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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和网络通信技术的普及，大部分高校开始设置远程学习课程，到2004年左右，南非或许已是全世界远程教育最普及的国家，大概有50％的学生实现了远程学习。南非教育部因此让人开展了一项研究，关于远程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成本，希望借此改进经费使用方式和法规政策的制定。我参与了这项非常全面的研究。研究当中，我们不仅收集了南非的数据，也收集了其他国家的数据以作比较，这些国家包括孟加拉、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我的任务之一就是研究这些参照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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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出来后，我上面说的“悖论”就昭然纸上了。无论是南非还是其他国家的高校，如果使用现代网络教育手段开展高等教育，经费政策应该对远程学生和在校学生一视同仁才可以。这个结果让南非政府很吃惊，也不喜欢。因为当初政府希望通过研究证明，换用远程教育手段，上网储存、传递电子材料交付给大量学生，应该比纸张印刷和邮局投递便宜。他们本来希望借此进一步削减远程学生的经费补贴，削减到在校学生的三分之一。据我所知，这个悖论式的情形至今还未解决。将这份报告束之高阁，保持原来的经费政策，似乎在政治上更便利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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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现实情况也值得一提。其实，很多网络教育能节约成本的提法和其他形式的网络协作的说法来自企业。企业界和教育界的背景大为不同。企业培训和人力资源成本的统计数据显示，培训的间接成本远远超过直接成本，有时候甚至超出两三倍。这些间接成本包括去外地参加培训的差旅、食宿费用，还有员工培训期间的生产损失，这些成本比培训本身高很多。因此，在企业界，网络教育确实有削减成本和替代培训的作用。而在教育界，大家一般不希望裁减老师、关闭学校，或是将在校学生赶走。在这种情况下，网络教育反而有可能增加额外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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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桥：您认为网络教育的教学设计和传统类型的最大的不同之处在哪里？而且，现在有很多人在谈论移动学习，您觉得这类教育的设计又有什么不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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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米斯佐夫斯基：这要看是从教学设计的角度还是从媒体设计的角度来回答了。从教学设计的角度来看，这些类型的教学设计并没有本质差异。我的意思是说，教学设计者都必须以课程的目标、内容，学生和具体项目背景为依据，掌握一些关于学习理论的最前沿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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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媒体设计或者媒体研究的角度看，我的回答会有所不同。显然，如果专门设计一个在手机上使用的教学游戏，要求有趣、生动，有教学价值，那么这项设计的技术任务会完全不同于针对Web2.0式协作学习环境下的互动游戏设计。每次技术升级后，都会有一系列新设备应运而生，需要运用合适的（通常是新的）软件进行设置，然后才可以被有效利用。媒体设计者、网页设计者要学习使用每一代媒体设计工具，以便能够为新一代的设备开发出配套内容。随着项目的推移，他也会找出运用这些设备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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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个比方，媒体的设计者就好比创新者，总是建议如何在新的课程中使用新的技术工具，而教学设计者则“踩刹车”，好让整个程序按照经典的方式继续顺利推进。这里我们可以引用上面提过的《教学技术定义》一书开头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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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教育技术领域的研究项目深受学习、信息管理和其他相关领域重大理论的转变影响。例如，认知和建构学习理论，将教学的重点从教转为学。研究者越来越关注学习者的视角、偏好和学习过程中的自主性。这些理论转变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个学科的导向。过去教育技术是设计教学，是用不同方法传播的教学行为。如今教学设计关注的是创造学习环境，让学习者能够在电子绩效支持系统下开展探索，从而形成认知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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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教学设计也并非是一个一成不变的领域，事实上，它一直在发展，在变化。不过这种发展变化是对教学过程中某些理论性变化的回应，而不是随着新技术工具的变化而变化。这些工具可以用来达成教学任务，而不是相反。网络教育就是个例子。网络教育的产生应该是因为要解决一些教学问题，而不仅仅是在跟着技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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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移动学习的问题，从教育方面来看，我们关心的焦点是移动设备的小屏幕能否交付合适的教学内容。小屏幕对移动学习来说局限性很大。当然，我们这里只是抛开其他因素在说教学。事实上，有时候出于政治、管理或是其他高层系统的原因，这些技术和设备已经开始采用。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只好尽量利用已有的基础设施和资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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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桥：您曾经帮助众多国际组织和国家政府设计教学系统和教育项目，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过去十年当中，教育体系也在开展改革。您能否举出您职业生涯中的相似或相关案例，与中国读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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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米斯佐夫斯基：这次采访中，我一直在说各种教育设计、项目管理的案例。这些个案并非来自中国，可我相信，这些例子在中国或者其他地方也一样适用。至于有没有特别和中国有关的案例，我倒无法回答，因为毕竟没有亲身接触过中国教改的体验。可是我想，可能从人口、规模上看，巴西（虽然小一些）或许可以提供一个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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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的一个项目，是帮巴西把高等教育拓展到偏远的农村和小城镇地区。可能这个项目你会感兴趣。这个项目利用电视广播和互联网双重渠道，传播高速、宽带交付的高质量视频学习材料，这是课程材料的基本部分。另外，学生还可以利用现有公共基础设施，开展网络互动。每个希望参与项目的地方政府，都必须建设接收设备等基础设施，一般情况下是在教堂和学校。各地还有“班长”，在第一线帮助学生解决问题。如果遇到更大的问题，这些班长可以在线求助更加训练有素的辅导人员。另外，网络学习社区也得到很好的利用，学生可以在网络上展开互动，相互提供支持。这个项目现在看来成效不错，实施的第一年，全国范围内接受这种公共高等教育的人就增长了几倍。不过目前课程还限于几个学科，而且使项目受到制约的是，课程开发还需假以时日，资源也没有到位。对它的最终结果，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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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这个项目的一个创新，是将当地社区的积极性和资源调动起来，让大家一起参与这个远程教育系统的建设和运行。这种情况在巴西并不常见。过去，这个国家在公共卫生和教育领域总是等着中央政府把一切都做好，“端在盘子里送来”。我不知道同样的项目，在中国是否可行。我知道中国的广播电视大学规模很大，而且已经经营了很长一段时间。2006年在巴西举办的远程教育国际大会上，有些中国代表提交了论文，从中可见，中国也实施了一些基于互联网的大型项目。可是具体细节我并不清楚，不知道实施状况如何，在基层的接受程度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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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国家，虽然在同一个大陆，面积大小也类似，但是它们各自远程教育发展的历史并不相同，如果再和中国相比，想必又是一番天地。可是，在具体的技术（如远程教育技术）运用上，又会看到一些相似的趋势。虽然可能由于一些文化或政治差异，技术的具体传播方式还有些区别，但总体来说，我觉得各个国家之间可以相互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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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访谈里，我们没有时间具体分析这些不同之处，或许这些差异也不是特别和中国有关，可是，如果有这些分析，严格界定了研究范围和参照对象，我们就可以作出更有益的对比。比如，界定一些在中国背景下实施的项目，然后寻找其他国家的相关研究进行参照，寻求可行的解决方案。或许我们可以一起设计、实施这样的项目，我对此十分感兴趣，若有需要，我乐意效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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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不是力量（南桥谈教育之一） ｜无所不在的技术与学习｜——美国俄克拉荷马基督教大学的移动学习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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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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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福布斯》杂志报道，今年新学期伊始，俄克拉荷马基督教大学（Oklahoma Christian University）和艾别林基督教大学（Abilene Christian University）、福瑞达·哈德曼大学（Freed-Hardeman University）都慷慨地给新生发放了一批移动学习设备，包括苹果公司的iPhone（智能手机）、iPod Touch（可携式媒体播放器）、iMac（笔记本电脑）。由于这几所都是私立大学，也许可以说它们发放这些设备在一定程度上是争夺生源的需要。但与此同时，综合排名靠前，一向不愁招生的马里兰大学、杜克大学也在移动学习上进行了尝试。《福布斯》认为，移动设备的普及渐成趋势，既然阻挡不了新生代的学生使用这些设备，不如反堵为导，让学生将这些“口袋中的互联网”带到教室中来，为教学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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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由移动设备促成的学习被称为“移动学习”，英文为Mobile Learning，或简称M-learning。《英国教育技术期刊》（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曾刊发过一篇文章，简要回顾了“移动学习”不长的历史：“早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就开始设想学习者人手一个笔记本电脑的情景……或许比这更早——始于美国学校开始给学生购买电子计算器的时候。移动学习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968年艾伦·凯（Alan Kay）的《活书》（Dynabook）中，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爱帕·牛顿的《信息板》（MessagePad）一书中得到弘扬。‘信息板’成了后来移动学习的基础平台……”（Rushby，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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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学习的常见设备为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掌上电脑、个人数字助理（PDA）等。其趋势是更小（即整个设备越来越轻、越来越小）、更大（这里指的是在同等重量和大小的设备上，显示屏更大）、更广泛（即适应能力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Fischer & Konomi，2007）。如今学校的大部分学生至少拥有一种这样的产品，而教育者也越来越多地使用它们，将学习内容传播给学生。比如，在美国马歇尔大学（Marshall University）的医学院，老师把授课内容录音，发布在网络上，让学生下载到各自的iPod等设备上去听。这些设备往往是学生自发开始使用，学校在一段时间之后作出反应，帮助学生使用设备以分享教育资源。而《福布斯》提到的那几所学校，则更为主动，它们抢先一步给学生配备这些设备，为今后更为系统地利用这些移动设备开展教学活动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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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可以利用这些移动设备开展的活动包括：时间管理（如使用日历的活动管理功能）、学习内容的获取（比如通过iPod收听、收看多媒体课程内容）、沟通（比如和老师、同学之间的即时通信及电子邮件往来）、上网搜索教学内容等。但是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移动学习设备的功能也不止学习，学生可使用这些设备管理自己的个人生活。例如，在俄克拉荷马基督教大学，学生可以通过他们的iPod或者iPhone，查阅Google地图，找附近餐馆，或是了解食堂当日的菜谱等，当然更多的是收听各自喜欢的音乐。通常情况下，学生是被这些便利所吸引，喜欢上它们，继而习惯借此接收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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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学习之所以变得热门，也和人们教育理念的转变有关。在这个时代，单向的教学灌输已不再是唯一的教学方式，基于建构主义的、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日渐深入人心。建构主义者肯定学生的自主、自发学习能力，在此过程中，教师充当督导者（facilitator）、脚手架（scaffold）的作用。移动学习设备能够让教育者将教学资源以更便捷的方式“推”给学生。这是一种新型的思想解放。主动引导学生的移动学习，而不是对其进行封堵，说明教育者不管是姿态上还是实质上，都将学习真正地交到学生“手中”。目前的教育，也在面临从“大众式教学”到“个人学习”的转变，从强调灌输到强调自主学习和批判式思维的转变（Fang，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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