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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雷选择在他店里销售的书籍时，会受到这些个人信念的影响吗？从他印制的书目来看，答案是否定的。上面已经提到，他进的货以正统的宗教书籍和严肃的非虚构类书籍为主，掺杂了一些正规的文学书籍，主要是17世纪作家的著作。当然，库雷可能会偷偷销售非法书籍，也不会在他印刷的署有他名字的书目上列出非法书籍，只是他向纳沙泰尔出版社订货的模式无法反映出这一点。这些订单上被归为激进的书籍很少。位列他的“畅销书”——统计数据显示的他最常订购的书——书单榜首的，是米约的通俗而规矩的《古代和现代通史纲要》。接下来是雷纳尔神父的《哲学和政治史》，这套书当然表现了一种激进的启蒙思想，尤其是其中由狄德罗匿名撰写的片段。不过，库雷是在1781年该书被禁之前订购的，之后再也没有订过，而这时此书已成为地下市场的畅销书。书单上的其他书籍几乎都是实用性的——有关治病、养马和美发的小册子。库雷订购了数量较多的儿童读物，这些书是他编写自己的儿童故事集的范本。除了雷纳尔的《哲学和政治史》，书单上唯一一本启蒙运动书籍是纳沙泰尔版的伏尔泰《关于百科全书的一些问题》。卢梭的著作显然不在书单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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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雷订购书籍的总书单上——跟他的“畅销书”书单形成对比——有三种有关共济会的书，这可能反映了他个人的兴趣。总书单上还有一些伏尔泰的著作，有霍尔巴赫的激进论著《自然的体系》，和两本关于路易十五及其大臣的政治毁谤书籍。【233】然而，这些禁书像是打破了库雷只经营图书贸易中随处可见的、公开流行的书籍这一规则。启蒙运动书籍在他书店的架上占有一定位置，但是比重很小。他的个人信念里有激进思想，但这对他向读者供应的图书没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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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雷的生意作为商业经营活动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在与纳沙泰尔出版社建立关系之后，他为了寻求获得稳定的供货——并让出版社对他建立起“信任”——连续不断地下小批量的订单，并按时支付货款。他必须克服所有从瑞士进货的外省书商都会遇到的障碍：运输费、延迟、像里昂书商行会这样的检查点所造成的种种麻烦，以及被他斥为“巴黎书商为防止盗版书销售和流通而施行的精心阻挠”。库雷卖了很多盗版书，所以听说政府要整顿图书贸易时，他深恐大难临头。以前，图书的进口在奥尔良不曾受过检查，但是1777年法令在该市建立了书商行会，其主要任务就是消灭盗版书。库雷通知纳沙泰尔出版社，他不想冒风险，要停止从国外进口图书了。1778年1月，他证实新书商行会确实像他所担心的那样严厉，因为它是在政府的密切监视下工作的。不过，五年后，他当上了副理事，不久又升任为理事。他许诺，在这个职位上，他有可能为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货物打开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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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雷与纳沙泰尔出版社做生意所受到的最大限制是经济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他在1775年1月发出了多年来第一封抱怨图书贸易遇到艰难时期的信，并且拒绝承兑出版社开给他的期票。他自己另开了一张期票，将到期日延后，并附上一份订单再要一些书。随后，期票和订单的交替一直持续了三年，伴随着拒绝承兑、关于到期日的争执，还有对库雷账目上尚欠余额的意见分歧。他们的交锋最终变得十分尖锐，以至于库雷在1779年7月25日的信中宣布，他要结清账目，停止向出版社订货了：“你们授予的信用太低，【234】你们的生意和我们的一样艰难，做事却缺乏弹性，这迫使我放弃这种联系，对我来说成效太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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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通信一直断断续续地保持到1787年6月，出版社的最后一封信表明，它还在催库雷偿还一笔233锂的旧债。虽然库雷的最后几封信散佚，但从出版社的回信可以看出，他对出版社有关他账目的情况有异议。也许他对出版社缺乏弹性的抗议不无道理，但出版社与真正“有实力”的书商就不会陷入这种争端，那些书商为了捍卫自己的声誉——而且正如他们所说，捍卫他们的签名的荣誉——会及时付清货款。法瓦尔热1778年视察库雷的生意时就对他颇有微词：“库雷·德维尔纳夫虽然表面上光彩照人，但肯定属于平庸之辈。”库雷设法让他的生意支撑到了1789年；但随着大革命波及奥尔良，他的生意就垮了。他动身去了巴黎，在革命政府中谋到了一份负责监督印刷厂的工作。其间，勒图尔米兄弟继续做他们的生意，推销一些赞同第三等级事业的通俗印刷品——在1780年代为生存进行的全面竞争中，零售商贩兼书商们击败了这位书商兼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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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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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瓦尔热11月10日离开奥尔良，11月15日很晚才到达第戎，5天行路将近320公里。考虑到他半路上还停下来视察了欧塞尔的书店，这速度已是相当快了。马儿还能挺住，但马具已有磨损的迹象。法瓦尔热必须买一条新缰绳，马鞍也要重新整理一下，同时还要换一副马掌。欧塞尔只有两家书商，都因“付款很难”而出名。不过其中一家，皮埃尔·博纳尔，让法瓦尔热觉得是个诚实的人，有一间存货不错的书店，而且下了一份大订单，品种还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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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戎，蚀刻画，摘自《新版法国风光游》，巴黎，奥斯特瓦尔德，1817（BiC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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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戎拥有厚实的椭圆形城墙和四座大门，法瓦尔热通过其中之一入城。他沿着两旁种植了榆树和椴树的宽阔街道进入了市中心，那里坐落着一些书店。城里有众多宏伟壮丽的建筑物，屋顶上铺着绚丽多彩的瓦片，建设年代可追溯到15世纪勃艮第公爵的鼎盛时期。另外还有许多联排楼房，都是最晚近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从一个出版商的角度看，【235】第戎的贸易似乎有一种令人愉悦的平衡：葡萄酒桶运出去，书籍货包运进来。当然，这种说法太简单了，没有考虑到第戎经济的复杂性。除了葡萄酒，第戎还做小麦、纺织品、铁器和镜子等方面的生意。作为外省首府之一，第戎还是个图书贸易中心，因为它拥有门类齐全的各种机构，包括一所高等法院、一所间接税法院和一所审计法院、一座总督府、一所拥有大型法学院的大学，以及一所学会，它们都是书店的重要客源。书商数量从1764年的7家增加到1777年的10家，1781年又增加到12家。他们征集的《百科全书》订户数量非常多（152册，几乎是格勒诺布尔的两倍，而两城人口相同，都是20，000人）。该省具有读写能力的人数比率比较高，成年男子可达到54%。读者们会订阅当地的通报（affiches），也会光顾读书会。所有这些迹象表明，第戎可能是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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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法瓦尔热没有在第戎的书店久留。【236】出版社已经命令他不要耽搁，他也需要在下雪前赶到汝拉山关口，以免大雪造成山路骑行的困难。第戎城里的十家书商中他只考虑去两家看看，一家是让-巴蒂斯特·卡佩尔，一家是路易-尼古拉·弗朗坦（Louis-Nicolas Frantin），都是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潜在客户。他给了弗朗坦一份书目，但似乎觉得不会有任何成果，也确实没有；弗朗坦从未给纳沙泰尔出版社写过信。出版社倒是收到过另外三家书商的几封信，他们是弗朗索瓦·德万特（François Desventes）、安托万·伯努瓦（Antoine Benoit）和让-巴蒂斯特·马伊（Jean-Baptiste Mailly）；但是他们也都没有发展成客户。所以现在只有卡佩尔——他在市中心的圣让广场开了一家印刷厂和一间书店——能帮忙了：纳沙泰尔出版社必须靠他来打进第戎这个似乎很有潜力的图书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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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瓦尔热认识卡佩尔。两年前，他在出差期间拜访过卡佩尔，并曾报告说，尽管卡佩尔是当地书商行会的头儿——抑或正是因为这一点——他特别想买禁书，并帮助纳沙泰尔出版社推销它们：“第戎……卡佩尔先生是好书商之一。至少他的书店品种很全。他经营大量‘哲学书籍’……他是书商行会的检查员。我们经过茹涅（地处汝拉山脉通路上的一个小镇）的所有货包都是他经手。他对此没有顾忌，但是警告我在他的检查员任期结束后要小心。接任的人可能要差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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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前景不错，但在随后的两年里他们的生意并没有做大。纳沙泰尔出版社在供货路线上总会遇到麻烦——无论是在瑞法边境，还是在第戎本地。它需要在第戎有一位可靠的代理人帮它让货物顺利通关。第二章说明过，卡佩尔拒绝当它的代理商，尽管他有时愿意合作。该市最重要的货运代理商弗夫·拉莫父子公司（Veuve Rameau et fils）愿意处理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货包——但是当他们知道货包的内容时就放弃不干了。1777年3月18日，他们写信愤怒质问：“你们为什么把禁书发运到王国来？……我们再也不想接收任何这样的货物了；如果有人发过来，我们就第一个要求把它们没收……因为我们不想卷进任何违背国王命令的活动……真令人吃惊，你们自己违犯国法，竟敢让我们以个人名义对任何失误负责。”(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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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沙泰尔出版社很少收到这样赤裸裸效忠体制的信，为应付警察【237】拦截而有意写的可公开的那种假信除外。弗夫·拉莫的言辞显然是认真的，它证明了国外出版商在运输系统的中间人中很容易找共谋的说法并不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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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瓦尔热1778年再次尝试安排到第戎的货运时，他撇开了弗夫·拉莫父子公司，转向雅克·尼布拉父子公司，他们是货运代理商，兼做制造蜡烛的小生意。尼布拉同意接受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货物，并设法让附随的货物通运准单得到处理（一个很棘手的活儿），尽管当地书商行会没有这方面的权力，因为第戎不是正式的口岸城市。这里的书商行会行事马虎草率。它的官员在三楼一个邋遢的房间开会，而且没有足够的资金租借大面积的存储空间来实施货物检查。(10)因此，书籍货物运到第戎后，通常先由当地海关官员拆封，然后送到大市场，和其他各类货物堆放在一起。根据与法瓦尔热协商作出的安排，尼布拉将从大市场取回货物，拉到他自己的办公室，拿掉出版社单独包在货包上部的所有禁书，然后请卡佩尔来检查。尽管卡佩尔作为理事肩负着责任，但他乐于为纳沙泰尔出版社提供方便。他发现没有非法书籍，就会对货物通运准单进行处理，这样尼布拉就可以把它寄回给瑞士边境的海关官员了。虽然重量在货物通运准单上有记载，但卡佩尔会忽略核实，所以没有迹象表明有书被拿掉了。如果货物就是发给他的，他就会把它带回书店。如果不是，尼布拉会把它转运给出版社的另一家客户，而且货包不会再有被检查的危险，因为它已属于国内货物了。法瓦尔热得知，这种方法对洛桑和日内瓦的出版商兼批发商来说很有效。当他离开该城时，一切似乎准备就绪，纳沙泰尔和第戎之间的图书贸易将有重大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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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利。1778年12月，在法瓦尔热到访一个月后，尼布拉证实，他会发挥他的作用，但是又警告纳沙泰尔出版社，【238】他不保证对任何失误负责，而且现在风险似乎很高，因为新理事上任替代了卡佩尔，他们宣称检查将十分严格。一年半以后，尼布拉放弃了货运代理商的生意，一门心思做蜡烛去了。他的引退是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一大损失，因为在第戎巍峨厚重的城墙内，出版社找不到任何人来照顾它的货物。(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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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纳沙泰尔出版社与卡佩尔之间的生意徘徊不前。1777年2月，他们的生意好像有了些希望。奥斯特瓦尔德去巴黎出差，他在贝赞松乘上的马车，途中曾作短暂停留并拜访了卡佩尔。他显然说服了卡佩尔相信纳沙泰尔出版社是一个卓越的供应商，因为几天后，卡佩尔就根据奥斯特瓦尔德留给他的书目下了一份订单。订单包含36种书籍，种类十分广泛：游记文学、历史、儿童读物、小说和几种17世纪的古典著作（莫里哀和拉封丹的著作）。他还要求订一部政治毁谤著作《特雷修道院长回忆录》，尽管书目上没有，但他认为出版社可以提供。卡佩尔解释说，这份订单是一个尝试，作为他评估纳沙泰尔出版社图书存货的纸张和印刷质量的一个方法。他希望能由此发展出一些互利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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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6月份以一个印刷商同行的身份写信说，他招募了一些愿意到纳沙泰尔出版社印刷厂工作的工人。9月份他又下了一份订单，尽管第一批货由于跨境运输遇到麻烦延迟了。出版社在回信中问他是否愿意做承保人，让货物通过他的书商行会发运。他拒绝了，不是因为他坚持原则，而是因为风险很高：他解释说政府最近发了命令，书商行会在进行检查时要格外严格。出版社继续向卡佩尔求助，但他不予理睬，而到了这年年底，他似乎生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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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的信总是写得很礼貌，而且文笔不错（他的受教育程度似乎比许多较小的书商高一些），但语气是冷淡的。1777年11月27日，他抱怨说，出版社的书一本都没有到货。他从出版社得到的信息和从它的中间人那里得到的相互矛盾，而且不得不白白支付邮资（在18世纪，信件邮费都得“到付”），令他恼火：“麻烦和耽搁令我十分气馁……我收到的纳沙泰尔来信，【239】有几封什么也不说，其他几封则宣布货到不了，这让每件事情看上去都像是一场滑稽剧，而我就是其中一个受骗上当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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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麻烦，许多是由1777年8月30日的法令带来的不确定性造成的。法令颁布已经三个月，卡佩尔还不曾见过它的文本，即使他是第戎书商行会的理事。他最终在11月看到了这个法令，还是一位朋友借给他的。当时他的第一反应是做出预告：这项立法不可能实施，因为巴黎书商曾对它的一些方面提出过抗议，会成功地予以阻击。不过尽管如此，第戎的书商们还是应该就他们的盗版书持有情况向政府发一份报告，并在年底前开始给它们打上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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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8年1月，卡佩尔终于收到了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一批货物。可他整理货物时，却发现其中没有他订购的书籍。后来发现，这些货包原来是要发给多勒（Dôle）的名叫夏博（Chaboz）的书商。这次失误让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货运系统看起来似乎正逐渐失灵，但尽管发生了这种情况，卡佩尔还是要求出版社发给他6册《法国掌玺大臣米歇尔·德洛皮塔尔的历史颂词》（Eloge historique de Michel de L’Hospital，chancelier de France），并且说，他还热切希望征集四开版《百科全书》的订户。2月，给卡佩尔的主要货物终于运到。他写了一封信，表示希望此后他们的生意可以稳步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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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8年7月，他写信说，政府法令在第戎仍然没有生效。他预料将有两位理事要来替换他，将来会如何处理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货物他不得而知。他会尽可能提供帮助，但是他警告说，“我可不想让自己受到连累。”这就是四个月后法瓦尔热到访时实际发生的情况。由于已经和尼布拉有过约定，法瓦尔热觉得和第戎的贸易有希望振兴。然而事与愿违，1778年12月，尼布拉报告说新理事上任了，决心没收所有非法货物。就在这时，卡佩尔停止了从纳沙泰尔订购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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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卡佩尔的订货数量从来都不大，所以根据这些订单做出的统计只能让人稍微了解一下1777年左右第戎的图书贸易情况。【240】卡佩尔需要一些教学用书，他订了皮埃尔·雷斯托的《简明法语语法原理》和尼古拉-安托万·维亚尔（Nicolas-Antoine Viard）的《法语朗读、拼读和发音的正确法则》（Les Vrais principes de la lecture，de l’orthographe et de la prononciation française）各12册，以及6册《算术，或供无师自学用的简易算术课本》（L’Arithmétique ou le livre facile pour apprendre l’arithmétique de soi-même et sans maître）。他还要了匿名文选《儿童读物，或既能让孩子们快乐又能让他们爱美德的小故事选》，和流行的、让娜-玛丽·勒普兰斯·德博蒙（Jeanne-Marie Leprine de Beaumont）的《儿童杂志，或一位聪明的女家庭教师与她的上流社会小学生的对话》（Magasin des enfants，ou dialogues d’une sage gouvernante avec ses élèves de la première distinction）。政治书籍则有激进的毁谤性书籍《特雷修道院长回忆录》和马布里神父的理论著作《论立法或法律原则》（De la législation ou principes des lo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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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想象得出第戎的律师和高等法院官员在卡佩尔的书店里用指头翻阅这些书籍的场景，尽管他从未指明任何顾客的身份。他订了西蒙-尼古拉-亨利·兰盖颇受争议的《兰盖先生致韦尔热讷伯爵先生的信》；但是后来他后悔了，因为它没有及时运到：“它已经不再流行了，我要降10苏把它们甩卖掉。”卡佩尔订的其他书籍种类广泛。外省经销商通常订购的就是这几类书籍，它们也不是纳沙泰尔出版社提供的书籍所特有的，因为卡佩尔指出他从别的出版社进过同样的书籍，包括里昂和巴黎的出版社。他的卷宗证实了我们从其他书商的卷宗里获得的印象：在法国外省地区，读者对各类书籍的需求量都很大，但是这一需求并没有得到满足，这是因为书籍难以运到书商手中。日内瓦和洛桑的出版商兼批发商也许比纳沙泰尔出版社做得更成功一些，而后者和第戎的交往，只是一个商机频失的故事。尽管法瓦尔热已经建立了一些新的关系，也谈妥过几份合算的订单，但是他的法国中部之行是令人失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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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这个主题，见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的著作，尤其是《文明的进程》（The Civilizing Process），修订版，牛津：Basil Blackwell，1994；和《宫廷社会》（The Court Society），纽约：Pantheon，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