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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出现了民间讲演故事的说本,传到现在的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五代史平话》等。话本的出现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为明代以后章回小说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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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杂剧是当时文学的主流,是在宋、金以来民间说唱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歌舞剧。元代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剧作家和剧本。关汉卿则是元代最杰出的剧作家,一生写过六十多种杂剧,现存十八种,著名的有《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等。元代还有马致远和他的《汉宫秋》,王实甫和他的《西厢记》,纪君祥和他的《赵氏孤儿》等。在钟嗣成《录鬼簿》中著录元杂剧四百五十八种,剧作家达七十九人;明代朱权的《太和正音谱》中著录五百三十五种。元杂剧的繁荣,标志着中国戏剧艺术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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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史学继承传统也相当发达。其中以《资治通鉴》最为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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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是北宋司马光(1019~1086)所著的一部编年史著作。历时十九年编写而成。以帝王为中心,把历史大事都记载在帝王在位的年月中,逐年逐月记下去,表现出治乱兴亡的过程。记述了上起战国,下及五代,包括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史事的巨著。其主要目的是供统治者借鉴之用。书中以较多篇幅记述历代的“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也搜集历代的典章制度、天文地理以及与社会经济发展有关的资料。《资治通鉴》不但因它材料丰富,为其后的历史学家推崇;它所开创的编年史体例,也成为后来编年体史书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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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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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初郑樵(1104~1162)的《通志》和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是有关典章制度沿革的通史,是“十通”中的两种。《通志》包括天文、地理、都邑、职官、选举、刑法、食货等“二十略”;《文献通考》以田赋、钱币、户口、职役等“二十四考”,来叙述历代制度的沿革,其叙事到南宋末年为止,是查考元以前典章制度的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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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记一州一县的历史和风土人情的地方志书,到宋代已走向成熟,方志体例逐渐完善并趋于定型。据《中国古方志考》统计,宋代地方志已达七百余部,现仅存三十余部。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范成大的《吴郡志》,罗愿编的《新安志》,施宿编的《会稽志》等。宋代记全国区域的总志现存五部,其中有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王象之的《舆地纪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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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学是宋代史学的一个新园地,欧阳修的《集古录》共十卷,是一部包括上起三代、下迄宋初的钟鼎敦甬碑碣法帖款识的专著,开创了运用大量金石铭刻考辨史籍讹误的先例,从而大大丰富了历史文献的内容。另外,赵明诚的《金石录》,吕大临的《博古图》,王黼的《宣和博古图》等,有文有图,对于考订商、周时代的典章制度和史籍是极好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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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在科学技术领域里也出现了一些重要著作。著名的《梦溪笔谈》是我国宋代伟大的科学家沈括(1031~1095) 所著,共二十六卷,还有《补笔谈》二卷、《续笔谈》一卷。该书分辩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机智等十七目,六百零九条,内容涉及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地理、气象、医学、工程技术、文学、史事、音乐和美术等,其中自然科学部分,是一部杰出的科技史,它总结了我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在工艺方面的贡献,如毕昇的活字印刷术等。另外记述建筑方面规则的有《营造法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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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著名的农业科学著作有王桢的《农书》,它总结了从《齐民要术》以来我国人民在农业生产上的成就。医学方面有北宋末年所编的《政和经史证类本草》。宋初的《开宝本草》,仁宗时编的《嘉祐補注本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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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统一中国以后,宋代的学术活动也相当积极,北宋初年政府就编纂了《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三部各一千卷的大参考书。又编纂了五百卷的《太平广记》。它们是宋初政府为提倡学术活动而编的“四大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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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官府和寺院除大量刊刻佛藏外,真宗时还由道原编著了一部禅宗史——《景德传灯录》,对其后理学影响很大。它和其他“灯录”后来被编入普济的《五灯会元》中,成为研究佛教禅宗的重要文献。道教经典也有不少,真宗时道士朱益谦、冯德之等校修秘阁道书,并以张君房为主持,编成《大宋天宫宝藏》,于宋徽宗时刊行,为道藏之祖。以后金、元刊印《道经》均以此为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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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宋元的公私藏书与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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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对于藏书非常重视,公、私藏书的兴盛,达到我国中世纪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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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建国之初,很注意收集图书,宋初皇室有书万余卷,到开宝年中由于对五代十国图书的征集,使朝廷藏书增至八万余卷。另外,宋太祖还广泛征集民间藏书,充实官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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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兴国元年(976)宋太宗视察“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三馆馆址,见房屋简陋,地方潮湿,仅可遮雨挡风,感到对藏书和学者使用均不利,于是决定建“崇文院”,集中收藏三馆藏书。崇文院分六个书库,东廊为昭文书库,南廊为集贤书库,西廊有经、史、子、集四库。六库书籍包括正、副本八万卷。后太宗又下诏征集图书,公布缺书目录,收集公私新撰图书和政府出版物充实崇文院馆藏,至建成后十五年,太宗再到秘阁巡看,“观群书整齐,喜形于色”。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王宫失火,殃及崇文院,藏书大多被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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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艺文志》记载,宋代的藏书,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有图书三千三百二十七部,三万九千一百四十二卷;仁宗、英宗两朝有图书一千四百七十二部,八千四百四十六卷;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一千九百零六部,二万六千二百八十九卷。这些数字是独立计算的,不是累加的。而靖康之难,书籍损失惨重,“馆阁之储,荡然靡遗”。高宗建立南宋以后,经多方搜集,虽达到四万多卷,但仍只及北宋最盛时的四分之三。宁宗时藏书又增至九千八百一十九部,十一万九千九百多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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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政府除重视藏书外,还注意图书的校雠和目录的编辑。仁宗时由张观等编四库书,仿唐《开元四部录》,修撰《崇文总目》,至庆历年由王尧臣等编成,共六十六卷。将书分四部四十五卷,每类都写有序,每部书则有提要,共著录图书三万零六百多卷。原书已亡佚,现行五卷本《崇文总目》是辑自《永乐大典》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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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高宗时也积极组织人员整理图书,编修书目。孝宗淳熙五年(1178)陈骙等人仿《崇文书目》编次《中兴馆阁书目》,凡七十卷,又序例一卷,共著录图书四万四千多卷。宁宗时,书籍增多,秘书丞张攀等人编修《中兴馆阁续书目》,宁宗嘉定十三年书成,凡三十卷,著录藏书一万四千多卷。两部书目合计近六万余卷,较北宋《崇文总目》所载数量还多。这两部目录后来亡佚,目前所见有赵士炜辑的《中兴馆阁书目辑考》、《中兴馆阁续书考》可供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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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印刷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图书数量大增,私人藏书远超过前代,出现了一批私人藏书家。著名的金石学家赵明诚和女词人李清照夫妇,穷搜苦访二十年,到赵明诚去世时,虽经战火,尚存金石刻词二千卷和图书二万余卷。叶梦得苦心经营数十年,藏书达十万余卷。另外还有晁公武、王铚、郑樵、尤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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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的私人藏书家还编修了不少私家目录,其中有书名可考的达30余种。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私人藏书目录之一,开目录著录版本的先例。另外最受后人称道的是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四十五类,每类有序称为“总论”。每个小类形式上无序,但实际上在每类的第一部书的提要里,大都叙述了学术源流。书名之后注明作者生平、书籍内容大要。共著录书籍一千九百三十七部,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附有提要的私家书目。《直斋书录解题》全书分五十三类著录,虽无经史子集之名,但仍按四部法分类。在五十三个类目中,仅九类有小序。对每部书除了书名外,还著录卷数、作者姓名、官职、书的学术渊源或版本类别。在“解题”中,或记古书的款式和版刻,或说明善本书获得经过;既记载印本,也著录抄本、拓本。共著录图录五万余卷,全面反映出南宋以前的图书情况,开创了书目使用解题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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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目录学史上,郑樵作出了很大贡献。他对我国古典目录学作了比较系统的总结,提出了“类例”的概念,指出了图书分类的重要性,认为“类例已分,学术自明”,“类例不明,图书失纪”。他创立了三级类目的新分类体系,针对汉唐两代两级类目的分类体系,鉴于宋代图书事业的空前发展,独创新的分类体系,包括十二类、百家、三百七十二种。这种三级分类体系,在我国目录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于著录方法,提出“通录”历代和当代的图书;“记亡”即编次时要记亡佚的书;“求全”即求其全录,不得遗漏。只有这样,目录才能究学术本末,使学者易学,求者易求。在总结历代图书散亡的原因时,指出搜访图书的必要性。在《通志》中系统提出了“求书八法”:即类以求,旁类以求,因地以求,因家以求,求之公,求之私,因人以求,因代以求。“求书八法”被后世藏书家奉为圭臬。郑樵在具体分析了亡书的各种情况后提出了辑佚的理论原则,开了辑佚工作的先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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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早在1236年就在平阳设立经籍所编集经史。攻下杭州以后,便将南宋的官印书局及各中央机关、江南各郡图籍及书版全部运往北方,使元政府藏书大增,当时藏书处所如奎章阁、崇文院等藏书都很丰富。元代藏书虽丰富,但由于皇室不注意管理藏书,也没有组织校勘整理,故质量不佳,且利用也不够,仅编成宋、辽、金三史,没有再编其他大部头的丛书、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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