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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是各种创造性工作里的一股强大力量，不只对音乐家、诗人、舞蹈家和设计师成立，而且对科学家和数学家也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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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的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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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和19世纪，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对理智和情感做出了明确的划分：理性主义者排斥感觉；浪漫主义者则只信任感觉。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得出了同样的认识：理智和感觉来自体验的两个领域，应当旗帜鲜明地独立于彼此。这种分裂的恶果一直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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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主义哲学家的目的是通过怀疑推理这一不屈不挠的过程，打破迷信和常识造成的错觉。自然科学（包括物理学和生物学）把感觉、直觉、价值观和信仰等东西看成是让人分心的危险因素，是散漫思维里充斥的黑暗泡沫。所以，启蒙运动的领军人物休谟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我们把神性或玄学的论述拿在手里，那么我们需要来问问看，它里面是否包含了有关数量或数字的任何抽象推理？没有。那么，它是否包含了有关事实或存在的任何实验推理？没有。那就把它烧了吧，因为它除了诡辩和幻想，再无其他。”这意味着，生物科学不应对生命的起源和功能做玄学式的假设。所有这些都要求人类从纯粹的事实角度来解释。科学不应当首先假定，有一种逻辑和证据之外的力量会为地球上的生命负责，也不应当对此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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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科学领域也有类似排斥宗教思想和一切超验形式的态度。心理学先驱，包括伊万·巴甫洛夫、沃森（J.B. Watson）和斯金纳（B.F. Skinner）曾研究过人类的各种行为，并排除了各种无形的精神或灵魂设想。他们使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完全从社会环境、对体验的习得反应、满足实际生存需求等角度来考察人类行为。行为主义是在20世纪20年代由斯金纳提出的理论，他指出：人可以根据条件养成特定的行为模式。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我们的大部分行为都可以被预测，都会受条件限制。巴甫洛夫在狗身上做的实验就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每当要给实验室里的狗喂食时，巴甫洛夫就会摇铃铛。最终，狗一听到铃铛声就会分泌唾液。巴甫洛夫认为人类也具有类似的条件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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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提出了一种假设：思维是一种个体与外部世界连接的精神结构。他还对“本我”、“自我”和“超我”做了区分：“本我”是人类行为的原动力，按快乐原则运作；“自我”是有意识的思维，按现实原则运作，它能管理我们的想法、执行机能和与世界的关系；“超我”是道德价值观的根源，是灵性和良心的高尚目标感。在弗洛伊德看来，“自我”始终处在紧张状态，因为它一直在努力对“本我”的原始冲动和“超我”的道德倾向进行管理，处理两者对外部世界相互竞争的需求。保持理性思维，关键在于控制这些不同心理动力之间的复杂关系。因此，从许多方面来看，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所提出的是：情绪是性格实现平衡的潜在干扰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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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设想在人文科学和流行文化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到20世纪中叶，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治疗师抛弃了这种机械式的对待人类行为的方法。1960年，杰罗姆·布鲁纳和弗兰克·米勒在哈佛大学成立了认知研究中心，企图跳出行为主义范式的牢笼，探索思维和意识的内在本质。杰出的发展心理学家让·皮亚杰一直以来就主张以定性的方法来理解儿童及成年人了解和感知世界的方式。他和布鲁纳两人的研究对教育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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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心理学家和治疗师也反对理性主义和行为主义传统上对感受和情绪持有的完全负面的观念，即莱恩所谓的“负面情绪心理”（negative psychology of affect）。包括莱恩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理性主义心理学模型是一个更大问题的表征：“我们的文明不仅会压抑本能、性欲，还会压抑一切超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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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与理性主义截然不同的人类福祉和情绪健康理论开始出现。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维克托·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卡尔·荣格、亚伯拉罕·马斯洛、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和许多其他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提出了更为和谐的情感、精神、思维和身体概念。而有些人，如艾伦·沃茨（Alan Watts）和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则从古老的东方教诲中获得了灵感。这是因为，东方世界从一开始就并未对思维、身体和灵魂进行严格的区分，未在其中设立牢不可破的藩篱。20世纪60年代，一场错综复杂的反理性主义文化运动加快了步伐，这场运动体现在许多深远的变化之中，文化历史学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当时称之为“情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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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成长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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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成长运动始于20世纪40年代，并于20世纪60年代先后在美国和欧洲蓬勃发展。“个人成长”指的是探讨人与人的关系、提高人们对自我和彼此认知的交友活动。各类交友小组、训练小组会鼓励成员们通过他人的眼睛看待世界，重新认识自我。这些交友活动往往会采用角色扮演、艺术和其他“创意”形式，借鉴荣格和罗杰斯等人提出的各种精神分析理论，并大多结合了来自东方的冥想、瑜伽等身体放松方式。个人成长运动的原则和实践经过多年来的不断发展，现在已成为世界各地的教练、辅导和出版项目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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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成长的两大试金石是个性和真实。一个渴望成长的人，“或许会认为自己在情绪、身体或感官上比想象中更缺乏自主性。他可能会觉得很孤独，很难诚实地与他人沟通。敏感性训练和团体交友的价值正在于诚实和展现真我。”尽管团体交友脱离了个性和行为的学术研究，却吸引了大批付费寻求真实关系的人。个人成长运动还受到了一股渴求狂潮的推动：许多人都想与自己天生的优势和创造力建立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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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 of Our Mi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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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成长的两大试金石是个性和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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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卡尔·罗杰斯的说法，有组织的宗教信仰的衰落以及寻找存在的意义的替代源头的需求，刺激了个人成长的蓬勃发展。维克托·弗兰克尔认为，很多人都深受他所谓的“存在真空”（existential vacuum）的痛苦所折磨，他们认为让生命具有价值的终极存在意义已经失去了。弗兰克尔说：“随之而来的空虚和空洞状态，是当前精神治疗领域的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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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荣格对罗杰斯和弗兰克尔的观点表示认同。在荣格作为心理医生的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为“来自所有文明国家”的人提供过咨询。在所有处于人生后半段的患者中，“也就是说那些超过35岁的，没有哪一个人的问题，归根结底不是由寻找宗教式人生观所引起的。可以肯定地说，他们之所以会生病，都是因为丧失了各个时代的宗教带给信徒们的那种东西，除非他们能够重新恢复宗教观，否则没有一个人能真正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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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整体疗法的治疗师们全都主张采用系统分析，关注一个人在世界上的整体存在，包括个人感受的真实表达，这里隐含的伦理观是：活在当下。与这种伦理观相呼应的存在观也非常明确，但这一后来被称为“反主流文化”的思潮，并不是彻底的存在主义，而是更多地根植于对形而上学的兴趣。这些个人成长运动的核心是，对唯物主义价值观进行反思，通过替代宗教寻找超验的感觉。由于传统的宗教结构遭到了侵蚀，神秘主义信仰、原教旨主义宗教和各种邪教开始扩散和繁殖。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所谓的准科学（para-sciences）、超感知觉和超常规意识状态产生了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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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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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反主流文化运动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心理健康领域的主流文化仍专注于对情绪困扰进行补救的治疗上，这对制药行业来说可是个不容置疑的利好消息。过去100年的绝大多数时间里，精神健康护理的整栋复杂大厦，都建立在情绪困扰的概念之上。帮助人们应对自己的情绪，如今已经成了全球性行业。一波又一波的患者饱受情绪困扰，他们大多存在自我形象问题、人际关系问题，以及从短期沮丧到全面失控等大小不一的创伤问题，为心理咨询师、治疗师、心理学家和精神科医生提供了源源不绝的生计。这些问题并不仅限于临床困扰，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的身体与感觉脱节了。咨询公司和出版机构对高素质专业人才的需求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并致力于提高他们的沟通技巧，恢复人们的自信，以帮助他们与他人建立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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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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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场名为“积极心理学”(13)的运动开始兴起，主要是对幸福进行研究。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丹尼尔·戈尔曼（Daniel Goleman）所说的情商的重要性。情商包括了一系列的个人和人际特质：理解并表达个人感受的能力；与他人相处，清晰沟通、对倾听者怀有同理心的能力；积极并敏感地反馈新局面的能力。现在，人们认为这些所谓的“软技能”是在家庭和职场中建立富有成效的关系的关键因素，也是新兴领导风格中的重要元素。情商较高的人，进入组织最高层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他们可以领导组织迎接不确定的未来。这样的创造力领导者，更可能会训练、辅导（而不是指示）自己的员工，鼓励他们培养起独特的技巧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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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领导者常说，现如今进入职场的人，似乎比前几代人的能力更弱了。“情感的边缘化”说不定会比从前更加明显。戈尔曼对学生和教师进行的调查揭示了“一股世界范围内的新趋势，这一代人比上一代更加容易受到情绪困扰：他们更孤独，更压抑，更愤怒，更任性，更紧张，更容易担忧，更冲动和更具侵略性”。而且他认为，世界各地的人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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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有很多。尤其在发达经济体中，核心家庭正在迅速消失：结婚的人越来越少，而且就算是结了婚，离婚率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成年人工作的时间变得更长，照料孩子的时间却变得更短。不管家庭环境如何，很多年轻人都花费了大量时间泡在形形色色的网络海洋中，而不是和孩子们在现实空间中一起玩耍。按戈尔曼的说法是，因为父母们担心坏人，所以除非有成人陪同，孩子们一般不准出门去玩，这样就错过了“过去在住宅区里司空见惯的游戏，这些游戏可以帮助孩子们培养各类生活技能，比如控制愤怒和解决争议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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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一卷旧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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