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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βh？βh表示家庭h的收入上升所产生的社会福利的上升。为什么？因为，βh是家庭h的收入的边际效用与h的效用上升对于社会福利的效应的乘积。所以，在戴尔蒙与米尔利斯1971年的论文中，就称βh为家庭h的“收入的社会边际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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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βh这一定义，公式（17.69）就可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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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斯拉茨基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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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公式（17.73）代入（17.72）式，然后再移项，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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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17.74）就是戴尔蒙—米尔利斯扩展了的兰姆塞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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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含义：公平与效率的一致与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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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17.74）具有丰富的经济含义，值得我们加以认真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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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17.74）式的左端的分母是全社会对商品k的税前消费总和，而其分子是政府对所有商品征了税后对于全体家庭在商品k上的消费所产生的替代效应之总和。因此，（17.74）式的左端实质是“沮丧指数”的变形，即由于政府对所有商品开征了税，对于某一种商品k来说，消费量会发生相对减少。请记住，是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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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看（17.74）式右端的第一项。由于βh是家庭h的收入的社会边际效用，它一般为正，所以，当βh越高，右边第一项的值就越高。但由于等式右边的代数和必为负（因左边为负），所以，βh越高，使右边的值会负得少一些。这在经济学上有什么含义呢？因为βh是家庭h的收入的边际效用与其边际效用变化对于社会福利的效应之积，而其实就是家庭h的福利在社会总福利中的相对地位（试想，大，说明h的幸福在社会总福利中的边际作用大，于是h的社会权数就大），所以，βh大，说明家庭h的收入边际效用高，并且该家庭的福利受到社会统治当局的格外重视。什么样的家庭居于这两种情形呢？一般是低收入家庭。低收入家庭才会把钱当钱使，每月增加50元就会有相当大的边际效用；低收入家庭才会受社会重视，在中国，每年逢年过节，上至中央，下到地方，领导人都会访贫问苦，送一些温暖，表示在领导人的心目中的确很高。所以，βh，大，引起（17.74）式的右端的负值局部抵消，这就是公平在最优税收规则中的地位。它告诉我们，对那些贫困的家庭而言，税收引起的“沮丧指数”必须有所下降。在税收具体操作上，应该让贫困家庭消费的消费品的商品税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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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这个含义，是戴尔蒙与米尔利斯的最优税收原则的特色。它既区别于兰姆塞规则，又区别于鲍莫尔—布兰福特的“反弹性原则”。为什么？因兰姆塞规则中根本没有公平考虑；而鲍莫尔—布兰福特又将兰姆塞规则推向极端，要求对需求价格弹性低的消费品开征高税，这不仅违反了兰姆塞规则中本来的税收中性思想，而且在分配上会明显地不利于穷苦大众，因抽烟族与饮酒族毕竟还是广大的贫苦大众，购买低价房屋的工薪阶层在购房需求上也不会有多高的弹性，烟、酒需求弹性一般都较低，如若对这类低弹性的消费开征高税，岂不是有悖于公平准则？而戴尔蒙—米尔利斯的公式（17.74）则要求对穷人的消费品开征低税。这与在税收政策上的含义是相当不同的。这是第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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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们看公式（17.74）右端第二项这表示效率在最优税收规则中的地位。为什么？因为右端总的说来是负的，但当右端“-1”后那一分项为正时，这个负值便会小一些。在什么条件下“-1”后的那个分项的正值会大一些呢？是当的值较大时。但我们知道，是家庭h的收入变化对于商品i的购买量的边际效应。商品i对h来说是正常品；i对h来说是奢侈品；则i对于h来说是劣质品。因此，（17.74）式右端第二项实质上是说，若要使税收引起的“沮丧指数”低一些，应该对劣质品实行补贴（负税，即ti<0）；对收入边际效应为正的正常品征税；在正常品当中，对奢侈品征重税。这样做，可以使税收的资源扭曲效应降低一些。这是公式（17.74）中效率的地位，但它与“反弹性原则”不同，它强调税收应集中于收入效应高的奢侈品上，这样做，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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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公平与有效的一致与矛盾。公式（17.74）既然表明βh的作用，就说明注重公平，肯定βh在降低“沮丧指数”中的作用，即βh实质会降低税收的扭曲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平本身符合效率准则，公平即效率。同时，公平这种地位本身又是从最优税收问题的一阶条件中求解出来的，由于“最优”就是“有效”，所以，“有效”本身包含对“公平”的肯定，公平是有效的题中应有之义。从这个角度说，把“效率”与“公平”完全对立起来，是不正确的，强调社会正义、社会公平，重视低收入阶层，注意对低收入阶层实行税收优惠，这不但符合公平，同时也有利于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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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17.74）式左端的负值是一个给定的值，则其右端的第一项与第二项之间便会有替代：第一项正值小一些，第二项的负值就小些；反之，则第二项的负值就大一些。其经济含义就是，当公平的考虑多一些时，就会相应地少考虑效率作用。从数学式子看，当大一些时，就要小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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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得失权衡关系在最优税收规则中的地位可以通过下述数学变型看得更清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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