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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租金管制的无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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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这个小区里许多有影响力的人物决定站出来说话，不再满足于抱怨他们交的或其他人交的房租太高。对于他们的抗议，房东们充耳不闻。他们于是转而寻求市政府官员的帮助。他们坚称，人总得有个地方住，官员们也表示赞同，然后驳回了房东们的不同意见（房客的人数毕竟比房东多得多）。如果房东两年前对每月700美元的租金感到满意的话，现在拿800美元一个月也该满意了（他们倒也允许房东和通货膨胀跟高税赋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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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所有需求曲线都是向下倾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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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房东们的抗议没人理会了。（“你做了什么事，凭什么一个月800美元还不够？”）城市法实施租金管制，租金不得超过800美元一个月。房东和房客可以自行协商租金，低于或等于这个水平都行，但不能高过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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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租金管制无意中造成了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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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管制的初衷或目的是什么呢？为了让更多的人租得起房。但是看看事情的真相吧。供给量维持在750套，和以前一样，但是需求量增加到了1000套。需求量增加应该做何解释？当然是因为价格低！所以出现了250套的缺口（你明白这个数是怎么算出来的吗），这是租金管制的无意的结果。租房的人踏破了房东的门槛，争着要想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一纸租房协议。没有租金管制的时候，想租房的人凭租金竞争，而租金就会被推到市场出清价格，即每月1000美元。但现在这是违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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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房东将用非价格标准来选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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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稀缺的情况，现在比以前更严重。当法律或习惯把租金维持在低于供求相等的价格水平时，其他分配方式就会出现。房东就会按照年龄、性别、种族、生活习惯、家庭规模、证明信、是否养宠物、在这个小区居住的时间或是是否守规矩来区分求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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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一个房东是种族主义者。没有租金管制的时候，当然也就没有公寓短缺这回事，如果这个房东拒绝印第安人、中东人、乌克兰人或是亚洲人，那么他就是在拒绝1000美元的房租收入，公寓可能就会租不出去。但是在800美元的租金管制下，急着租房的人排成长队，一个种族主义者房东可以来一个拒一个，即便如此，他还能找到别人租，而且租金还是上限，800美元。房东按照自己的偏好来挑房客的成本大大降低了。我们预测，有偏见的房东会因为租金管制做出这种事，事实上，我们观察到的结果也的确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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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租金管制期间，能租到一间公寓的房客真是幸运得很，他们会尽可能长地保留住尽可能多的空间，在度假的时候也会尽力把房子转租给别人或是借给朋友住。同时，房东没有什么心思去维护公寓的质量，比如更换漏水的管子、修理漏风的窗户和出了毛病的空调，因为这些事对于房东来说是额外的成本。那么额外的收益是什么呢？如果没有租金管制，房客会威胁退租，这时房东就会想到要承担维修的费用，因为一旦退租，房东就会失去空房出租的租金收入。而如果存在租金管制，房东说话就很硬：“你不喜欢？走啊。要租这房子的人把我家的门都挤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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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无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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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此类的反应就会产生新的需求，比如行政复议委员会，或者进一步立法禁止某些房东的做法，而这些都会导致高昂的成本。长期的结果可能是房东最终会消失。因为现有的楼越来越旧，可能拆了做停车场，或者改建成办公楼，新的公寓又没有盖起来。如果事情真成了这样，总供给就减少了。这对短缺会有什么影响？（在图6-3上画一条新的垂直的供给曲线，比如说，可以帮你预测一下，500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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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704646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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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6.7 烈酒、烈性毒品：犯罪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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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游戏规则发生变化的时候，激励肯定也会变化。在某些完全禁酒的县，成年人生产、销售酒类是违法的，甚至喝酒都可能是违法的。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在禁酒的县里有人私自酿烈酒，然后私下卖掉？他们为什么不酿啤酒或葡萄酒？是因为一般的饮酒者都喜欢这样的烈酒而非啤酒之类的吗？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在20世纪“兴旺的20年代”，啤酒和葡萄酒的产量急剧下降，而同时杜松子酒和威士忌却能容易地买到？为什么那时候死于酒精中毒的人要比现在多得多？为什么那时在芝加哥的街上经常会发生私酒贩子火拼的事，而现在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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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这些问题不仅仅是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历史学家和研究刑事司法的学者们的事。虽然经济学家也能从他们那里受到一些教益，但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也贡献了它独特的视角。我们刚才提到激励和游戏规则，实际上已经提供了线索。记住这一点，还有我们关于供给和需求的概念，现在我们来解释这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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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这样的：20世纪20年代的禁酒令没有摧毁供求过程，而只是宣布其非法。人们在地下市场协调他们的活动。酒类的生产不是由众多独立、合法的商户承担，而是被几个势力很大的黑帮把持着，他们也控制着酒类的批发和零售。按照我们的供给和需求的概念理解，禁令主要影响的是含酒精饮料的供给价格弹性，酒的产出或者说供给量，不再像酒类市场繁荣公开的时候那样对微小的价格变化那么敏感。供给变得非常缺乏弹性，反映了非法制造和分销中存在着更高的风险。酒的需求曲线在禁令期间则保持了相对稳定，因为人们还是愿意偷偷地到一些无证售酒的小店里去喝一杯过过瘾。结果是价格的暴涨与可观的利润机会，使得有些人愿意铤而走险，违反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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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追逐各自的比较优势，所谓“优势”并不意味着某种评价，这只是一个分析而非描述性的术语，可以合理地解释事实。如果生产和销售都在地下进行，那些在犯罪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人就会脱颖而出，循规蹈矩的人就会在这个竞争过程中被淘汰。一个成功的私酒贩子必须知道怎样犯法，怎样笼络朋友，怎样用暴力去威胁对手或用贿赂去收买对手，知道谁能信任，谁不能信任。他不但要确定谁来记账、谁来管市场、谁来做交易，还要决定谁去威胁对手、谁负责打人、谁负责杀人，并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来选择同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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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这些，他当然还得知道该生产什么。啤酒还是威士忌？葡萄酒还是杜松子酒？生产肯定会向烈酒倾斜。拉一车啤酒和拉一车威士忌都有可能被抓，那么，在懂得优化的犯罪分子看来，肯定是生产和运输威士忌更合算，因为威士忌在黑市上的价格要高得多。按照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更危险、酒精度更高的酒在禁酒期间遍地都是，而浓度低的酒却很少见，这有什么奇怪呢？死于酒精中毒的人多得吓人，也就顺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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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禁酒的例子跟目前的反毒品战争比较一下，两者没有什么不同——稍等，后者其实更糟糕。没有人愿意把一卡车古柯叶偷运入境，运输粉状的可卡因效率更高。针对目前的反毒品战争（每年要消耗200亿美元），出现了纯度更高、更危险的毒品，即所谓强效可卡因。我们只能猜测未来会发生什么事。目前的禁毒法律没有摧毁毒品的供给，也没有消灭需求。和对其他真正有害的东西的禁令一样，其无意的结果往往是催生了更猛烈、利润更高的东西，以取代不太猛烈、利润不太高的东西。毒品现在已经变成4000亿美元的产业，这也造就了更大的呼声以投入更多的金钱，采取更多的行动来应对这场禁毒战争。禁酒之战虽然在数十年前就已经结束，但是禁毒之战还会继续升级——其间几乎没有人会愚蠢到宣称已经获得了胜利。毒品的问题反映的并非市场规律的失灵，相反即使在非法领域，市场机制仍然惊人的稳健；这其实是政府的失灵，是政府未能有效推行它的游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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