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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出现了民间讲演故事的说本，传到现在的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五代史平话》等。话本的出现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为明代以后章回小说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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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杂剧是当时文学的主流，是在宋、金以来民间说唱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歌舞剧。元代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剧作家和剧本。关汉卿则是元代最杰出的剧作家，一生写过六十多种杂剧，现存十八种，著名的有《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等。元代还有马致远和他的《汉宫秋》，王实甫和他的《西厢记》，纪君祥和他的《赵氏孤儿》等。在钟嗣成《录鬼簿》中著录元杂剧四百五十八种，剧作家达七十九人；明代朱权的《太和正音谱》中著录五百三十五种。元杂剧的繁荣，标志着中国戏剧艺术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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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史学继承传统也相当发达。其中以《资治通鉴》最为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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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是北宋司马光（1019～1086）所著的一部编年史著作。历时十九年编写而成。以帝王为中心，把历史大事都记载在帝王在位的年月中，逐年逐月记下去，表现出治乱兴亡的过程。记述了上起战国，下及五代，包括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史事的巨著。其主要目的是供统治者借鉴之用。书中以较多篇幅记述历代的“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也搜集历代的典章制度、天文地理以及与社会经济发展有关的资料。《资治通鉴》不但因它材料丰富，为其后的历史学家推崇；它所开创的编年史体例，也成为后来编年体史书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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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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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初郑樵（1104～1162）的《通志》和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是有关典章制度沿革的通史，是“十通”中的两种。《通志》包括天文、地理、都邑、职官、选举、刑法、食货等“二十略”；《文献通考》以田赋、钱币、户口、职役等“二十四考”，来叙述历代制度的沿革，其叙事到南宋末年为止，是查考元以前典章制度的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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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记一州一县的历史和风土人情的地方志书，到宋代已走向成熟，方志体例逐渐完善并趋于定型。据《中国古方志考》统计，宋代地方志已达七百余部，现仅存三十余部。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范成大的《吴郡志》，罗愿编的《新安志》，施宿编的《会稽志》等。宋代记全国区域的总志现存五部，其中有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王象之的《舆地纪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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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学是宋代史学的一个新园地，欧阳修的《集古录》共十卷，是一部包括上起三代、下迄宋初的钟鼎敦甬碑碣法帖款识的专著，开创了运用大量金石铭刻考辨史籍讹误的先例，从而大大丰富了历史文献的内容。另外，赵明诚的《金石录》，吕大临的《博古图》，王黼的《宣和博古图》等，有文有图，对于考订商、周时代的典章制度和史籍是极好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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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在科学技术领域里也出现了一些重要著作。著名的《梦溪笔谈》是我国宋代伟大的科学家沈括（1031～1095） 所著，共二十六卷，还有《补笔谈》二卷、《续笔谈》一卷。该书分辩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机智等十七目，六百零九条，内容涉及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地理、气象、医学、工程技术、文学、史事、音乐和美术等，其中自然科学部分，是一部杰出的科技史，它总结了我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在工艺方面的贡献，如毕昇的活字印刷术等。另外记述建筑方面规则的有《营造法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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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著名的农业科学著作有王桢的《农书》，它总结了从《齐民要术》以来我国人民在农业生产上的成就。医学方面有北宋末年所编的《政和经史证类本草》。宋初的《开宝本草》，仁宗时编的《嘉祐補注本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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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统一中国以后，宋代的学术活动也相当积极，北宋初年政府就编纂了《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三部各一千卷的大参考书。又编纂了五百卷的《太平广记》。它们是宋初政府为提倡学术活动而编的“四大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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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官府和寺院除大量刊刻佛藏外，真宗时还由道原编著了一部禅宗史——《景德传灯录》，对其后理学影响很大。它和其他“灯录”后来被编入普济的《五灯会元》中，成为研究佛教禅宗的重要文献。道教经典也有不少，真宗时道士朱益谦、冯德之等校修秘阁道书，并以张君房为主持，编成《大宋天宫宝藏》，于宋徽宗时刊行，为道藏之祖。以后金、元刊印《道经》均以此为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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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史话 [:1704843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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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宋元的公私藏书与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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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对于藏书非常重视，公、私藏书的兴盛，达到我国中世纪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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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建国之初，很注意收集图书，宋初皇室有书万余卷，到开宝年中由于对五代十国图书的征集，使朝廷藏书增至八万余卷。另外，宋太祖还广泛征集民间藏书，充实官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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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兴国元年（976）宋太宗视察“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三馆馆址，见房屋简陋，地方潮湿，仅可遮雨挡风，感到对藏书和学者使用均不利，于是决定建“崇文院”，集中收藏三馆藏书。崇文院分六个书库，东廊为昭文书库，南廊为集贤书库，西廊有经、史、子、集四库。六库书籍包括正、副本八万卷。后太宗又下诏征集图书，公布缺书目录，收集公私新撰图书和政府出版物充实崇文院馆藏，至建成后十五年，太宗再到秘阁巡看，“观群书整齐，喜形于色”。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王宫失火，殃及崇文院，藏书大多被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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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艺文志》记载，宋代的藏书，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有图书三千三百二十七部，三万九千一百四十二卷；仁宗、英宗两朝有图书一千四百七十二部，八千四百四十六卷；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一千九百零六部，二万六千二百八十九卷。这些数字是独立计算的，不是累加的。而靖康之难，书籍损失惨重，“馆阁之储，荡然靡遗”。高宗建立南宋以后，经多方搜集，虽达到四万多卷，但仍只及北宋最盛时的四分之三。宁宗时藏书又增至九千八百一十九部，十一万九千九百多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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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政府除重视藏书外，还注意图书的校雠和目录的编辑。仁宗时由张观等编四库书，仿唐《开元四部录》，修撰《崇文总目》，至庆历年由王尧臣等编成，共六十六卷。将书分四部四十五卷，每类都写有序，每部书则有提要，共著录图书三万零六百多卷。原书已亡佚，现行五卷本《崇文总目》是辑自《永乐大典》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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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高宗时也积极组织人员整理图书，编修书目。孝宗淳熙五年（1178）陈骙等人仿《崇文书目》编次《中兴馆阁书目》，凡七十卷，又序例一卷，共著录图书四万四千多卷。宁宗时，书籍增多，秘书丞张攀等人编修《中兴馆阁续书目》，宁宗嘉定十三年书成，凡三十卷，著录藏书一万四千多卷。两部书目合计近六万余卷，较北宋《崇文总目》所载数量还多。这两部目录后来亡佚，目前所见有赵士炜辑的《中兴馆阁书目辑考》、《中兴馆阁续书考》可供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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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印刷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图书数量大增，私人藏书远超过前代，出现了一批私人藏书家。著名的金石学家赵明诚和女词人李清照夫妇，穷搜苦访二十年，到赵明诚去世时，虽经战火，尚存金石刻词二千卷和图书二万余卷。叶梦得苦心经营数十年，藏书达十万余卷。另外还有晁公武、王铚、郑樵、尤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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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的私人藏书家还编修了不少私家目录，其中有书名可考的达30余种。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私人藏书目录之一，开目录著录版本的先例。另外最受后人称道的是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四十五类，每类有序称为“总论”。每个小类形式上无序，但实际上在每类的第一部书的提要里，大都叙述了学术源流。书名之后注明作者生平、书籍内容大要。共著录书籍一千九百三十七部，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附有提要的私家书目。《直斋书录解题》全书分五十三类著录，虽无经史子集之名，但仍按四部法分类。在五十三个类目中，仅九类有小序。对每部书除了书名外，还著录卷数、作者姓名、官职、书的学术渊源或版本类别。在“解题”中，或记古书的款式和版刻，或说明善本书获得经过；既记载印本，也著录抄本、拓本。共著录图录五万余卷，全面反映出南宋以前的图书情况，开创了书目使用解题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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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目录学史上，郑樵作出了很大贡献。他对我国古典目录学作了比较系统的总结，提出了“类例”的概念，指出了图书分类的重要性，认为“类例已分，学术自明”，“类例不明，图书失纪”。他创立了三级类目的新分类体系，针对汉唐两代两级类目的分类体系，鉴于宋代图书事业的空前发展，独创新的分类体系，包括十二类、百家、三百七十二种。这种三级分类体系，在我国目录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于著录方法，提出“通录”历代和当代的图书；“记亡”即编次时要记亡佚的书；“求全”即求其全录，不得遗漏。只有这样，目录才能究学术本末，使学者易学，求者易求。在总结历代图书散亡的原因时，指出搜访图书的必要性。在《通志》中系统提出了“求书八法”：即类以求，旁类以求，因地以求，因家以求，求之公，求之私，因人以求，因代以求。“求书八法”被后世藏书家奉为圭臬。郑樵在具体分析了亡书的各种情况后提出了辑佚的理论原则，开了辑佚工作的先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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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早在1236年就在平阳设立经籍所编集经史。攻下杭州以后，便将南宋的官印书局及各中央机关、江南各郡图籍及书版全部运往北方，使元政府藏书大增，当时藏书处所如奎章阁、崇文院等藏书都很丰富。元代藏书虽丰富，但由于皇室不注意管理藏书，也没有组织校勘整理，故质量不佳，且利用也不够，仅编成宋、辽、金三史，没有再编其他大部头的丛书、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