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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数越来越少的工作者群体要养活一个越来越庞大的退休群体,因此,平均每名员工需要转移给那些老年人以支付他们既定的退休津贴的数量将持续增加,如果没有什么变化,未来的工作者给老年人的支付将变得越来越多,而自己未来预期的养老津贴会越来越少。这样会带来年老的一代和年轻的工作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或者说,那些由于人数和组织而获得了政治权力的人和那些由于控制着人力资源而获得了经济权力的人之间的冲突。在历史上,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之间的不匹配会带来对于财产权利的安全性的威胁,这种威胁在未来仍然可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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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形式的紧张来自资源的国际分配,如果经济的生产能力随着人口老龄化而下降,消费品就要依赖进口。考虑到这个因素,发达经济就必须对外投资,而且不是像过去那样对其他的发达国家投资,而是对人口结构年轻的发展中国家投资,发展中国家需要吸收这些投资来发展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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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如果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拥有巨大的金融资产,它们会要求保证这些资产权利的安全,在未来需要变现的时候不会被剥夺。但是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当财产所有者有充分的政治参与性,当所有者的经济优势导致剥夺行为在长期里将对剥夺者不合算的时候,政府对财产的尊重才开始出现,掠夺行为在政治上才被制止。很明显,发达国家的投资者在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什么政治代表,至少在殖民主义时代以后是这样。所以在未来,他们在发展中国家的财产权利是否会得到尊重,将取决于这些国家剥夺财产所有者的权利在经济上是否合算。因此,人口老龄化问题会迫使发达国家更加依赖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也更加依赖发展中国家要建立尊重财产权利的大气候,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充分发展符合我们共同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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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的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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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利益让我们提出国际治理的问题。我们已经指出,一个国家的大工业和金融企业越是具有竞争力,对于市场的发展就越有好处,因为它们相对来说不需要依靠对自由市场的限制。在国际上,如果占据支配地位的政治势力同时在经济上也是很有效率的,那么对自由市场的发展就更加有利,因为这个支配势力将会推动其他国家开放边界。在19世纪,英国是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也是政治强国,在世界各地推广自由贸易。美国在“二战”之后也扮演着类似的角色。但是,当世界的政治领导地位正在转换,或者占支配地位的政治权力失去了其经济上的领导地位时,人们对待市场开放的观点就特别容易出现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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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依然是世界经济的统治力量,同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是这两个地位并非都是稳如泰山的。很明显,在钢铁制品关税和农业补贴的问题上,美国经济已经暴露了自己的弱点,并且因此违背了自己对开放贸易的承诺。如果这样的弱点更多会怎么样?美国还会继续支持自由市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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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美国的态度只能代表它自己。由于不同的政治实体之间存在竞争,即使一个主要国家离开,市场依然可以继续前进。但是还存在一种危险,那就是国家之间的政治一体化,例如欧盟,这会减少政治上的竞争,使得联合的反市场行动更加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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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的时候,欧盟那时还称为欧洲经济共同体,其主要任务是去除欧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壁垒,促进贸易和扩大市场。当时的欧共体专注于一个现实的、促进市场发展的目标,是一个进步的力量,它也促进了很多国家自由化的进程,因为在保证外国人自由进入的同时,这些国家也被迫为自己的公民创造更公平的市场环境,从而促进了竞争性市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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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欧盟的目标从市场扩展和贸易自由化扩展到更广泛的管制和规划以后,其政策倾向有可能转为反对自由和加强干预(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欧共体当初也实行过保守主义的农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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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推想一个比较极端、但很有意义的案例。假设在一次严重的股灾之后,欧盟认为市场上的劣质企业太多了,决定收紧公司上市发行股票的规则,这个行动会导致新兴企业融资变得困难,而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欢迎。由于这个新的规则将同时在欧盟的各个国家实行,那么一个有潜力的欧洲新兴企业在本国和邻近的国家都不能得到融资,规则的执行就更有效力,毫无疑问,这会吸引各国的既得利益集团联合起来,积极推动类似的规则被整个欧盟采纳。相反,如果只有一个国家实施这个规则,那么新兴企业就可以到周边国家去争取融资。这样,企业可以向更友好的政治实体迁移,成为督促政府改善国内政策的力量。而当周边国家走向联合的时候,这种竞争带来的力量就会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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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欧盟的各个成员国在重大的经济政策变化上都拥有否决权,才保证了联盟的政策依然对市场的发展有利。但由于欧盟的成员增加,出现了缩小否决权使用范围的压力,这也可能加强联盟的政治垄断力,构成对市场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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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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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十年不间断的市场体制成长之后,自由市场特别是自由金融市场驯服、转化并征服了其反对者,人们很容易感到志得意满。各国之间前所未有的相互开放,限制了国内的政治家为既得利益集团服务的能力。而发达国家在“二战”以后建立起了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尽管在近年有所删减,但依然为绝大多数国民提供了保护。这样,就建立了防止反市场力量重新联合的缓冲机制,所有这些还不足以确保自由市场的车轮滚滚向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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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尽然。科学技术在迅速变革,它会重新评估人们现有的技能的价值,造就全新类型的贫困人群,而且会把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直接带到发达国家那些职业人士的家门口。虽然普通员工在短期面对的不确定性(是否有足够的补贴来应付经济衰退)消失了,但他们却要面临新的更长远的忧虑(他是否拥有足够的、更新的技能,可以继续工作下去,并能够在未来支付不断延长的老年生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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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也面临激烈竞争,而且它们没有发达国家那样的、多家积累形成的稳定机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更加相互依赖,并且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严重这种依赖还会加强。这种相互依赖所带来的新的紧张关系应该如何处理,而不至于导致新的压制市场和反对开放的政治运动?这些是下一章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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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捍卫金融市场自由,创造财富和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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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捍卫金融市场自由,创造财富和机会 第13章 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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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基本观点是,自由市场体系或许是人类已知的最好的经济制度,但其政治基础却相当脆弱。在一个竞争性的自由市场经济里,无数不知名的参与者共同决定了价格水平,而价格又反过来决定应该生产什么产品,谁应该得到报酬。市场用“看不见的手”代替官僚和政治家们进行这些决策。而这也使人们容易产生错觉,以为市场并不需要政府。但实际上,如果没有政府用“看得见的手”来建立和维护基础的制度和设施,保证参与者能够自由和自信地进行交易,市场也不可能繁荣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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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市场经济中的政治紧张关系产生的根源:因为人们自发组织起来采取集体行动是有困难的,所以必须依靠政府的干预,也正是由于这种困难,人们难以保证政府能忠实地为公众利益服务。有组织的私人利益集团可能操纵时局,牺牲公众利益。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这样的糟糕场景,在保护贫困人群安全的幌子之下,既得利益集团压制了市场机制,保证了自己的安全,而受害者则是自由市场经济和所有可以从中获得机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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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章,我们列举了一些危险,这些因素有可能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群迅速增加,我们还解释了什么类型的既得利益集团有最强烈的反对市场的动机,他们尤其会利用贫困人群的痛苦和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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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这些威胁之后,我们现在来讨论解决方案。基本的政治紧张关系是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固有的特征,因而我们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如果要政府采取强力措施,就可能带来这些措施被利益集团扭曲的风险;如果要政府保持中立,那么必要的制度基础就可能得不到充分发展,而市场在进行创造性破坏的时候就可能遭遇强大的政治反冲。我们想到的可行办法是提出一系列可以互相验证和平衡的建议,使政府能够支持市场的运转而不是进行强行干预。单独来看,每项建议似乎都是很温和的,甚至是缺乏效力的,但是结合在一起,它们会变成培育市场的有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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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建议可以说有四个基本点。首先,如果利益集团真正拥有竞争实力,而又没有压倒性的影响力,那他们对市场的态度会相对比较积极。所以,政策的第一个基本点就是,保证生产性资产的控制权不会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而且拥有控制权的人应该具有妥善经营资产的能力。第二,竞争必然会有失败者,对于贫困人群来说,一个保障体系是必需的,这个体系不但能简单地帮助贫困者度过经济危机,而且能够帮助他们在完全丧失原来的职业以后重新恢复过来。第三,保持对外开放,有助于约束政治干预的影响。当然,在极端情况下反市场的力量有可能强大起来,强迫实行封闭政策,这正是我们的一系列政策建议应该被结合使用的原因。最后,应该让公众更加清楚,他们能够从市场中得到什么好处,而看似无害的反竞争政策会给他们带来什么代价,使得大众不再总是消极地站在旁边充当看客。下面我们来逐一详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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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弱利益集团反对市场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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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忽视的事实是,经济实力会转化为政治实力。不管提出和采纳什么形式的竞选筹款改革,“金钱至上”的原则——有钱的人制定规则——在某种程度上总是适用的。但是,在如下两种情况下,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联系尤其值得关注。第一,如果少数利益集团拥有很大的经济权力,他们就能依靠自己的政治影响来实现经济目的,而不需要建立透明的市场规则让所有人都能自由参与。对于一个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市场基础的国家来说,这个问题更加严重,因为民众拥护这个基础的呼声也比较小。第二,如果利益集团在经济上是没有能力的,他们就会积极采取行动来压制市场竞争,保护自己的位置,比前一种对市场的消极忽视更加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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