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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这里所说的政府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这里的讨论也适用于多边发展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如果它们想促进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和多样化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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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贸易商品指的是制成品、农产品和渔业产品，以及其他自然资源产品。由于国际生产网络在制造业中的出现并占据支配地位，这里的制成品不仅指最终产品，也包括制造业最终产品的中间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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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如同在前文中讨论的那样，对于发展中国家实现产业升级和多样化并利用后发优势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原则。这是因为，在动态增长的经济中，工资率增长迅速，这就有可能导致该经济生产多年的产业开始失去比较优势。因此，该产业就会在具有类似要素禀赋结构且工资较低的国家具有潜在比较优势。该原则还意味着，当一国的收入水平达到最发达国家收入水平的50%的时候，它将越来越难以甄别可能符合其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该国的产业将越来越接近全球产业前沿，其产业的升级和多样化将会越来越依赖于自主创新。因此，政府支持产业升级和多样化的政策将会越来越类似于发达国家的政策。政策不能取得既定目标的可能性也将提高。对于目前人均收入大约为1000美元（以购买力平价衡量）的低收入国家来说，除了找到目前人均收入约2000美元的国家的成熟贸易商品之外，还可以设法找到大约20年前具有相似人均收入且自此之后蓬勃增长的国家的成熟贸易商品。具体而言，30年前的中国、越南和印度，有着与当今贫穷的撒哈拉以南国家相似甚至更低的人均收入水平。因此，对于当今的贫穷国家来说，它们可以选择中国、越南和印度20年前生产的商品和服务清单作为参照。它们也可以审查自己的进口品，找出其中具备以下特点的比较简单的制成品，作为产业升级和多样化的目标产业：这些制成品都是劳动密集型的，规模经济的程度不大，而且资金需求也不大。这里提出的想法类似于Hausmann and Klinger（2006）提出的“猴子跳到相近的树上”，但是，相对于他们提出的产品空间分析法来说，这里提出的方法所需的步骤更容易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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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这是因为每个产业都需要一些专用投入，例如知识、有形资产、中间投入、劳动技能等。产业中一些私人企业的存在表明，该国经济至少部分地拥有这些关键性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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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智利已经生产葡萄酒很长一段时间了。它最近在葡萄酒产业的成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世纪70年代，它从一个微不足道的葡萄酒出口国转变为世界第五大出口国，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的规划。政府通过技术转移组（Grupos de Transferencia Tecnológica）向当地农民和葡萄园传播外国技术，并通过出口促进办公室（Export Promotion Office，ProChile）向国外推广智利葡萄酒（Benavente，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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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在这里，亚洲国家的成功经验可能有一定借鉴意义。当亚洲本土企业在一个特定领域内没有历史知识时，为解决这一问题，国家通常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或促办合资企业。例如，当中国内地在20世纪80年代向市场经济转轨时，中国政府积极邀请来自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和日本的直接投资——这一政策对本土经济在各行业的起步提供了帮助。20世纪70年代，孟加拉国充满活力的服装产业同样开始于韩国制造商大宇的直接投资。几年后，当知识转移已经完成，直接投资也完成了其“孵化”的使命，当地的服装厂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大部分工厂的发展可以追溯到第一家韩国企业（Mottaleb and Sonobe，2009；Rhee，1990；Rhee and Belot，1990）。厄瓜多尔20世纪80年代鲜切花出口蓬勃发展，这一产业也是从哥伦比亚花农建立的三家企业发展而来的（Sawers，2005）。政府还可以通过设立工业园区来培育新产业。为电子和信息产业的发展而设立的中国台湾新竹科学工业园区（Mathews，2006），以及为智利商业鲑鱼养殖示范而建立的基金会（Katz，2006）是两个政府培育新产业的成功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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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印度的信息产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世纪80年代，在硅谷的印度专业人士帮助印度企业抓住了美国外包信息产业的扩展机会。软件出口潜力一出现，印度政府就帮助建立了高速数据传输的基础设施，使得海外的印度人可以回国并为美国客户建立离岸中心。印度的软件产业年增长率持续20年超过30%，其2008年的出口额接近600亿美元（Bhatnagar，2006）。埃塞俄比亚在鲜切花出口上的成功是另一个例子。在政府于20世纪90年代选择鲜切花出口并提供产业政策帮助之前，当地的一个海盗企业已向欧洲市场出口了超过10年的鲜切花。秘鲁的芦笋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芦笋作为一种外国作物，一个秘鲁农民在20世纪50年代发现它可以种植。然而，芦笋产业和芦笋出口并没有因此起飞，直到1985年，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为一个农民协会提供拨款，使之获得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一位专家的建议。这一位专家最近发明了适合美国市场的UC-157品种。这笔拨款还使得该协会获得另一位专家的建议，这位专家向该协会的试验站成员展示了如何建立大规模生产所需的苗床以及准备出口所需的产品包装。政府还支持诸如秘鲁芦笋研究所和冷冻协会等合作机构参与研究、技术转让、市场调查、出口驱动和质量提升，并投资于处理80%新鲜芦笋出口的冷冻厂和包装厂。在这些干预下，秘鲁已经超过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芦笋出口国（O’Brien and Rodriguez，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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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例如，除了基础设施之外，许多非洲国家还面临着僵化的劳动法规的约束。为了克服这个问题，毛里求斯允许在出口加工区采取灵活的就业形式，同时在国内经济的其他地区维持原有法规（Mistry and Treebhohun，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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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在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常用方法是前两年免征企业所得税，后三年该项税收减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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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对于存在金融抑制和外汇管制的国家来说，直接贷款和获取外汇的优先权是很受欢迎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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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政治捕获的可能性与保护和补贴程度成正比。如果目标产业与该国内在的比较优势相符，那么用于补偿先驱企业所提供的信息正外部性的保护和补贴就应该很少，精英们也不会有激励运用其政治资本来捕获这么少的租金。此外，一旦先驱企业成功，许多新企业会进入新产业，那么市场会具有竞争性，这将进一步降低精英捕获的风险。相反，如果政府的目标是支持违背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发展，目标产业的企业在竞争性市场上将不具有自生能力，所需的补贴和保护将非常大，这一部分补贴和保护也很有可能成为寻租和政治捕获的目标（Lin，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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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我们将此“给予事后奖励”的想法归功于魏尚进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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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例如，参见Di Maio （2008）和 Agosin et al.（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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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根据对80个国家的超过6000家企业样本的调查，Ayyagari et al.（2008）提供了一些投资环境变量的均值。在总样本中，税收和法规、政治动荡、通货膨胀以及融资被认为是企业成长的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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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Bourguignon （2006）观察到：“我想用‘提取均值’来描述世界银行正在进行的投资环境评估工作的特征。如同营商环境一样，这些方法无疑是有用的。然而，它们给予我们的是全新的、更好的右侧变量指标数据，可用于跨国回归，但未必是进行国别分析的更好数据。我们的目标应是测量不同类型的企业对投资环境变量的敏感程度，来作为决定哪一个变量是增长的主要障碍的另一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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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本文改编自“DPR Debate：Growth Identification and Facilitation：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the Dynamics of Structural Change，”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29 （3），May 2011 （DOI：10.1111/j.1467—7679.2011.00534.x）。© Lin，J.，Monga，C.，te Velde，D.W.，Tendulkar，S.D.，Amsden，A.，Amoako，K.Y.，Pack，H.，and Lim，W. © 2011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经John Wiley and Sons / Blackwell Publishing许可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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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德克·威廉·特威尔德（Dirk Wilem te Velde）是伦敦海外发展研究院投资、增长与贸易计划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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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苏雷什·坦杜尔卡（Suresh Tendulkar）是印度德里大学经济学院的退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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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爱丽丝·阿姆斯登（Alice Amsden）是麻省理工学院的Barton L.Weller政治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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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阿莫亚科（K.Y.Amoako）是位于加纳阿克拉的非洲经济转型研究中心（ACET）的创始人兼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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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霍华德·帕克（Howard Pack）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商业与公共政策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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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林佑赫是韩国发展研究院国际发展研究中心政策研究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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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所有这些人均收入估计值是以1990国际元计算的，数据来自Maddison（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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