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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获益于与Robert Cull和Asli Demirgü-Kunt的讨论，以及2011年6月17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世界银行金融结构会议上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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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立新是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小组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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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章改编自作者2011年7月在北京举行的国际经济学会第16届全球大会上发表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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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术创新风险是指与新产品开发过程相关的风险，产品创新风险是指新产品能否被市场所接纳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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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同时依然存在数量众多的小银行在向非贸易品领域的劳动密集型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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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以下四段内容大量摘自Lin，Sun and Jiang（2011），也可参见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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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Lin（2009）关于发展战略及其对金融制度发展影响的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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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 6 发展战略、制度与经济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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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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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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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被分为两类，一类由富裕的、工业化的发达国家（DC）组成，另一类则包括贫穷的、以农业为主的欠发达国家（LDC）。第一类国家广泛使用现代的资本密集型生产技术，而第二类国家却主要使用过时的生产技术。发达国家的富裕根源于它们的产业和技术优势。19世纪以来，如何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并赶超发达国家成为摆在欠发达国家政治领导人和知识分子面前的紧迫课题（Gerschenkron，1962；Lal，1985）。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欠发达国家的政府采取多种政策措施，力图实现国民经济的工业化。然而，到目前为止，只有东亚少数几个经济体确实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并且趋向收敛于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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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大多数欠发达国家没有能够成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主要根源于它们的政府采取了不适当的发展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多数欠发达国家的政府都执行了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战略。然而，一个经济的最优产业结构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通常是不符合该经济的比较优势的，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这些产业中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于是，为了支持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政府就在国际贸易、金融部门和劳动市场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扭曲措施。通过扭曲，虽然可能在发展中经济建立资本密集型产业，但是却会造成资源配置不当、寻租活动猖獗、宏观经济不稳定等，使经济的效率低下。结果，收敛的目标未能实现。欠发达国家政府应该以促进要素禀赋的结构升级为目标，而不是以结构/技术的升级为目标。因为一旦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利润动机和竞争压力就会驱使企业自发地进行技术和产业结构升级。要素禀赋结构升级意味着资本（无论是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积累比劳动和自然资源的增长更快。资本积累取决于经济剩余（或者说是利润），以及国民经济的储蓄倾向。如果欠发达国家遵循比较优势发展产业，那么就会有最大可能的经济剩余和最高的储蓄倾向，从而最大可能地进行要素禀赋结构升级。遵循这一发展战略，欠发达国家能够取得比发达国家更快速的要素禀赋、技术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并实现收敛。企业的产业和技术选择取决于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的相对价格，因此，只有当国民经济的价格结构能够反映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相对丰裕度的时候，企业才能够根据比较优势选择自己的产业和技术。而只有当价格是由竞争性市场决定的时候，价格结构才能反映每一个要素的相对丰裕度。因此，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基本职能是维持市场的良好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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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中，我将首先对关于经济增长与收敛问题的最新理论发展作一简短的讨论，然后，我将讨论企业的自生能力和经济的比较优势的决定因素问题，以及它们与要素禀赋的关系。在分析了政府的几个替代发展战略之后，我提出了发展战略的一个统计测度，并给出了发展战略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计量经济学估计。在总结性评论中，我将讨论分析内容的政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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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理论：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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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后时期，当发展经济学刚开始形成的时候，发展经济学家曾鼓励欠发达国家政府采取干预政策，加速资本积累，追求“内向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或进口替代战略，直接瞄准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差距 （Chenery，1961；Warr，1994）。苏联最初在国家建设中的成功，大萧条时期形成的对初级产品出口的悲观情绪，对市场缺乏信心，以及新古典增长理论，都强烈影响了这些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 （Rosenstein-Rodan，1943；Prebisch，1959）。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多数欠发达国家无论属于社会主义阵营还是属于资本主义阵营，都采取了这类发展战略（Krueger，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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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Solow（1956）等人的开拓性工作，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假设可以推导出一个结论，发展中国家应该比发达国家增长得更快，两者的人均收入差距应该逐渐缩小，因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拥有同样的技术而发达国家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然而，经验证据表明，虽然美国不同州之间，以及发达国家之间人均收入水平出现了收敛（Barro and Sala-i-Martin，1992；Baumol，1986），但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却并没有能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Pearson，1969；Romer，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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