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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情况密切相关，请看如下的例子。印度的钻石贸易被来自古吉拉特邦的一个叫巴兰普里·简斯的小群体所控制，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些商人的工作对外十分保密，大量交易都发生在他们家族的各个成员之间，他们购买、切割、打磨和出售钻石，足迹遍及世界各地。这个家族的效率非常高，如今全球90%的钻石都是在印度加工1，但他们彼此之间竟然没有符合法律规范的合同。这个体系在一个法制体系十分薄弱的国家里运转得很好，原因在于彼此的信任。任何人如果违背彼此之间默认的准则，就会被整个家族驱逐。但是，这个体系也有自己的问题，外面的人不能参与进来，而内部人则没有动力创建一个更加透明和便利的体系，当利润非常丰厚、而交易又局限在少数几个熟人之间的时候，很容易建立彼此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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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旦系统的运转出现问题，那交易权力过分集中就会带来非常坏的后果。目前已经出现了这种苗头，随着产业的扩展，越来越多的外人参与到这项贸易中，不久前一个送货人就带着价值1000万美元的钻石逃跑了；还有两个孟买商人在股票投机中把顾客的货款赔掉了（他们自己也感到非常羞愧，最终自杀）2。但是，简斯家族的成员却依然不着急采取现代化和职业化的管理，不管它们有多么重要，因为这样做会给他们带来新的竞争。这样，变化的过程就非常缓慢，也许会太慢。问题的关键在于，即使经济权力的过分集中现在看起来是无害的，也不应该一直持续下去，尤其当少数特权者是以自己的方式来做生意、排斥改革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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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政策应该有两个目标：一是不要让经济权力过分集中，特别是针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二是确保掌握经济资源的人有妥善使用它们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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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目标通常是一致的，当然并非绝对。例如，我们很清楚外来的竞争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效率，而一个保护性的行业则没有改进的动力，它可以利用保护之下的垄断利润来争取更多的保护而不是进行必要的改革。印度的大使轿车（Indian Ambassador car，英国Morris Oxford的一个型号）在1957年引入，一直到2002年3月出售的汽车型号也没有改变，原因只是在于它在大部分时期里没有遇到什么外国竞争，也几乎没有国内竞争。即使是一个临时性的保护措施，例如最近的美国钢铁制品关税，虽然会在未来几年内取消，但都有可能产生缺乏竞争力的利益集团，他们会努力要求使这项贸易壁垒永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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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为了在世界市场的层面上进行竞争，一个小国的企业不应该过分依赖本国的市场。例如芬兰的诺基亚公司在本国就有很强的影响力，这样的公司是否能够负责地利用其影响力，帮助其他企业更好地获得市场机会，还是限制别人的进入，以维护自己对国内资源的垄断，结果至关重要。我们要以此来决定是否需要采取其他的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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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政治上的反垄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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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供的政策工具之一是反垄断法。反垄断法是在产品市场的背景下建立的，那时的监管者要考虑的问题包括，一个企业是否占据很大比例的产出，是否存在外来的或初始的竞争能帮助降低价格……反垄断法的目的是阻止企业垄断某个行业，从消费者那里榨取超额利润。另一个有益的影响是防止企业满足于安逸的环境，保持竞争，促进它们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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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各国也应该考虑一个反垄断法的政治版本——限制一个企业发展得太大，免得形成太大的政治影响力，最后压制市场。要精确制定这类法律会面临很多困难，但在美国已经埋下了伏笔，尤其是在金融业。19世纪30年代安德鲁·杰克逊对于美国第二银行的抨击，1911年拆分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1913年建立联邦储备委员会以对抗摩根银行，1933年颁布《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以约束大银行的权力，以及正在进行的对微软公司的起诉，都可以视为一种隐含的政治性的反垄断法律行动3。当然，这里存在一种风险，就是类似的法律可能被错误地用来对付政府所不喜欢的人。所以说，这种法律只有在我们的整体建议中通盘考虑时才有意义，或者说同时要考虑对政府的监督和制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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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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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系统的改革是另外一个创造经济效率的压力的办法。在现行的所得税制度下，生产得越多交税越多，结果，生产效率很高的经理人不得不为他们的高效率交纳更高的税收，与政府分享。同时，政府也与能力不足的人分享一部分损失（通过更低的税收），这样有利于无效率的人。可以说，这种税收制度给那些浪费资源、扩大成本和错误投资决策的人提供了补助，吸收了他们的成本和损失，而高效率的经营者的部分超额回报则交给了政府，积极性受到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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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并非所有的税收制度都有这种作用，基于财产的税收（而不是基于收入）就可以发挥惩罚低效率的经营者，奖励高效率的经营者的作用。例如，我们对直接拥有生产性资产的人按资产价值的1%征收税收，一块价值100万美元的农地的税收就应该是1万美元。假如有来自城里的一个作家，她喜欢乡村的景致，但是耕作技术不高，只能从这块农地上得到5000美元的净收入，这样不但她所有的收入都要交给政府，而且还得另外找5000美元来补齐税款。如果她写的书销路不好，又无法申请得到农业补贴，那她就会把土地卖给那些有更好的耕作能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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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假设，有一个农家小伙，他精通农业生产，可以从这同一块土地上得到10万美元的净收入，他只需要把收入的1/10用于交税。更重要的是，如果他改进了土地的生产效率，把收入增加到15万美元，所有增加的部分都归他自己，而在所得税体制下他只能留下其中的一部分。还有，他可以购买其他人的土地，扩大生产规模。这个农家小伙并没有什么动力去要求农业补贴或者对外国产品建立贸易壁垒：因为补贴会让那些效率不高的人继续经营，妨碍他扩大生产，而贸易壁垒会带来其他国家的报复，影响他的谷物出口。这样，财产税制度就有利于那些有效率的经营者，有利于支持市场的力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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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读者会提出疑问，为什么一个自由的土地市场不能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呢，或者说，这个效率更高的农家小伙为什么以前不能买下这个低效率的作家的土地？原因在于，作家从土地中得到了非货币的心理收入，补偿了她在农业上的低效率，而这种心理收入是不用交税的。结果，即便她的心理收入不能弥补其货币收入的不足，这个农家小伙依然不容易购买她的土地。而且在现行的所得税制度下，心理收入不需要交税，但生产了货币收入的人却需要负担所有税收，如果其他条件都相同，那么货币收入的生产者为一件财产愿意支付的价格会低于享受心理收入的人愿意出售的价格。相似的是，现行的税收制度给那些从事耕种的人提供了个人补贴，有利于低效率的经营者继续维持。而如果把所得税制度改变成财产税制度，就会避免这些无效率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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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样的制度如何操作还有很多问题，例如，财产的价值如何评估？显然不能以现在的低效率经营者掌握下的资产价值来评价，这样会人为地降低财产价值和她需要交纳的税收。为避免鼓励低效率，评价的标准应该是在一个全国市场上的平均经营水平所产生的价值。现在已经有很多办法可以实现精确的评价。我们认为，在执行财产税时可能遇到的问题并不比执行所得税时所遇到的更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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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意见是财产税打击了投资，如果满足关于税收征收时间的几个假设，这是事实：在税收收入等同的情况下，财产税对投资积极性的打击比所得税更大。但是，考虑到财产税能够促使所有权转移给更有效率的经营者，增进社会的整体福利，巩固自由市场体系，这点代价是值得的。这样，至少可以把部分税收负担从所得税转向财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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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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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达经济里，一些最重要的资产不是由所有者而是由职业经理人经营，当然这是指公司。一方面，这样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促进了企业与经营者之间的匹配，提高了经营效率；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经理层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可能影响经营效率。为了促进在所有者与控制者之间更健康的分享权力，需要对提供资金的投资人给予更大的法律保护。另外，其他的一些机制，例如独立董事、有效的审计、活跃的公司并购市场等都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证经理人为企业的价值最大化服务，如果表现无能则可以立刻撤换。而且，公司治理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提高投资者的价值，而且可以确保现代经济生活中最大和最有势力的参与者——大型企业，能够欢迎竞争而不是惧怕竞争。最近的丑闻表明，即使在最先进的市场经济里，在改善公司治理方面依然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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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控制权转让的遗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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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有一种财产控制权的转让形式——遗产，这种控制权大转让通常是无效率的，因为继承者除了出身之外往往没有其他的合格条件取得控制权。但是，如果严格限制富人处置自己的财富，有可能损害他先前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不过无效率的、过分集中的财富控制却要给社会增加各种成本。所以，我们需要这样一种遗产税，鼓励富人给他们的子女转移生产性资产的消极所有权（例如，一系列投资组合中的少数股权），而不鼓励转让积极的控制权。这样做还可以避免社会经济权力的过分集中，但主要目标还是争取控制权得到更有效率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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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中国家，遗产税尤其重要，因为那里的土地所有权非常集中。另一个打破财产所有权集中的办法是默认所有子女获得平等的继承权，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这种思想不是现在才发明的，我们至少可以追溯到英国的哲学家詹姆斯·哈林顿（参见第6章），他的思想对后人有深远影响，其中就包括威廉·潘恩（William Penn）（以及费城宪法）、托马斯·杰斐逊（以及弗吉尼亚宪法）和西奥多·罗斯福（以及反托拉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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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人群的安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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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各州之间的运输被严格管制的时候，很多汽车运输公司日子非常好过，很少被迫退出。但是到1977年，州际商务委员会开始向所有的申请人提供授权以后，情况就改变了，在5年内，以前的公司有50%被迫退出。竞争给消费者带来了更低廉的价格和更有效的服务，但是也破坏了很多企业的经济稳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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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总会有失败者，失败对于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是必需的，然而对于很多受到影响的人却是痛苦的。经济调整的成本转嫁到他们身上的越多，贫困人群的数量越大，对于政治干预的要求就越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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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人而不是保护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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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人群的要求完全可以理解，但是非常危险，因为很容易被人利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钢铁工业的例子，受到影响的本来是面临失业的工人，结果变成了对于现有企业的补贴，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为了防止那些创造性破坏的受害者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人体盾牌，我们需要用其他办法给他们提供帮助，为此，我们要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保护人，而不是保护企业，以避免社会的救助被政治所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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