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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治教育学院的入学条件是希特勒青年团团员，体格健壮，体育成绩优秀，纯雅利安血统，并由党的地区领导推荐。学生的家长也必须经过面谈，确保政治可靠。在军事化的生活环境中，学生的知识成绩，连党卫军领导人海斯麦尔（August Heissmeyer）也承认，“是低于，而不是超过德国一般中学”。这些学生连课本都不用，只是阅读由教师联盟出版的纳粹月刊杂志《帮助》（Hilf Mit）。学校教育特别强调的是学生的体能训练，每次战斗演习都持续两天，在直径140公里的范围内进行。为了提高学生的战斗能力，训练包括学生与狂怒的艾欧沙亚犬（Alsatian，德国牧羊犬）搏斗的内容，是一种斯巴达式的训练。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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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道夫·希特勒学校”比国家政治教育学院更特殊，国家政治教育学院虽然由党卫队主管，但学校毕竟还是隶属于教育部，希特勒学校则完全自成体系。这种学校于1937年由劳工协会和希特勒青年团建立，学制为六年制，每个行政区建一所，各招收600名12岁至18岁的男孩，入学的学生被认为是杰出的年轻人。报考的学生不像国家政治教育学院那样由父母报名，而是由学校推荐并代为报名，家长只有表示同意的权利。这种挑选学生的机制切断了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最后联系，变得更加与斯巴达教育相似。而且，它也更符合纳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因为学生必须经历持续的适者生存挑选才能得到入学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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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学生在加入少年队后第二年就开始初选，经过初选，再经过血统审查，然后送到青年营地两个星期，接受终选，挑选的一个主要标准是身体长相，因为他们将是德国未来的领导人。希特勒学校对一般学校的分数制考试、操守记录、升留级制度，甚至成绩报告单都不予采用，称呼老师用平等的“Du”（你），而不是敬语的“Sie”（先生）。这些都是为了提升学生的自尊心和优越感。学生编成军队式的“班”，班长是从优秀的高班生中选出来担任的，他们必须英武挺拔，有极好的整洁和卫生习惯。学生的考核以班为单位进行，是集体成绩。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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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课程开始是每天5节体育课、1.5节文化课，这还包括每天的报纸学习。1939年，海斯麦尔批评学校文化课程度太差之后，改为每周22节文化课、15节体育课。到1941年，虽然有一半的学生不能通过大学普通入学考试，但学校有权给年满18岁的毕业生颁发文凭，让他们直接进入大学。大学并非希特勒学校毕业生的最佳出路，最优等的学生进入“骑士团城堡学校”深造，成为未来的领袖人物。骑士团城堡学校有四处，分别是Sonthofen、Crossinsee、Vogelsang和Marienburg，全都设在非常偏远、风景浪漫的地方。每个城堡学校有1000名学生，称“骑士”（容克，Junkers），有500名教师、行政人员和仆役（他们身穿制服为骑士服务）。课程中的主课是骑术，骑术有特殊教育作用，用这些学校的总领导、纳粹全国劳工组织领袖罗伯特·莱伊的话来说，“是因为骑术可以让骑士有一种完全驾驭其他生命动物的感受”。骑士团城堡学校的学生都已经20多岁，他们从12岁至18岁在希特勒学校学习，又经过两年半的劳动和在国防军里的锻炼，再经过四年的专门训练后，已经成为全职的党国军官。他们的普遍学业水平都不高。据估计，Vogelsang学校的学生参加大学入学考的只有大约1/10，而能够大学毕业的只有1%，有一次学校举行英德关系讲座，听不懂的学生竟然高达90%。57和古代斯巴达的战士教育一样，纳粹所进行的也是一种塑造战争机器的教育，这种教育把战争当作人类最高的成就表现。但是与斯巴达教育不同的是，这是一种现代的党化教育，它所培养的战士，他们的忠诚对象不仅是国家，而且是党的国家，他们必须自觉地信奉纳粹的党国意识形态，崇拜它的领袖，并心甘情愿为之献出自己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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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德国实行的是一种彻底的以国家主义为旗号的党化教育，这种教育从儿童开始，在课程、教学、教材、师生关系的每一个环节上都贯彻纳粹的极权统治原则。这种教育并不是局限在学校和课堂里，而是扩大到整个社会，尤其是青年，形成一种党国教育特有的“青年运动”，为儿童和少年提供了羡慕、崇拜、模仿的榜样，这就像“文革”时的儿童和红小兵一样。这种羡慕、崇拜和模仿是机械而且盲目的，而青年运动本身则也是激情冲动和缺乏理性的。许多青年人本来就缺乏理智，思想不成熟，并且有青春期的心理和性格弱点，青年人的这些特点未必一定是党化教育的结果，但却使得他们很容易被利用，成为听凭极权统治操纵的工具和武器。纳粹上台的时候所利用的正是那些虽非由他们直接培养，但却很容易被他们利用和操纵的“热血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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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二三十年代投身到纳粹运动中去的德国青年，他们受纳粹的“教育”是在超出学校范围的社会运动和动员中发生的。就学校教育而言，纳粹的教育一共只实行了十二年，从一个儿童6岁进学校算起，也不过维持到他18岁的时候，无论纳粹将它的党国教育设计和执行得如何彻底，毕竟时间不算太长。然而，就是这12年的教育也已经足以培养出千千万万完全不能思考、毫无道德判断，但却在极权政体中具有高度作恶能力的一代“新人”。如果纳粹的统治不止12年，如果这种教育延续几十年，它的恶果会更加严重到什么程度，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无法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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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一名年轻的德国上尉因为犯下屠杀无辜的罪行，在法庭上受审，他说：“1943年8月初，我收到了80个囚犯，要我用希尔特给我的毒气把她们杀死……在几个党卫队人员的协助下，我把那些女人的衣服剥光，并把她们推进毒气室。门一关上，她们就开始尖声号叫起来。我通过一条管子把一定数量的毒气送入室中……从一个窥视孔看室内发生的情况。这些女人只呼吸了大约半分钟便栽倒在地上。我开了通风机以后，把门打开。我发现那些女人都已死在地上，浑身都是粪便。”当检察官问他当时的感觉时，他的回答是：“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毫无感觉，因为我是奉命用我已告诉过你的办法杀死这80个人的。而且，我正是按照这种方式训练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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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德国上尉接受反人道罪行审判的事，是一位曾经在“文革”时当过“红卫兵”的中国人在反思自己的过去时叙述的。这位中国人想知道，纳粹德国的那一代年轻人是怎么被教育出来的，就像他想知道自己这一代人是怎么被教育出来的一样。他说：“作为这一代中的一员，我不喜欢听受害者对当时青少年们的‘革命行动’一味地控诉，不喜欢听诸如‘红卫英雄’之类的鄙称，我总是下意识地维护着少年时代的‘圣洁的情感’。但有一次，当我又读到一位老人在回忆录中作这种控诉的时候，有一声长叹却触动了我——‘这些坏人是怎么教育出来的啊’。我蓦地想起那些眼熟的军用皮带，那些涂在老师脸上的墨汁，还有，一个出身很好的中学生，把同学绑在木桩上做稻草人，用军体课上学来的很标准的甚至很优秀的刺杀动作，向同学前胸不断突刺……快三十年了，我几乎不再想起这些，这无疑是一种回避。而在读到别人的历史和别人对自身的剖析之后，我想我们有必要明白我们这块土地曾发生的事情，我们有必要回答那个总是被回避着的问题——这些坏人究竟是怎么教育出来的？”58这些坏人究竟是怎么教育出来的？——这正是我们在回顾德国纳粹教育的时候也不能不对自己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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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 第十三章 德国纳粹的宣传和国民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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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家亨利·斯蒂尔·康马杰（H. S. Commager）说：“民主政体培养人们持久而积极的公民意识，其他政体则在训练消极服从。……成功的民主，它的必要条件是全体公民对一切可能出现的问题都自己思考；而成功的极权主义则要求人们服从替代他们思考的人。”他还说：“如果我们以安全和忠诚的名义放弃自由，那么最后就会连安全一起放弃。”1德国纳粹实现了20世纪最为成功的极权宣传，它训练了无数甘愿以安全和忠诚的名义放弃自由，并接受消极服从训练的德国“新人”。它实行的是非常成功的极权主义，而这个政权的领袖和党魁更是确实非常成功地成为代替德国人思考的人。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个的呢？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汉娜·阿伦特从极权主义原型的特点中概括出它成功统治的三大要素，它们分别是暴力和恐惧的统治，迫使人民成为相互隔绝的、无助无援的散沙个体，以及充分运用“组织”和“宣传”的力量。阿伦特亲身经历过她所思考的极权主义中最为成功的一种，那就是德国纳粹的极权。她对极权主义三要素的总结便是从她的直接经验中观察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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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极权统治的三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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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主义统治的首要支柱是恐怖和暴力，而集中营则是极权国家这部恐怖大机器的样板机构，其样板作用是在于最大程度上显示了极权主义的暴力。极权主义的暴力统治不是要从肉体上消灭所有的人，而是以下列的“三步程序”消灭真正意义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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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是“杀法权之人”，即剥夺人的基本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摧毁人的权利，杀死他这个法权之人，这是全面宰制一个人的前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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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是“杀道德之人”，使被杀者“在历史上头一次成不了烈士”。在政治高压下人似乎可以用“良心来作抵抗，良心仍然可以让人宁愿被人害死，也不愿因害人而活”。但这种良心的抵抗在极端严酷的极权统治下也会被摧毁。良心是一种纯个人的逃脱，“当极权恐怖取得最可怕的成功时，它能顺利堵死道德之人的个人逃脱之路，让良心决定变得极端可疑，模棱两可。当一个人的选择是要么出卖并因此杀害朋友，要么让妻儿送死的时候，当一个人的自杀会立即给家庭带来死亡的时候，他怎么作良心决定呢？他这时候已经不是在善和恶之间作选择，而是在谋杀和谋杀之间作选择”。3在极权主义的统治下难有道德清白之人，被害者往往在某种程度上参与过对他人的加害，因此没有一个人的遭遇能具有烈士本应有的那种道德控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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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更可怕，它杀绝人的个性思想和创造性，最终把人变得像行尸走肉。极权主义统治下的人无论受什么残害和凌辱都不反抗，“摧毁人的个性就是摧毁人的自发性，摧毁人靠自己重新开始的能力”。4一位经历过纳粹统治的德国牧师这样描绘极权对个人的“改造”：“他一步一步地被推着，越走越远，终于越过了底线。在不知不觉之中，他的脊梁一毫米一毫米地弯下去，弯下去。”5曾经在1954-1958年担任过东德文化部长的贝克尔（Johannes R. Becher，1891-1958）写过一首诗，直到东德共产党倒台后的2000年，也就是在他去世42年后，才有机会发表，这首诗的题目是“烫伤的孩子”，描述了极权统治下的人性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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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断过脊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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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着叫他站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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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站不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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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折断脊梁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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