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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史话 第六章 明清时期的图书（1368～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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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明清印刷术的改革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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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我国劳动人民经过不断实践和探索，终于在北宋庆历年间由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胶泥活字印刷术）。继泥活字发明之后，又发明了木活字。而到明清两代，木活字印刷普遍推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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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用木活字印书就比较普遍了。清人龚显曾说，明人用木活字板印书，“风乃大盛”。有书名可考者约一百余种。木活字印刷不但流行于苏州、杭州、南京、福建等沿海地区，而且发展到四川、云南。其中包括藩府、书院和私人都有用活字印书的。内容也很广泛，其中最多的是诗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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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木活字印书更加普遍。无论官私及坊间，都不断有印本出现。刻印最早而又精的是雍正三年（1725）归安汪亮的《唐眉山诗集》（唐庚撰）十卷。而清朝最大的一次采用木活字印书活动，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乾隆帝在修《四库全书》时，下诏刊印从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大批失传古书。因数量大，刊版耗费财力、人力和时间，主办人金简建议用木活字排印，得乾隆帝批准，故又改名“聚珍版”。金简雇工刻枣木活字达二十五万三千五百个，先后共印成《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一百三十四种，二千三百多卷。后来金简还把刻印的经验写成了《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详细说明了木活字的制造和印书的方法程序，是介绍活字版印刷术的重要文献。此后全国各地纷纷仿效，木活字印书更加普遍。据估计，流传至今的清代木活字印书约有二千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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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活字，是我国古代印刷术中使用最广的一种。在使用木活字印刷过程中我国先后采用了锡活字、铜活字和铅活字印刷。著名的有弘治三年（1490）华燧会通馆所印《宋诸臣奏议》，被认为是最早的金属活字印本，当是锡活字印本。铜活字在我国金属活字中使用最多，最早的铜活字印本，可能是元代印制的《御试策》。铜活字印刷于15世纪末在我国盛行，主要流行于江苏的无锡、常州、苏州、南京以及浙江和福建的建宁、建阳等地，以无锡的华家和安家最为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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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家于弘治十五年（1502）用铜活字印过陆游的《渭南文集》和《剑南诗稿》。华坚父子还用铜活字印过《蔡中郎集》、《白氏文集》、《元氏长庆集》等，所印书每卷末均有“锡山兰雪堂华坚活字铜板印”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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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铜活字与华氏同样有名的印书家是桂坡馆的安家。安氏用铜活字印的书可考者有十种，其中正德《东光县志》是国内唯一用铜活字印的地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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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铜活字印书中还有福建建阳中最有名的印本为蓝印的“芝城铜版”《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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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铜活字印书，在康熙年间宫廷曾刻有铜活字，印刷过天文、数学、音乐等方面的书籍。规模最大的是雍正四年（1726）内府刻印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共印了六十四部，每部一万零四十卷，五千零二十册。可惜这批铜活字，在乾隆年间被熔毁充作铸钱的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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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年间，福建人林春祺以二十多年的工夫，花费了二十多万两银子的投资，雇人铸造了大小铜字四十多万个用来印书。因林的原籍是福清县尤田人，所以铜字定名为“福田书海”。这批铜活字曾印过顾炎武的《音论》、《诗本音》和一部军事丛书《水陆攻守战略秘书》等七种书。林春祺还写了一篇《铜板叙》，记录了他刻制铜活字的原因和经过。这是我国有关制造金属活字仅有的文献。此外，台湾总兵武隆阿于嘉庆十三年（1808）曾制铜活字，印成《圣谕广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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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代遗存至今的铜活字印本尚有二十余种，大部分收藏在今国家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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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版印刷术发展到明清两代，出现了成套版印刷技术。普通雕版印刷一次只能印出一种颜色，称为“单印”；而用套版方法印出来的书，则具有两种或几种颜色。它是在规格完全一样的版面上，分别在不同部位涂上不同的颜色，重复叠印而成，所以叫“套版”，或叫“双印”。这一套技术叫套版印刷术。用这种方法印出的书本称为“套印本”。初期，多用朱黑两种颜色印刷，这样印出来的书称为“朱墨本”，或叫“双印本”。后来才发展到用四色、五色来套印。根据用色的多少套印的书被称为“四色本”、“五色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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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存最早的明代套印本，是明万历年间在安徽歙县印刷的《闺范》一书。我们今天常见的套印本，绝大部分是由明万历年间吴兴闵齐伋、凌濛初所刻。闵、凌两家所刻套印本很多，达一百四十种左右，包括经书、子书、史抄和诗词文集、小说残曲等，内容相当广泛。套印本版式都是周围有板框，中间无行线，便于在天头处作眉批，行格加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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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印本在清代有所继承。官刻的有清初顺治年间五色本《劝善金科》，康熙年间朱墨本《曲谱》，四色本《御制唐宋文醇》等。民间私坊也有佳作，仅《杜工部诗集》就有道光年间涿州卢坤的六色本和广东叶云庵的五色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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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明清刻书及其版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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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开始有“内府本”。所谓内府本是宫廷所刻印的图书。它由内府司礼监主持其事，司礼监下设经厂，有汉经厂、番经厂、道经厂之分。汉经厂专刻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书，其余两厂分别刊印佛经和道经。故内府本又称“经厂本”。此处刻印图书，虽然多是大字巨册，纸墨刻工也相当精良，但因刻书工作由太监主持，校勘方面不够精确，故不为后世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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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沿历代旧制置国子监刻书，由于明初定都南京，后迁都北京，国子监有南、北两个，故明代有特殊的“南监本”和“北监本”。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元年（1368）徐达攻入元大都北京时，尽收其宋、元雕版，集中于西湖书院。后来全部移交给南京国子监。故明初南监所印图书大多是宋、元旧版，其中《十七史》最为著名。北监印书都以南监本为底本，所刻不及南监之多，所印有《十三经》、《二十一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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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府刻书中还有各省布政司、按察司的刻书，而以苏州府为最多，淮安府次之。另外，很多府、县也刻本地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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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还有藩府刻本。这是明朝刻书的一大特点。由于明代分封制度，将皇帝子孙分封为各地藩王。这些藩王有的注重校刻书籍，著名的有宁藩、吉府、赵府、德府、潞藩等。他们刻印的书称为“藩府刻本”。藩府刻书以宁献王朱权和晋庄王朱钟铉最为著名。藩府所刻的书，多以中央赏赐给他们的宋元善本为底本，加上丰富的物质条件和自身学术造诣，故多有佳品。嘉靖年间（1522～1566）晋藩所刻诸总集，万历年间（1573～1620）吉藩所刻诸子书，崇祯年间（1628～1644）益藩所刻诸茶书，都是很有名的，号称藩府三大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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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私人刻书上承宋、元风气，没有多大变化。弘治以后私人刻书日益增多。嘉靖以后更为兴盛。著名的有吴县的袁褧的“嘉趣堂”，顾春的“世德堂”，苏州徐时泰的“东雅堂”，晁瑮的“宝文堂”，洪楩的“清平山堂”，叶盛的“菉竹堂”等。他们除刊印古籍外，还翻刻著名的宋、元图书。明代私人刻书能积极采用先进技术，如前面提到的无锡华家和安家采用铜活字；吴兴凌氏、闵氏的套版印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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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私人印书方面有一个杰出人物是毛晋。他根据所藏善本校刻了很多书，其中最著名的有《十三经注疏》、《十七史》、《六十种曲》以及许多唐、宋人的诗文集等。他所刻书都以他的“汲古阁”为牌记。许多书商都到常熟他那儿贩运他的书。为了印书，他向纸坊定制的纸张俗称“毛边”、“毛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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