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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优势的概念最早由大卫·李嘉图提出，在经济学中是少数几个高于普通常识的概念之一（其他概念包括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和熊彼特的创新）。这一概念的妙处在于，它显示了一个即使在任何产业都没有绝对国际成本优势的国家，如何能通过专门从事其最不差的行业，而在国际贸易中获益。事实上，正是李嘉图的出色概念，吸引我进入经济学领域。而且，在其现有的禀赋下，作为寻找最大化一国当前消费机会的最好方式的指南，我们无法比这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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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这个理论，尤其是毅夫所使用的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Heckscher-Ohlin-Samuelson，HOS）版本，是基于一些严格假设的。当然，所有理论都有假设，因此理论本身有一些严格的假设这一事实并不能成为批评点。但是，我们仍然需要问，模型设定的特定假设对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来说是否适当。我的观点是，虽然当我们关注短期配置效率时（即当我们要研究一个国家是否能最大效率地利用其给定资源时），HOS理论所做出的假设可能是可以接受的，但若我们关注于中期调整和长期发展，这些假设就是不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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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中期调整的问题。HOS理论的主要假设之一，是（在每个国家内的）生产要素的完全流动性。在此假设下，没有人会因为由外部冲击引起的贸易格局的变化而遭受损失。因此，如果一家钢铁厂关闭，假设是因为政府减少了对钢铁产品征收的关税，该行业原先使用的资源（工人、建筑、高炉）会被另一个已经变得相对更有利可图的行业（比如计算机行业）所吸收（以相同或更高水平的生产率，因而有更高的回报）。在此过程中大家都没有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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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现实中，生产要素的物理性能往往是固定的。一个倒闭的钢铁厂的高炉不能被重新改造成计算机行业需要的机器。钢铁工人也没有适合计算机行业的技能：除非他们接受再培训，否则他们将继续失业；充其量，他们最终能找到低技能工作，而他们现有的技能则会被完全浪费。换句话说，即使整个国家能从贸易自由化中获益（即使在短期内这也并不是总能发生），流动性较低甚至没有流动性的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也将因此而遭受损失，除非有专门的补偿。这就是为什么贸易自由化产生了这么多的“输家”，尽管HOS理论的预言与此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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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在发展中国家更为严重，因其补偿机制即使有也很弱。在发达国家，福利国家作为一种机制，通过失业救济金、医疗和教育保障甚至最低收入保障等方式，来部分补偿贸易调整过程中的受损者。在一些国家，如瑞典和其他北欧国家，还有为失业工人制订的高效再培训计划。然而，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种机制非常薄弱，往往几乎不存在。因此，在这些国家，贸易调整的受害者甚至连部分补偿都得不到，虽然他们对社会的其他群体已经做出了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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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生产要素具有完全流动性的假设使HOS理论不足以分析中期调整，那么其有关技术的假设则使其尤其不适合分析长期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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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模型的假设是，对生产某种特定的产品来说，只有一种最好的技术，更重要的是，所有国家都有相同的能力来使用该技术。因此，在HOS理论中，如果厄瓜多尔不应该生产宝马车，不是因为它不能生产，而是因为这样做有太高的机会成本，因为生产宝马将使用太多其稀缺的生产要素——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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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恰好把决定一个国家是否为发达国家的最关键的因素给假设没了，这就是各国开发和利用技术的不同能力，或所谓的“技术能力”（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最终的结果是，富国富有，穷国贫穷，是因为前者可以使用并开发技术，而后者不会使用技术，更不用说开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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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获得更高技术能力的过程的本质，是一个试图赶上技术更先进国家的国家，需要建立和保护它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为什么要这样呢？这个国家不能等到它积累了足够的物质和人力资本时，再进入更先进的、更密集使用物质和人力资本的行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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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该国不能完全这样做。要素积累的发生不是一个抽象的过程。不存在具有普适性的“资本”或“劳动”这样的东西，能让一国积累并配置在任何需要的地方。资本积累是以一定的具体形式进行的，如汽车零部件行业的机床、高炉、纺织机器。这意味着，即使一个国家已经拥有了汽车行业所需要的资本—劳动比，如果它的资本是以纺织机器等形式积累的，它也不能进入汽车行业。同样，即使一个国家积累的人力资本多于进入汽车行业的需要，如果所有的工程师和工人接受的都是纺织行业的培训，它也不能开始汽车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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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即使不是全部）技术能力是通过具体的生产经验积累的，并且其形式体现在组织惯例和制度记忆中的“集体知识”（collective knowledge）。即使一个国家拥有所有恰当的机器、工程师和工人（正如我之前解释过的，这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的），他们仍然不能在一夜之间组合成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因为他们实际上需要经过一个（可能非常冗长）的学习过程，才能获取所有必要的技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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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不得不用近四十年之久的高关税保护其汽车产业，提供大量的直接和间接补贴，并几乎禁止该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直到该产业在世界市场上变得有竞争力。出于同样的原因，诺基亚集团的电子类子企业，在能赚取任何利润之前，不得不由它的姊妹企业交叉补贴了17年。从18世纪的英国到20世纪的韩国，历史上有诸多这样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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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毅夫说要避免过多地偏离比较优势，这是绝对正确的。比较优势的确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指南，告诉我们国家为保护其幼稚产业做出了多大的牺牲。越偏离比较优势，在新产业获取技术能力所要付出的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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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如毅夫所说的那样，一个国家应遵循其比较优势。我说过，考虑到要素积累过程的性质和技术能力的建设，一个落后经济根本不可能在新产业中积累起技术能力，除非其违背比较优势，并在其拥有“正确的”要素禀赋之前就真正进入该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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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一个好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可能倾向于认为，一个国家在决定进入一个新的产业之前，应该做一次成本—收益分析，权衡技术升级的成本和未来的预期回报，把比较优势作为一个测量基准。然而，这虽然符合逻辑，但最终却是错误的。问题在于，很难预测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获得必要的技术能力，以及最终能带来多少“回报”。所以，不是说诺基亚在1960年进入电子行业是因为它能够清楚地计算出来它将需要花17年时间投资多少来发展电子产业（通过交叉补贴），随后将获得多大金额的巨大未来回报。诺基亚很可能并不认为它需要17年时间才能在电子产业获得利润，也不知道最终回报会有多大。在一个充满有限理性和根本不确定性的世界中，这就是创业决策的本质。换句话说，除非你真正进入并发展一个行业，否则是不可能知道国家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掌握必要的技术能力，以变得具有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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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一般的层面，毅夫和我有着相同的政策结论。我们同意，产业升级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我们同意，这不会纯粹通过市场力量发生，将需要政府干预。我们还一致同意，政府不应该推动经济偏离其目前的结构太远、太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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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两人之间也有一些重要的差异。在毅夫所使用的新古典主义比较优势理论中，生产要素流动性有限的问题被忽视了，导致贸易自由化的成本被系统性低估，因此需要良好的再分配机制。更重要的是，技术能力被该理论所忽略，而这正是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分开来的东西。一旦我们认识到，很多技术能力是以产业专用的方式、通过实际生产经验而获得的，我们就开始领会到，如果一个国家想要进入新的行业、升级产业结构，违背比较优势就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种保护的时长和强度可能非常大，正如丰田、诺基亚和其他无数成功幼稚产业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也内在地很难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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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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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准很好地总结了我们意见一致的关键领域：政府在促进技术和产业升级中具有一定的作用，但偏离一国的比较优势太远也有风险。我们的分歧在于如何界定“太远”——如何解释贸易模型和历史证据，以及如何低成本地促进技术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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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成本和技术差别真的动摇了比较优势理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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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准认为，由于要素的不完全流动性（实际上，即调整成本）和关于技术的简化假设，基于标准贸易模型的、反对保护幼稚产业的论点（如Baldwin，1969）并没有为政策提供良好的指导。显然，劳动力市场应对产业竞争力的变化而进行的调整是存在摩擦的，而有形资本往往也是产业专用的。工人从一个产业转移到另一个产业，或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都不是没有成本的，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很少补偿输家。但在不动摇基本的比较优势理论的情况下把调整成本引入标准的贸易模型，并不是一件难事（Mussa，1978）。此外，如果一个国家在现有产业中失去了比较优势，它的产业专用资本可以以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重置到其他国家，这就是在东亚和世界其他许多地方出现过的经济发展的雁阵模式（flying-geese pattern）（Akamatsu，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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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准的第二个论点是，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错误地假设，同样的技术能被所有国家的生产者所利用。然而，比较优势理论并不要求各国拥有相同的技术。例如，李嘉图的原始比较优势模型就认识到，英格兰和葡萄牙用不同的技术生产葡萄酒和布。此外，理论模型本身就是一种简化；在实证贸易模型中，富国和穷国经常被认为使用不同的技术。由于信息和运输成本的大幅降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甚至可以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将精力集中在同行业的不同环节，分别使用不同的技术，生产不同的产品。以信息产业为例：高收入国家，如美国，专业进行产品/技术的开发；中等收入国家，如马来西亚，专业进行芯片制造；而低中等收入国家，如中国，则专注于零部件的生产和最终产品的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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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准正确地指出，在现实中，贸易自由化在过去20年中制造了很多输家。但这是因为这些国家从许多不符合其比较优势的产业开始，这是它们的政府过去曾采用过的比较优势违背型（comparative advantage-defying，CAD）战略的结果。以休克疗法的方式取消保护，导致无自生能力的企业崩溃。但是，在自由化进程中，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开放该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并逐步废止对CAD产业的保护，正如我在马歇尔讲座（Lin，2009）中所主张的，该国就可以在此过程中同时实现稳定和动态高速增长，从而取得帕累托改进。事实上，这正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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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功案例中，我们对技术升级可以学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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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准的论点的基础，是他和其他人对一些最迅速实现工业化的经济的研究。在这里，我将就韩国的案例做出评论，并对他所举的诺基亚的例子做一个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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