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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应作为助产士而不是永久性保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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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的时候，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试图在产业和技术升级的内生过程中走捷径。他们把目光和政策固定在了被他们与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理想产业结构上，但这种结构当然通常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与他们自己国家相比，是一个相对较高收入国家的特点。正如我在我的马歇尔讲座中主张的（Lin，2009），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产业战略被误导了，误导他们的就是对发展紧约束的错误认识。这些国家采纳的发展战略优先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工业，即集中利用这些国家大量缺乏的要素，而忽视了对它们富有的要素的使用，如非熟练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实际上，这些政策制定者把最优产业结构当做他们可以外生强加的，而不是决定于经济的特点以及这些特点随时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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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路是背离比较优势的，在金融和政府治理质量方面都有较高的成本。为了实施这一战略，政府必须为那些离开政府补贴和保护就无法生存且无法迅速获得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提供大量的保护和补贴。这样的企业不能为社会产生任何真正的剩余。没有连续的剩余流，对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和熟练劳动力——的改善提供资金支持就将更加困难，而要使一个更高级的产业结构在中期内具有自生能力，这种改善是必不可少的。通过扭曲市场信号，把资源从有竞争力的部门转移到没有竞争力的部门，这种高水平的政府保护和补贴会减缓该国的物质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同时还鼓励企业把精力从生产性创业转移到寻租上，从而腐化制度，并进一步减缓资本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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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政府试图保护和补贴资本密集型产业，或者其他该国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增长，在此情况下，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受阻，减缓了最优技术/产业结构的升级。政府可能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像一个长期在职保姆，照顾永远不会成熟的、体弱多病的幼稚产业，而不是充当健康的新兴产业的助产士。可能出现的寻租文化，将进一步固化保护网，使以后的改革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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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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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国内企业定位于开发一国的比较优势，可能听起来合理，但却略显过时。与Michael Porter（1990）在过去20年里推广的“竞争优势”战略相比，比较优势战略有什么不同呢？在“竞争优势”战略的文献中，竞争优势的四个主要来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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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很好地利用国内丰裕要素的部门/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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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的国内市场，使企业能实现规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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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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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活力的国内竞争，以促进效率和生产率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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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我看来，这些要求是可以简化的。首先，考虑国内竞争：如果一个国家的战略违背了比较优势，它通常会无法参与竞争，因为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将需要保护。产业集群也将难以建立和维持，因为除非政府给予补贴和保护，否则企业不会进入这个行业。然而，政府没有能力同时为一个行业的众多企业提供补贴和保护，以形成一个产业集群。而如果一国遵循自身的比较优势，就不需要巨大的国内市场，因为产业和企业有能力在全球市场上参与竞争。因此，这四个方面的要求主要可以归结为一个处方：利用你的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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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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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兴能与我的朋友兼同事夏准展开此次交流。我们都深切关注人们对经济快速增长的根源和如何减少贫困的理解，而且我们都审慎考虑过过去两代人的时间里东亚经济增长的成功。毫无疑问，我们在贸易和产业政策方面得出的结论是有差异的，但明确的是，我们都没有质疑国家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也许这是因为，在我们最深入了解的国家——中国和韩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是一个有能力的、大体上以发展为导向的政府。问题是要确定在这些国家和其他快速发展的国家中，政府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我对这些案例的理解是，虽然它们采取了积极措施，加快产业升级，但使得这些经济取得成功的主要要素，是一个可以让比较优势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获得有效利用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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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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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夏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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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能与林毅夫辩论这个问题，他学术兴趣极其广泛，其理论立场坚定地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却从来不是教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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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开篇论文中，毅夫阐述了产业升级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性。这在现今强调静态分配效率的主流发展经济学中往往被忽视；因此毅夫对产业升级的重视确实很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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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毅夫还阐述了国家干预在推动产业升级中可以发挥的积极作用，因为在新的科技知识的供给中存在着重要的市场失灵，比如创新者尝试新事物而产生的外部性，以及不同投入要素市场间的协调失灵（例如，教育、金融、法律制度和基础设施）。毅夫还正确地警告了政府失灵的可能性，他还指出：“政府采取自由放任政策而不去解决市场失灵的国家，即使有成功的数量也很少；而政府有效主导的国家取得快速增长的例子却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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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我们的观点还是一致的。但是，我们的观点也有一些重要的差异。我们的主要区别是，毅夫相信国家干预虽然重要，但应该主要是促进一个国家比较优势的利用；而我则认为，比较优势虽然重要，却不过是一个基线，一个国家要想升级产业，就需要违背其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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