差不多，她们使用同样的电脑软件、同样的传真机、同样的电子邮件系统在互联网上面交流，但是纽约秘书的收入却相当于她的印度同行的13倍9。工资的差别部分地反映了两个地方的生活费用不同，但是即使有这些因素，印度秘书的收入还是只及纽约同行的一小部分。造成差别的原因实际上是由于秘书的工作是缺乏外国竞争的，由于对外国移民的严格限制和对孟买的留恋，印度的秘书不能随便去纽约，所以即使她愿意接受比较低的工资水平，这对于纽约的秘书们的工资却并不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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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是说秘书的工资是武断地决定的，与所有价格一样，秘书的工资也是由供需双方的力量来决定。影响秘书供给的因素之一，是她们从事其他工作的可能性，假设秘书的另外一种工作选择是做钢铁工人，因为存在一个世界性的钢铁市场（如果保守主义还没有能够关闭它），所以没有国家能够给工人支付超出其边际生产率的工资。这样，美国的钢铁工人得到的工资比印度的钢铁工人要高，主要是因为美国钢铁工人的生产效率更高。因此，由于美国的钢铁工人的生产效率更高，美国的秘书即便并不比印度的秘书生产效率更高，也可以得到更高的工资。所以，在美国，秘书得到更高的工资是因为她掌握了一个稀缺资源：劳力。但是秘书劳力的稀缺只是发生在美国，而不是全世界。随着技术的发展，各种各样的劳力可以在遥远的地方提供供给，原来的稀缺现象就可能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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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通信费用的降低，一个打电话投诉收费问题的芝加哥人，可能把在半个地球以外接电话的一位菲律宾马尼拉的中年妇女当成美国人。在过去，这类处理顾客投诉的劳动密集型工作必须在本地进行，因此美国可以通过移民控制来缓解工作机会竞争的问题，但现在显然已经不能再用来限制电话应答的工作转移给外国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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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的工作都要面临危险，但是大多数人所从事的大量日常性工作的竞争会加强。接下来，由于外国人熟悉了本地的规则，一些更高技能的工作的竞争也会增加。美国的大公司可以继续聘用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来帮助他们制订税收最小化战略，而小的企业主则可能通过互联网与了解美国法律的印度或者中国的会计师打交道。一位俄罗斯物理学家可以通过互联网完成一项研究任务，其费用只是西欧的物理学家的零头。当然，这样的跨国交易一开始必然有很多障碍，但是一旦信任和信心建立起来，就不存在什么天然的限制了。实际上，本书的一位作者就在某家公司做董事，该公司从马德拉斯（Madras）为新加坡和英国的学生提供实时的、个别的数学教育辅导，这个公司吸引顾客的重要原因，是数学教育的权威英国剑桥大学为其提供了认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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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短地说，在“贸易”中的产业，例如钢铁行业，其工人已经有数十年的时间面对和适应外国竞争，而在很多“非贸易”的服务行业中，很多员工并没有这样的经历。如果存在一个世界性的竞争市场，他们就不会得到现在这样多的收入，竞争会消灭他们的超额补助。这样，与美国的钢铁工人一样，这些新的竞争受害者将会行动起来。而且与实物商品不同，服务很难进行边境控制，所以服务行业的受损者一旦组织起来，就会要求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来阻止外来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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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牵涉到自己的生存根本，他们会有很强的动力。当一个员工由于商业循环的原因失去工作时，他可以盼望在经济繁荣以后重新得到机会。但是，如果他所在的产业在技术上过时了或者被外国竞争挤垮了，那他有可能再也得不到工作机会。新型的风险将带来新型的经济贫困。在过去，贫困人群只要得到足够的补贴熬过萧条时期，就还可以对市场保留希望，但今天的员工如果永远地失去职业，那么微薄的补贴就不足以让他保留对市场的信念了，他需要一个全新的生活，而不是暂时的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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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达经济的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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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担心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廉价而不乏技能和教育的劳力的竞争，而后者则担心他们自己的产业会被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一夜之间挤垮，这些公司有全球性的品牌，有在市场竞争中磨利的经营策略，又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最廉价的能源和资本。发达国家的员工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是不公平的威胁（他们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人的工作条件和福利表示关心，其实只是掩盖对自己的工作机会的担心），同样，发展中国家的业主和经理们也认为发达国家拥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是不公平的竞争条件。的确，双方都有自己的比较竞争优势，而且在一个开放的世界里，双方也都可以得到对方的优势，发达国家可以得到廉价劳动力，发展中国家可以建立更好的基础设施。但是在短期内，这些差别会带来混乱和不满，而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缺乏准备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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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于私有财产的尊重和建立市场的制度基础这些前提条件还没有具备，财产高度集中在大封建主或者垄断组织手中，特别是在采掘工业。这些国家不但不能适应活跃的竞争性市场，而且他们的政治集团对于发展所需要的基础设施也没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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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使在那些有较大和所有权分散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中国家，也不能保证有充分的支持竞争性市场的政治力量。原因很简单，在通常情况下，这些国家的很多企业都缺乏竞争性，这导致效率低下的利益集团有更强的动机来坚持保护主义，不但因为他们没有竞争优势，也因为他们没有希望获得一个更大的市场。我们的观点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推论，因为在美国的钢铁行业中，对于保护主义的最积极的推动者实际上就是那些更大、更老、更缺乏创新性和更没有效益的企业，而这些企业的高层管理者也通常都有很长的任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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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中国家，很多企业尽管有廉价劳动力，但是仍然没有效率，一个原因是它们长期受到保护，缺乏国内外的竞争，结果变得缓慢而臃肿。然而同样重要的是，这些企业没有被最好的经理人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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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一个例子。众所周知，美国的大企业通常都不是由自己的业主而是职业经理人负责经营。随着竞争的加强和技术变革的加速，对于高层管理者的要求也越来越多，在业绩不理想时，职业经理人更容易遭到解聘。近年来，美国有越来越多的CEO不能胜任工作，被解聘，被外来人员接替。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只有10%的CEO换届属于强迫离职，而到了90年代早期，这个比例增加了一倍以上。同样，在70年代早期，只有15%的新任CEO来自企业以外，到90年代早期也增加了一倍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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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证据说明，为了应付一个竞争激化的市场，企业的眼光必须更加长远，必须拥有优秀的经营人才，也需要更快地解聘那些不合格的经理。但是，实现这样的改变需要一个外部人控制的公司治理结构，只有当经理层不能控制企业的大部分投票权，董事会里的外部人可以有效发挥监督作用的时候，才更容易解聘经理人12。很不幸，这不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现在的情况，很多企业依然被内部人控制，他们是通过继承而不是通过市场取得的权利13。我们已经知道，由家族继承人控制的企业通常来说会经营不力14，那么在一个快速变化和混乱的世界里，这些管理层将有更强的动力去挑唆贫困人群，要求加强保护。印度的所谓孟买俱乐部就是一个典型的这种类型的组织，这是一个由老的商业家族的子孙组成的松散群体，他们强烈反对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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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的另外一个严重担心是对于竞争受害者没有正式的保障体系。由于追求增长，很多国家忽略了建立一个可靠的社会保障体系来帮助国民应付经济风险。在政府预算中，转移支付和补贴的比例很小：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只有发达国家的1/4左右的水平15。例如，在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之前，韩国几乎没有失业赔偿制度，只是在面临工人的示威游行后才迅速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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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单单比较政府的社会开支比例可能带来误导，因为在发达国家中一些属于公共部门的开支（例如养老金），在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中仍然放在私人部门里。这个区别部分地反映了这些新兴国家的观念，就是政府的作用只是建立市场的基础设施，而依靠社会体系的作用为经济衰退提供保险。这种观念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对这些国家是适用的，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的社会体系会逐渐瓦解。例如，20世纪90年代新加坡通过法律，授权父母可以起诉不赡养他们老年生活的子女16，这就很说明问题。法律其实并不能完全修复被市场割裂的社会关系，如果再缺乏有效的、明确的保障体系，那么国民将更加暴露在经济波动的风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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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必须正视发展中国家的这些脆弱环节，因为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不管是商品还包括服务，彼此的扰动更容易相互影响。还有，由于贸易重点由产品转向服务，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和专业化程度还会提高：要更换一家企业的会计顾问或者更换为企业提供系统软件维护的公司，要比更换钢铁供应商困难得多，而且要为服务建立库存作为缓冲也不容易。当然，企业可以通过在不同国家寻求服务来分散风险，但是这种分散化也有其成本和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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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关于这种相互依赖的典型例子：在2002年5月，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政府开始相互进行核战争的讹诈，两个国家的企业家开始担心外国的顾客会被吓跑，结果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企业界都向自己的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缓和局势。商业利益就这样限制了政治行为。尽管全球化的趋势会给我们带来这些好处，但同时也使世界面临更大的相互依存的风险，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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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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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的人口迅速老龄化，对于资源的再分配带来深刻影响，我们在分析自由市场经济面对的政治威胁时不可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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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出生率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延长，发达国家的人口结构呈现迅速老龄化的趋势，人口增长率则接近于零。在1970年，美国5岁以下的儿童有1720万人，80岁以上的老人有370万人，到1995年时，这两个数字是1960万和810万，而到2040年时估计将达到2500万和2620万17。由于有大量移民涌入，美国并不是老龄化最快的国家。据估计，到2010年时，日本每3个处于工作年龄段的成年人就要对应1位以上的老年公民，到2050年，每1.5名纳税人就要对应1位退休人员。而到那时，意大利的退休人员将比纳税的员工还要多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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