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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常青藤视大学为一个自治的学术共同体，每个学院只有数百人，师生就能基本做到互相认识、叫得出名字，有利于保障其教育是面对面对话式的、互动式的，而不是满堂灌式的。学院在上课时有大量的讨论班，学生不仅要听讲，还要不停地提问、质疑、辩论。下课回到宿舍，走进饭厅，到处都能碰到熟悉的师友，大家又坐而论道。学习就这样在随时随地地进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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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寄宿学院经过数年训练之后，学生们的分析能力和创造性都得到了大幅提升，这样的素质正是信息社会和未来的智能社会所需要的。因此常青藤教育模式是具有普世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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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强调对话性和互动性的常青藤教育理念，和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有着深刻的冲突。春秋战国之后，儒家的教育逐渐丧失了对话传统，背诵成为主流，这在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中达到了顶峰。就连以提倡“亚洲价值”著称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也曾警告儒家式的死记硬背教育太缺乏创造性，无法应付未来世界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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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中国的应试教育延续了明清以来的传统，讲究满堂灌、死记硬背，上课很少给学生留出提问和讨论的时间。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不能适应未来社会的。我们通过一个小例子就能得出这一结论：每年都有许多国内大学的优秀学生被招进常青藤，其中有许多人无法适应那里的学术要求，甚至惨遭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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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教育改革的一个重点方向是开展小班式讨论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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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美国哈佛、耶鲁两所大学开设的全部课程中，75%的课程都采用20人以下规模的小班教学课程。常青藤大学上课都特别重视小型讨论班，即使上大课，也往往在正式授课之外把大班拆成几个小组上讨论课，由教授或者研究生主持。其目的是发展学生提出问题、进行置疑、辩论、说服、论证等能力。规模上百人的大课教学，很难实现有效的互动，即便老师讲得再精彩，满堂灌的效果也比不上对话式的讨论班。现在我们在网易公开课上也能看到耶鲁、哈佛的精彩授课，但这和接受常青藤教育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我们没有经历那些精彩的对话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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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常青藤大学注重小型讨论班的传统，很可能是源于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这两所大学至今还保留着师生一对一辅导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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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的“导师制”要求学生每周与导师见一次面，将自己一周内研究和撰写的论文向导师宣读，导师与学生之间进行面对面的个别辅导，这有利于老师因材施教，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大胆创新，鼓励、督促学生不断进取。在剑桥大学，负责本科生学习的老师都是专家教授级的人物，他们会每周安排两次单独辅导，这种学习方式使老师对学生的学习状况了如指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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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高校中，北京大学已经在本科生中开展“小班课教学”试点工作，学校原则上要求选择低年级专业必修基础课程，开展大班授课、小班研讨和一对一答疑相结合的教学模式。2012年秋季学期至2014年秋季学期，全校共有16个院系开设38门“小班课教学”课程，参与教师350余人，听课学生10000余人次，平均而言基本达到使北大每位本科生在校期间参加1～2门“小班课教学”课程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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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班课教学”在教学模式上强调师生互动，共同学习知识；在教学内容上紧跟学术前沿，增加课程的挑战性；加重平时学习成绩的权重；教师有固定坐班答疑时间。开展“小班课教学”对师资力量的要求非常高，没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和教学修养，驾驭总是处在交流互动中的课堂是非常困难的。北大为“小班课教学”上阵的多为院士、千人计划学者、教学名师、长江学者、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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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无机化学“小班课教学”由高松院士主持、严纯华院士授课，十多位优秀教师共同参与教学。裴坚教授说：“从中国的高考走过来的学生，步入大学后还是难以改变高中固有的思维模式，不敢怀疑，不会提问。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小班课教学’的方式，让学生突破固有的思维局限，在未知的知识和实践领域提出问题，并学会对已有信息进行分析和关联，形成自己独立的看法和观点，使学生在四年的学习中从一名知识的接收者真正蜕变成为未来知识的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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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小班课教学”后的效果如何？学生们普遍感觉收获颇丰，在学习知识、学会分享、发现问题、归纳总结、组织材料和语言表达能力等方面得到了全面的训练，而且还提升了学习和研究的兴趣，拓宽了思路，激发了钻研和创新的热情。因此“课虽虐，但学生却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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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量子力学“小班课教学”注重研讨课，学生们在课堂上积极讨论，主动参与意识增强。有一次，刘玉鑫教授在推导公式时，写到一半推不下去了，有同学就自告奋勇，主动上前尝试，结果正确完成推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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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教学的非标准化，面向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改革还包括考试的非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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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近几年除了实施有利于师生互动、人人参与讨论的小班化教学（每个班11～25人），另一大措施是改革评价标准，探索打破“标准答案、60分及格”的传统考试模式。从过去简单评价学生能背多少、记多少知识，转变为主要评价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考察其独立思考了多少、领会了多少，能不能在团队协作中成长，从而破除“高分低能”的积弊。改革后，过去靠死记硬背成绩好的学生，就可能考不好，学生要想获得好成绩，就必须自发、自主学习，主动熬夜查资料，主动独立思考问题，独立认真完成每次作业或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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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标准化到非标准化，中国教育界已有先行者。衷心希望这个意义重大的改革尽快普及到更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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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领6：从好成绩到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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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大师马克斯维尔花了多年时间，寻找这样一个问题的答案：成功人士都有的一个共同点是什么？他最后得出的答案是：卓越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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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快与慢》的作者丹尼尔·卡尼曼认为，我们的大脑有两种思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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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是快思考系统，指潜意识层面的直觉判断系统，主要基于我们以往的生活经验和情感来对事情做出认知和判断。比如我们刷牙洗脸、使用家电、走路骑车、打招呼、打字等很多事情都是可以靠直觉判断来快速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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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小时候学过欧阳修的寓言故事《卖油翁》，记得那一句“无他，但手熟尔”。农业社会高度依赖经验，推崇的是熟能生巧，也就是培养出可靠的直觉判断。但互联网时代的社会变化越来越快，过往实践形成的直觉判断很容易在新形势下过时，创业者如果过于习惯快思考，就很容易做出一系列误判，给企业造成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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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觉判断案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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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欧美金融危机来袭，很多老板看到形势急剧恶化，“果断”决定大规模裁员，但他们没考虑到中国可用的政策工具很多，政府迅速启动了大规模投资，2009年很多企业因工人不足无法扩大生产，或因新招的工人技术不熟练而导致次品率上升。由于4万亿投资，中国在2009年和2010年经济增长势头很好，很多老板“果断”拍板大力扩大产能，他们没有考虑到一旦数万亿投资的刺激效应消失后，自己将要吞下产能过剩、库存过高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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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觉判断案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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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互联网公司近几年这么生猛，不少创业者也冲进去做互联网平台。他们没有考虑打造互联网平台是个“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残酷游戏，如果没有风险投资一轮又一轮的跟进，很容易死在半道上，做一个好产品比做一个好平台更适合大多数创业者；而且互联网公司高度依赖顶尖人才，小米联合创始人黎万强的说法是“一个靠谱的工程师顶100个”，顶级人才又是高度集中在北京、深圳、杭州、上海等少数城市的，在大部分城市创办互联网平台会面临找不到顶尖人才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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