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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就是学校期待学生们学习的内容，即知识、观点、技巧和价值观。人们一般将之分为正式课程（所有学生都要修读）和非正式课程（选修内容，包括课外活动等）。这里，我指的是整个课程，也就是学校提供的所有学习机会，无论正式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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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的首要目的是组织知识，以便进行传授。但也有很多知识是学校不会传授的。比如大部分学校不传授巫术。教育的功能之一就是，对某些类型的知识与经验盖上认可的戳记，同时暗示另一些知识与经验不值得一学。正如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说，教育划分了“正统与异端文化”各自的势力范围。课程还有另一种功能：管理。学校需要通过课程来进行自我管理，以确定该聘请多少位教师，需要多少资源，如何安排每一天，把什么人在什么时间放在哪个岗位上待多久。均衡的课程应当为识字、算术、科学、人文、艺术和体育赋予同等重要的地位及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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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字和算术的要求标准很高，因为它们是基础的基础，也是学习其他学科的大门。语文和数学比基本的识字和算术包含的内容更多。语言学习的内容应包括文学，以及口语和听力技能。一旦掌握了基础，数学也可以把人引入宽广的抽象领域，以及科学与技术的概念性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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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教育鼓励学生理解证据，掌握客观分析技能；接触当前对自然世界过程及其控制规律的科学认识；通过校验或质疑现有的知识，提供实践和理论探究的机会。科学教育还促进了科学素养的高水准：让学生们理解塑造现代世界的科学概念及成就，还有它们的重大意义和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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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科学注重的是理解人类文化，它包括历史、语言研究、宗教教育、地理与社会研究等方面。人文教育会拓宽和深化学生们对周围世界的理解：世界是多样性、复杂性和传统性的结合体。它的目标是扩大我们与其他人（包括处于过去时代和文化环境中的人）所共有的知识，培养我们对自身时代及文化的关键意识。人文教育包括了对这些学科的研究，也包括了让学生们自己在人类文化中进行探究的方法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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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关注的是对人类体验特质的理解和表达。通过音乐、舞蹈、视觉艺术和戏剧等，我们为构成自己及他人生活体验的感受和知觉赋予了形式。学习艺术、了解艺术是智力发展的必要环节。艺术展示了智力的多样性，为促进智力发展提供了实用方法。艺术还提供了形式化再现个人感受和情绪、再现它们与我们对世界思考的联系等最自然的过程；它们最为生动地表现了人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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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育直接关乎学生的身体健康。我们都是具有物质形态的存在，我们的精神、情感和肢体运动过程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体育可以让人快速进入全神贯注的状态，在精神上保持机警灵活，从而增强创造力。在许多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惯例中，体育与运动密不可分，通过运动本身，也通过集体活动和由此带来的归属意识，我们就能唤起强烈的感受和价值观。它们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的机会，培养个人和团队技能，并让我们在受控环境下分享成功与失败。在均衡的创造性和文化教育方法当中，体育教育通过上述途径与其他课程有着同等根本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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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课程都应该是均衡的，因为它们每一项都反映了文化知识和体验的重要领域。每一项针对的都是智力、创造力发展的不同模式，每一个人的强项都有可能落在一个或多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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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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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是对学生进步及其程度做出判断的过程。评估有几种作用。首先是诊断。教师可以让学生完成各种考试和作业，以便了解学生在各个领域中的发展程度和水平。其次是进展，目的是收集学生进步的证据，为接下来要采用的教学方法和注意事项提供信息。最后的作用是总结，即对学习项目结束时的整体成绩做出判断。评估可以采取多种形式：课堂上的非正式判断、正式作业和公开考试等。它们可以借鉴多种证据形式：学生的课堂参与度、课业表现、发表在书面上和其他媒体上的文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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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性和进展性评估都在教学评估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可以鼓励很多方面的教与学；改善教学成果的质量；使事实性知识和开放式学习风格（两者对创造性教育来说都是必要的）之间达成健康的平衡。创造性教育的问题不是它不需要评估，而是其评估性质与传统教育的评估性质有着根本上的不同。这里存在3个相关问题：日益强调考试形式的总结式评估；与此相关地，强调“名次表”形式的可测量结果；国家性评估给教师和学校带来了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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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评估体系往往会强调总结性评估，常用总结性评估来判断学校与其他学校的优缺点。这些评估的结果关系到学校的公众地位、获得资金，甚至生死存亡。一般来说，国家级评估强调“可衡量的结果”，重点放在检验学生对事实性知识的记忆上，放在可以进行比较式测量的技能上。国家级评估一般很少会考虑实验、独创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可见，教学的重点很窄，而学生的学习和成绩亦然。毫无疑问，在此环境下，课程的某些领域（尤其是艺术和人文）、教学的某些形式（包括质疑、探究和辩论）和具体科目的某些方面，均受到了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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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由两部分组成：描述与比较。如果你说某人能在4分钟内跑1.5公里，或者某人能说法语，那这就是对某人能做些什么的中性描述。如果你说“她是全区最优秀的运动员”，或者“他的法语说得就像法国人一样地道”，那这就是评估了。两者的区别在于：评估会比较不同人之间的成绩，并根据特定的标准打分。而分数性质的评估系统存在着一个问题：它们大多轻于描述，重于比较。有时候，学生拿到分数，却不明白这分数意味着什么；也有时候，老师打分，却不完全肯定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有一回，我曾跟一个刚完成了三年期舞蹈课程的高中生聊了会儿。我问她完成课程时获得了什么，她回答说：“我拿了个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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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字母或数字是无法传达评估有意总结的整个复杂过程的，因为一些结果根本无法用这种方式充分地表达出来。教育学家埃利奥特·埃斯纳曾说过：“并非所有重要的事情都可以衡量，也并非被衡量的所有事情都很重要。”提高评估价值的方法之一是，将描述与比较分割开来。由各种类型的侧面评价、学生自己和他人所举的例子及反思性意见等组成的综合性资料，已经能为学生的实际学业做出详细的描述。提供清晰而详细的标准，也是提高评估透明度的一种办法。比如，同侪团队评估就是让学生们为彼此的学业，用评估所用的标准进行判断。这些方法对创造性工作的进展和总结性评估尤其具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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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创造性发展比检验事实性知识更加复杂、更加微妙。创造性的工作必须是独创的、有价值的。但独创性在类型上和程度上也有区别。判断价值取决于对相关标准的明确认识。教师们往往并不清楚什么样的标准适用于学生的创造性工作，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判断缺乏信心。一如我曾在前文中指出的，创造过程往往要经历多个阶段：它可能包括了错误的开始、尝试和犯错，以及一系列连续渐进，才能最终获得成果。创造性工作的教育价值不光蕴含在最终产品的创造当中，也蕴含在概念性发展的过程当中。评估必须考虑到这一点，教师们也大多需要有人建议他们该怎么做。迟钝的评估有可能会削弱学生们的创造力，变相鼓励他们选择保险的选项，避免尝试，这样一来，他们就没有机会学习该怎样找出失误、纠正失误了。此外，比较本身也是个问题。那么，应该怎样比较不同学校或地区之间人们的创造性工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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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创造性发展的难题是可以被克服的，因为在这方面有大量的研究、经验和证据可供借鉴。问题是，许多教育系统并不认为应对这些议题是首要任务。由此而来的净效应就是，某些学习形式会被强化，而其他学习形式的地位则会被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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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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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的许多地方，人们走到了一起，各自开发出了标准化教育的替代方式。有些是在公共部门下属设立的公立学校，有些是独立学校，还有一些是混合学校，如美国的特许学校。一小部分人选择了包括家庭教育和“非学校教育”（un-schooling）等更激进的途径，现在这一群体正变得日益庞大。替代教育的新先锋们来自很多不同的领域，很多人的动力是源于对自己所受教育经历的不满，然后才决定让自己和其他人的孩子做得更好。纽约的“蓝色学校”（Blue School）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它同时也说明了艺术和商业的混合创造性是怎样与教育文化交织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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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人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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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人乐队（Blue Man Group）是一家举世闻名的创造性组织，公司总部位于纽约市曼哈顿下城。1988年，菲尔·斯坦顿（Phil Stanton）、克里斯·维克（Chris Wink）和马特·高曼（Matt Goldman）成立了该乐队。蓝人乐队的独特表演结合了音乐、乐器即兴演奏、喜剧和多媒体戏剧。乐队还为电影、电视录制主题曲和配乐，经常上电视。演出时，乐手们身穿黑色连体衣，手、脸和光头都被涂成蓝色，而且从不讲话。他们带着孩童般的天真与好奇对待周围的一切。自成立以来，乐队已经发展成了一种国际性的创意现象，在纽约、拉斯维加斯、奥兰多、波士顿、芝加哥、柏林和东京都举行过演出。而现在，他们开始办小学了。乐队元老们最初踏上旅途时，没有一个人曾想过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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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维克说：“‘蓝人’最先成立时，我们并不是想把它当成一桩买卖、一家公司或一场演出。我们就是朋友间结成的团体，想找些乐子。我们拥有的，无非是共同的角色和少量的原则。我们完全没想过以后要做什么，只想利用这种角色去探索一些想法。”乐队成员都不记得最初是怎么决定剃光头、涂蓝色油漆的。马特·高曼说，这不是一个特别卖座的点子。3个蓝色光头的沉默表演者？实在是看不出有什么投资潜力。他们喜欢这样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从文化、年龄和性别的角度思考，它都极富中性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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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个蓝色光头说不上是什么长期的线性规划；乐队的发展也只不过是被自身创造性合作的兴奋推着走罢了。他们一起创造了此前没人预见过的生活和事业。克里斯·维克说：“有些人运气好，想成为火箭科学家或者大提琴手。这些都是现有的媒介，而我们想成为后现代多媒体式的歌舞演员，在一种萨满教的原始气息里创造乐器，探索流行文化。这样的工作在哪里呢？如果我们找得到，我们就马上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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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队的工作以若干明确的原则为指导。其中之一是：每个人都可以具有创造力。“我们需要这个观点，”克里斯·维克说，“因为在上完学之后，我们并不觉得自己有创造力。然后我们聚在一起说，这大概不是真的吧？如果不是真的，那会是怎么样呢？”在菲尔·斯坦顿看来，这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关键原则：“它影响了我们事业生涯里的一切。”可见，乐队是从广义上界定创造力的。虽然他们是以表演为基础的团队，却立志要在自己做的每一件事上都发挥创造力。马特·高曼说：“发挥创造力并不局限于捏黏土、画油画、作曲方面。在商业环境中，你可以在任何学科的任何事情上发挥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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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特·高曼和克里斯·维克自从小学时就一直是朋友。菲尔·斯坦顿20岁出头刚搬到纽约时就碰到了另外两位团员。3个人一见如故。斯坦顿说，乐队最初聚到一起的原因是，“‘蓝人’设想还没出现之前，我们就对自己的教育经历深感失望。就好像我们年纪还小的时候，人人都会画画，都很喜欢。但不知怎么回事，长大后我们抛弃了那种灵感，还搞丢了一大堆其他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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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他们和妻子都面临着让孩子去哪里接受教育以及接受什么样的教育的问题。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后，他们决定自己办学：蓝色学校。马特·高曼解释说：“我们想要创造小时候就想去的那种学校，或者说，是我们梦想中孩子们会去的那种学校。在这里，你会给予创造性同等的重视，通过社会和情绪学习，教孩子们一种对待彼此的特别方法。在这里，你不会失去孩童般的丰富情感，你热爱学习，热爱生活，且不会因为上学就放弃这种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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