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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良不像布卢瓦，它在18世纪逐渐发展繁荣。由于地处卢瓦尔河最北边的拐弯处，奥尔良战略地位重要，控制着上下游以及法国中部地区与巴黎之间的贸易。它的人口从1700年的30，000人增长到1780年的39，000人，包括制糖厂和纺织厂雇用的许多工人。它有总督府，一个代表国王执法的辖区（bailliage）法院，以及各类文化机构——一所学会、一座剧院和一所拥有240名法律学生的大学，这些都有利于它的书店生意。法瓦尔热1778年11月5日到访此地时，它拥有12家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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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瓦尔热的信中，这些书商只以姓氏出现，他在走访时给了他们相当高的评分。尽管法瓦尔热避开了以对盗版书深恶痛绝著名的当地书商行会理事（雅各布），但是他跟副理事（米索［Mussot］）关系还是融洽的，此人答应瞒着雅各布帮助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货物通过检查，还答应自己也要订他们的货。佩德鲁（Perdroux）办了一个读书会，他对法瓦尔热的图书样品吹毛求疵，但也不是恶语相加，因为他的生意大多是销售宗教书籍。鲁佐寡妇（Widow Rouzeau）和老舍维永（Chevillon l’aîné）两人都被评为“佳”，他们主要经营古典书籍，而不是纳沙泰尔出版社经营的当代书籍。经过仔细审查后，法瓦尔热发现其他几家被列入《出版年鉴》的书商“都不值得信任”。剩下的两位，其中一位是库雷·德维尔纳夫，另一位就是勒图尔米兄弟中的老三——法瓦尔热从进入卢瓦尔河谷地区起就一直在追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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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良，蚀刻画，摘自《新版法国风光游》，巴黎，奥斯特瓦尔德，1817（BiC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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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最终和勒氏兄弟老三让-巴蒂斯特·勒图尔米见上面时，法瓦尔热希望能和他谈成一些赚钱的生意。【223】他从图尔和布卢瓦的另外两位勒氏兄弟那里得知，兄弟三人抱团经营，让-巴蒂斯特负责订货。可惜的是，法瓦尔热的到访不是时候，让-巴蒂斯特次日要结婚，因此抽不出时间和他商谈书籍订货事宜。他们只匆匆讨论了汇票和出版社在最近的货运中犯的错误（出版社发了25册《济贫院颂》［Eloges de l’Hôpital］，而不是他所订的《帕斯卡尔思想录》［Pensées de Pascal］）。于是法瓦尔热离开了书店——一家坐落于市中心马特鲁瓦广场、显然配备完善的店铺——虽然没有获得新订单，但是他心里有了底：勒图尔米正通过婚姻使其家族关系更深地融入奥尔良，他可以作为一家有实力的客户获得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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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实力得来不易。勒氏兄弟从做零售商贩起家，沿街兜售木刻印刷品和廉价小册子。(6)从不起眼的开端起家，他们的生意渐渐做大，通过联合经营打通了各类书籍的销售。兄弟三人各有各的存货，在周围的村镇建立自己的客户网络。【224】1779年，他们把共同的事业分成三个独立的生意，但让-巴蒂斯特向纳沙泰尔出版社保证，他们会继续紧密合作，并且要出版社对他们三人都给予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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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64年法国政府关于印刷和图书贸易的调查报告中，他们仨没有一人被提及。根据有关奥尔良的报告，当地的图书贸易似乎非常开放。未被授权的经销商遍布城乡，镇上官员对他们所卖的图书一无所知，如果无人检举，警察从不干预。1778年，政府试图加以控制，组织书商行会来审查货物，没收非法书籍。正如法瓦尔热所指出的，新书商行会的头目雅各布打压盗版书籍特别严厉。调整了偷运系统之后，贸易有所恢复，但再未达到1778年以前的水平——因为那时盗版书和禁书很容易弄到，尤其是在城市以外的地方。在1760和1770年代，勒氏兄弟就是在那些地方开创了他们的生意，并且获得了显著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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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在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档案中，让-巴蒂斯特·勒图尔米的卷宗有许多空白，而且存留的信件对三兄弟走村串乡兜售图书的情况披露甚少。但是从让-巴蒂斯特的订单记录和出版社抄录在“信件副本”分类里的回信中，可以了解三兄弟卖的是些什么书。与奥尔良最著名的书商库雷·德维尔纳夫以及连戏剧书籍都不进的鲁佐寡妇不同，勒氏三兄弟大量经营非法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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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巴蒂斯特·勒图尔米早期向纳沙泰尔出版社下的订单中就含有几种“哲学书籍”，随着订单一摞摞地堆积，禁书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出版社在货运记录中标明，它用“新出的哲学书籍”充塞要发运给他的货包，即使他没有订购这些书。大多数货物都顺利运抵，但在1775年12月，一个货包在瑞法边境的弗朗堡被截住了，因为通常容许这种货包不经检查就过关的海关官员这时接到了一个特别指令，要对货包进行搜查，看看是否夹带了煽动性的小册子。虽然在勒图尔米的货包没有发现这种小册子，但海关还是没收了20册《喜剧与一些色情诗歌集》和25册《路易十五回忆录》。【225】勒图尔米同意赔偿一半损失，但是中止了订货，直到出版社担保无风险地将货物运到里昂给他。到1776年底，出版社把运货通道上的所有关节都打通了，勒图尔米这才在1777年2月25日下了一份特大订单。其中包含51种书籍，内容十分广泛，从言情小说和哲学论著到色情图书，还提出了一个特别要求：想要出版社能够弄到的所有有关“上个朝代历史”的书籍，即关于路易十五统治时期宫廷政治和生活的毁谤性书籍。如我们所知，自这位国王1774年逝世起，这些都是畅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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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勒图尔米又要了更多这类书籍，但是他指出图书贸易的行情已经变差了。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库雷·德维尔纳夫急需现金，正按跳楼价甩卖他的存货，这“大大挫伤了图书贸易”。但勒图尔米继续下大订单，还附带了一个匿名人士的提议，要出售一个“手稿收藏品——放荡和滑稽搞笑的诗歌”，供纳沙泰尔出版社出版。这个“收藏品”包含21篇作品，有些诗很长，有数百行，如“为女士们带来快乐，一个用滑稽有趣的韵文写的故事，454行”，以及由臭名昭著的散文作品改编的诗歌，如“用滑稽有趣的韵文写的查尔特勒修会看门人堂布格尔的故事节略本，614行”。但纳沙泰尔出版社不出版这种东西，不过勒图尔米信中的提议和提到的其他东西表明，他知道经营地下图书市场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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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收集勒图尔米的订单，我们可以列出一份他经营的这部分图书生意——既有沿街兜售，也有铺面位置好的书店零售——的畅销书单。大多数书籍他通常都只要出版社发几册给他，大概是因为要防止库存过剩。书单上排第一的是让-弗朗索瓦·马蒙泰尔的《印加人，或秘鲁帝国的毁灭》（Les Incas，ou la destruction de l’empire du Pérou），勒图尔米订购了6次，总共118册。此书从一位杰出哲学家的视角，谴责了他所见到的西班牙帝国的征服者和传教士在美洲的暴行，尽管书中有反教会思想，但从未被法国政府禁止。勒图尔米按优惠条件订购，因为他买的是出版社印刷的盗版，比较便宜。【226】他最常订购的书籍是出版社的普通存货。其中大部分是色情图书：《少女学校》（L’Ecole des filles）、《风尘女》和《喜剧与一些色情诗歌集》。色情与政治随意交杂是排在书单上部的那些书籍的普遍特征，如《杜巴丽伯爵夫人逸事》《阿拉斯的蜡烛》和《土耳其人回忆录及他们在法国逗留时的风流韵事》（Mémoires turcs avec l’histoire galante de leur séjour en France）。书单中还包括了伏尔泰的三种著作和两种完全合法的（即使是盗版的）书籍：萨米埃尔-奥古斯特-安德烈-达维德·蒂索的《论上流社会人士的疾病》（Essai sur les maladies des gens du monde）和让-雅克·拉特利奇的喜剧《智慧局》（Le Bureau d’esprit）。勒图尔米订购的全部书籍的清单中，每种书都有一点儿，从霍尔巴赫男爵的无神论著作到布道文集和小说。和其他书商的订购书单相比，历史和游记类书籍相对较少，更令人惊奇的是，卢梭的著作竟然一本都没有。当然，勒图尔米也许从其他供应商那里订过卢梭的著作，不过他做生意的一般宗旨似乎很清楚：集中在图书生意最危险也最赚钱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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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图尔米不像其他大量经营非法书籍的书商，他从来没有被抓住，而且从来不拖欠货款。1778年2月，即法瓦尔热到访前九个月，他支付了1180锂的书款——对一位外省经销商来说算是大额了。对于货物中的缺页和损坏部分，他和出版社有分歧，有时会在勒图尔米的账目结算上演变成争端。法国政府采取的不定期打压措施也使他和出版社的关系受累。1778年10月5日，奥尔良的新书商行会建立后，勒图尔米写信表示担忧他的生意会受到严重干扰，不只是在奥尔良，在他们兄弟三人沿途兜售的乡村也可能如此。但是出版社继续通过里昂的雅克·雷沃尔把货物运给他。1780年，他们的贸易往来渐渐衰微，并在随后几年中止了，很可能是因为出版社的财务困难迫使其从生意中风险较高的部分撤出，但也可能是因为一批价值348锂的货物所产生的纠纷。【227】勒图尔米声称他从未收到这批货，因此拒绝承兑出版社开出的要他付款的期票。他似乎是有道理的，因为出版社派去收账的一位当地商人证明了他的清白和实力：“此人起先几乎一无所有，竟在大约十年内积累了巨额财富，以至于能做一番规模相当大的事业。他的这些大事业也都能如愿以偿地获得成功，所以我们现在都认为他非常有实力。”(7)简言之，勒图尔米的职业生涯是一个成功的故事——一个从零售商贩蹿到正规书商上层的罕见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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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图尔米的竞争对手路易-皮埃尔·库雷·德维尔纳夫的命运，正好和他相反。库雷起家时占尽天时地利，最后却以实质性的破产告终。他出身于一个与印刷业和图书销售业有着深远渊源的家族，历史可以追溯到1582年。(8)1772年，他接父亲的班当上了书商首领，而一年前，年仅21岁的他就获得了“国王印刷匠”的头衔。经营着一个拥有四台印刷机的印刷厂和一家位于奥尔良市中心米尼姆街（后来的国王街）的“永生书店”（l’Immortalité），这个家庭的许多成员都忙碌不已。根据1764年王国政府的调查，父亲库雷名望很高，工作努力，看起来也很富有。他的儿子们接班时，主事的似乎是大哥弗朗索瓦。一份1772年5月14日的印制通告和书目上有“库雷·德维尔纳夫兄弟”的签名，但这个日期之后的任何信件都再没有提及弗朗索瓦。他们的姐姐嫁给了巴黎最富有、最有权势的出版商夏尔-约瑟夫·庞库克。路易-皮埃尔在写给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信中几次提及他的姐夫，并且在他自己的印刷厂印刷了几卷庞库克的巨著《方法论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méthodique）。在出版业界有比这更好的人脉的外省书商几乎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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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图尔米兄弟以印刷品零售商贩起家，卖的多半是他们自己委托印刷的粗制滥造的木刻作品，而且在大革命早期，他们继续经营如图所示的这类印刷品【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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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按：这幅木刻作品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幅宣传画，画中人物为“平等女神”，她手持天平秤和《人权宣言》，身边有象征民众武装的长矛、象征“人民主权统一不可分割”的束棒和象征丰收的小神像，脚下的小红帽图案典型地反映了大革命的平民特质，而作品下方的标示“奥尔良勒图尔米公司制作”，则说明了勒图尔米兄弟在大革命时代的政治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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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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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雷有两份印制书目出现在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档案中他本人的卷宗里。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他的书店里卖的都是些什么书。第一份书目日期是1772年5月14日，列举了169种书籍，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宗教书籍——《圣经》，宗教论著，尤其是布道文——占支配地位。俗世书籍主要有词典、历史书籍，以及严肃的非小说类作品，涉及诸如植物学和医学之类的主题。在纯文学作品和小说中，最引人注目的作家是17世纪的巨擘：高乃依（Corneille）、拉辛（Racine）、拉封丹、拉罗什富科（La Rochefoucauld）、费内隆（Fénelon）和波舒哀（Bossuet）。【229】启蒙哲人的著作只占书目的很小部分，尽管含有一些温和的著作，如伏尔泰的《亨利亚德》（La Henriade）、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笺》（Lettres persanes）和卢梭的《新爱洛伊丝》（La Nouvelle Héloïse）。这些书籍有13种是库雷自己出版的。其中大多数是宗教书籍，诸如《使徒书与福音书评注》（Epîtres et évangiles avec des réflexions）、《给基督徒的新年礼物》（Etrennes du chrétien）和《基督徒的日子》（La Journée du chrétien）。第二份书目是1774年5月的，包含38种书籍，大多数是库雷出版的，而且多是宗教书籍。《现代哲学家，或在理性法院被判有罪的无信仰者》（Le Philosophe moderne，ou l’incrédule condamné au tribunal de la raison）是几类书籍中正统调子的典型。库雷通过邮件把书目发送给其他书商和书商兼印刷商。在第二份书目附带的通告中，他自我介绍说是出版业界的一员。他声称，他印制的图书做工精良，一定好卖，书的价格可以面议，或者可以从对方的库存里挑选书来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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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商中间时常有这类书目流传。它们能提供关于某个出版商生意特点的有用信息，尽管在评估任何生意的可靠性时，专业人员会依赖通过贸易情报网获得的信息，也会依赖它们与所涉公司的直接通信来推测。库雷的信很像其他书商兼印刷商的信，只有一点不同：他的信写得漂亮，辞藻甚至过于华丽。他措辞非常用心。他对语言的关心——以及他使用语言的方式——在1774年5月写给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一封信中表现突出：“如果我的几段诗——那是我在闲暇时的作品，或许能有幸得蒙你们的纵溺，在贵社那极受大家喜爱的刊物上觅得一席之地，我会感到不胜荣幸。”换句话说，库雷不只是一位书商，还是一位诗人，他想让纳沙泰尔出版社在它的月刊上发表他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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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赫尔维西亚月刊》是一份精心编辑的刊物，刊载纯文学随笔和像库雷投来的这类轻体诗。库雷也出版一种期刊，叫《奥尔良广告报》（Affiches de l’Orléanais），前身是他父亲的《奥尔良通告报》（Annonces de l’Orléanais），主要用于传播当地的广告。他提出与纳沙泰尔出版社交换刊物，【230】并让奥斯特瓦尔德确信，《赫尔维西亚月刊》应该扩大它在法国的知名度，这有利于法国文学的进步。虽然库雷写信用的是印刷商兼书商同行的语气，但是他的地位与奥斯特瓦尔德的地位相比要差一大截。1774年，奥斯特瓦尔德61岁，在纳沙泰尔享有学者和市民领袖的声望；纳沙泰尔出版社大规模出版书籍，并且卖到了整个欧洲。而库雷当时才25岁，正试图扩大从其父亲那里接手的生意，同时想在奥尔良为自己闯出一片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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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历史资料显示，库雷似乎积极参与了该城的文化生活。他是奥尔良皇家物理学会的创始会员，该学会后来发展成该城的学院。他对植物学兴趣浓厚，是当地植物园的资助者。他是一个共济会支部的积极成员，还写出了几大本诗歌和随笔，或许在一些沙龙和文学圈子里朗读过，之后自行出版。通读他的这些出版物，可以对一位自以为有文学天分的书商做出评估，同时提出一个有关书商作为文化中介的作用问题，即他们个人的品位和信念，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选择向读者提供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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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雷21岁时发表了他的第一部作品《穴居人》（Les Troglodites），那是一部用古典的亚历山大格式诗歌体写下的五幕悲剧。1770年作品获得审查官批准，“在奥尔良的国王印刷匠库雷·德维尔纳夫的印刷厂”出版。如库雷在序言中所说的，他从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获得基本灵感，打算证明“上帝保护美德，一个堕落的国家迟早会被具有优良道德的民族战胜”。这种美德的主题以更伤感的情绪出现在一部选集里，名为《用作儿童和青年读物续编的选集，或适合用来既让他们娱乐又启发他们向往美德的短篇故事选》（Recueil pour servir de suite aux Lectures pour les enfants et les jeunes-gens，ou choix de petits contes，également propres à les amuser et à leur inspirer le goût de la vertu，1782）。库雷在解释选择这些故事所依据的理由时，强调了简朴、自然和儿童固有的天真无邪这些主题。另一部选集，《法国的阿那克雷翁，或用于社交场合的歌曲、浪漫曲、小抒情曲、叙事诗歌和诙谐语集》（L’Anacréon français，ou recueil de chansons，romances，ariettes，vaudevilles，et à propos de sociétés，1780），具有库雷自己写作并显然在社交聚会上朗【231】读过的那种轻体诗的特色。它以一首为向“C夫人”献殷勤而作的诗开篇，然后洋洋洒洒发展成两大卷，都是些空洞乏味、装模作样的诗句，他声称它们表现了法国人特有的“无拘无束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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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种卢梭式情感潮流的冲击下，库雷作品的俗气逐渐消退，如《论友谊，随后附上几首库雷·德维尔纳夫的即兴诗，其中结合了P夫人对日内瓦卢梭的亡灵表达的母亲般的感激之情》（Discour sur l’amitié，suivi de quelques poésies fugitives，par M. Couret de Villeneuve，auxquelles on a réuni les Sentiments des reconnaissance d’une mère，addressés à l’ombre de Rousseau de Genève，par Madame P***，1782）。这本小书的主要部分是库雷在一次共济会聚会上的演说。他作为一名“完美的共济会会员”发言，祈求“宇宙的伟大建筑师”，却根本不提基督教，并且声明平等原则是社会美德——“宽容、慈善、热爱祖国和邻居”——的基础。按照库雷的解释，这些观念绝不是抽象的，它们挑战了旧制度的等级秩序。他强调，贵族无权属于社会上层，而且任何主张拥有特权的贵族都只会遭到蔑视：“如果你没有个人功绩……我将把你看作栖息在世系树上的人，害怕会跌落尘埃。”附随的P夫人的随笔支持了这种主题思想。P夫人其实就是库雷的姐姐，出版商庞库克的夫人。她称赞卢梭是自然情感和社会关系的捍卫者，尤其在家庭内部。然而，书以库雷最俗气的一首即兴诗结束，显得不伦不类：“在一个舞会上，递给……夫人一只橙子，上面写着，给最美丽的夫人，同时把这首诗献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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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这些出版作品中，没有任何独创的或不寻常的东西。它们表明，这是一位年轻写作者在涉猎互不相干的一些主题，并试图在文人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letters）属于他的那个小角落里获得些许认可。这些作品与其他有抱负的作者的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是库雷自己出版并销售的。尽管有几位出版商，包括奥斯特瓦尔德，【232】偶尔也发表一部著作，但库雷是唯一一位一边经营着图书生意，一边又试图追求文学生涯的书商——至少在法国，这是独一无二的。英国的塞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和德国的克里斯托夫·弗里德里希·尼古莱（Christoph Friedrich Nicolai），他们同时扮演这两种角色获得了巨大成功。库雷的写作没有获得任何认可，但他写的东西很多，所以我们还是能够据以了解他在当时相互冲突的种种文学思潮中的立场。他主动加盟了启蒙运动。他的思想观念明显源自孟德斯鸠和卢梭，而且他表达这些思想观念的方式好像还有点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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