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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们看公式（17.74）右端第二项这表示效率在最优税收规则中的地位。为什么？因为右端总的说来是负的，但当右端“-1”后那一分项为正时，这个负值便会小一些。在什么条件下“-1”后的那个分项的正值会大一些呢？是当的值较大时。但我们知道，是家庭h的收入变化对于商品i的购买量的边际效应。商品i对h来说是正常品；i对h来说是奢侈品；则i对于h来说是劣质品。因此，（17.74）式右端第二项实质上是说，若要使税收引起的“沮丧指数”低一些，应该对劣质品实行补贴（负税，即ti<0）；对收入边际效应为正的正常品征税；在正常品当中，对奢侈品征重税。这样做，可以使税收的资源扭曲效应降低一些。这是公式（17.74）中效率的地位，但它与“反弹性原则”不同，它强调税收应集中于收入效应高的奢侈品上，这样做，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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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公平与有效的一致与矛盾。公式（17.74）既然表明βh的作用，就说明注重公平，肯定βh在降低“沮丧指数”中的作用，即βh实质会降低税收的扭曲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平本身符合效率准则，公平即效率。同时，公平这种地位本身又是从最优税收问题的一阶条件中求解出来的，由于“最优”就是“有效”，所以，“有效”本身包含对“公平”的肯定，公平是有效的题中应有之义。从这个角度说，把“效率”与“公平”完全对立起来，是不正确的，强调社会正义、社会公平，重视低收入阶层，注意对低收入阶层实行税收优惠，这不但符合公平，同时也有利于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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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17.74）式左端的负值是一个给定的值，则其右端的第一项与第二项之间便会有替代：第一项正值小一些，第二项的负值就小些；反之，则第二项的负值就大一些。其经济含义就是，当公平的考虑多一些时，就会相应地少考虑效率作用。从数学式子看，当大一些时，就要小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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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得失权衡关系在最优税收规则中的地位可以通过下述数学变型看得更清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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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商品k的户均消费量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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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H是社会中家庭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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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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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是什么？这是戴尔蒙1975年定义的概念（见Diamond，1975年）: “A Many-Person Ramsey Tax Rul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4:227—244）。他称bh为“收入的净社会边际效用”。为什么？因为bh的第一项因子是收入的社会边际效用除以λ，反映的是家庭h的收入增加对社会福利的边际效应，而bh的第二项因子是h的收入增加对政府（也即是对社会）多缴纳的税款：Ih上升后，h多购买物品再由每项购买向政府的纳税的加和，就形成了h收入增加的边际纳税效应。所以，bh既包括了公平的考虑（因它含有βh），又包括了效率的考虑（因它表示对边际消费倾向高的商品多征税）。但若bh是给定的一个值，则前一项因子与后一项因子之间就会有此长彼消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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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bh这一新概念，又由于所以，公式（17.74）可以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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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17.77）说明，当政府对全体商品开征税之后，其对于商品k的消费行为的“沮丧指数”会由于bh值的上升而被相应抵消。这就是说，消费者对商品k的消费的税后下降会由于以下两个因素而受阻：第一，当βh较高的家庭（穷人）在k上消费较多时，政府对k的征税会较低；第二，当消费者对征税品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并且税后仍消费大量的k时，政府对k收较高的税。显然，前一项是公平的考虑，而后一项是效率的要求，两者都会降低征税的“沮丧指数”，但政府可以只采取其中一项，这就会发生效率与公平之间的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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