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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旧词的转用也要小心。用好了功德无量，用不好就会陷入歧义或错误的泥坑。比如“报人”一词，既与英文newspaperman相对应，又含有中国历史文化的沧桑感。从张季鸾、邵飘萍一直到黄裳，一条线下来，真的可以使后人从这个职业中汲取到许多传统与传承的力量。再如“书人”一词，我在10多年前写过一篇文章《不尽奇缘在书人》，试图用“书人”替代“编辑”一词，用以显示自己作文的新意。后来读陈原先生的《书和人和我》才知道，“书人”一词也是有来头的，它是陈原先生对英语bookman的硬译。陈先生说，在莎士比亚时代，这个词指的是学者或学人，经过几百年沧桑，词义逐渐扩大，连出书的、编书的、卖书的——总之与书沾边的人，都包括在内了，只是不包括焚书的人。我读到陈先生的这段文字时，被“书人”一词丰厚的文化背景吓了一跳，心中自嘲道：多亏这里面不包括“焚书的人”，否则那篇文章的题目就有“不尽奇缘在焚书人”的歧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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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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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1704852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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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美妙的乌托邦，丑陋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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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人尼尔·波兹曼宣称：美国社会患上了一种不治之症——“文化艾滋病”。这种疾病正在发作，导致美国文明的倒退，逐渐回到“野蛮世纪”。目前人们还没有找到治疗的方法，因为此“病”不像独裁者和专制主义那样容易辨认且遭人厌恶，它往往是满脸笑容向我们走来，使致病者毫无知觉或心甘情愿地受其感染，最终因大笑过度而力衰身亡。这种疾病是由两种病毒引起的：一是电子传媒，再一是以电子传媒为载体的极端娱乐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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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阐释“病毒”的危害，波兹曼写了许多书。其中有两本书，光是题目就让美国人震惊，甚至让整个世界震撼。一本叫《童年的消逝》（1982）。他在书中宣称：以电视为标志的电子媒体，已经使美国社会丧失了“童年”，而“童年”的消逝必然导致美国文化的衰落。另一本叫《娱乐至死》（1985）。他在书中更是大声疾呼：电视将人类社会全面地娱乐化，人们在欢笑中不再思考，日渐丢掉了精神和思想。《娱乐至死》的封面就让人深思：一家四口温馨地围坐在电视机前，他们只有身躯，没有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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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童年”的问题。波兹曼的“童年”定义在7～17岁之间，但他的述说不仅涉及生物学的范畴，更是一个文化学的概念。他对“成年”与“童年”的定义非常奇特：成年是有阅读能力的人，童年是没有阅读能力的人。而社会性的阅读，只是在活版印刷术发明之后才成为可能。其实早在11世纪，中国的毕升就发明了活字印刷的技术，只是他的“活字”是用胶泥制成的；15世纪初，朝鲜已经有了金属活字。但这项技术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正如波兹曼所比喻的——他们造出了“魔鬼”，“魔鬼”醒来后却发现这是一个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便倒头又睡去了。不过15世纪中叶，当西方人古登堡发明活版印刷术后，欧洲文化便蜂拥而上。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欧洲的100多个城市拥有了印刷机，印出800多万册书；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欧洲已经由中世纪的“全民文盲”，迅速达到50％以上的男性识字率。于是，阅读有了新的意义。一般说来，成年人的阅读是开放的，未成年人需要通过识字与阅读的学习，成长为一个成年人。就这样，阅读将文化意义上的“成年”与“未成年”划分开来，“童年”的概念也产生了。你可能要问：“难道15世纪以前，欧洲社会结构中就没有童年吗？”波兹曼说：“是的，现代意义上的‘童年’，只有400年的历史”（到上世纪80年代——笔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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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仅靠“识字”来构造“童年”是不够的，文明社会还需要通过控制阅读内容，来保持童年的生命力。也就是规定一个儿童应该知道什么，不应该知道什么，或者说，儿童对于成人的行为的了解，应该有一个顺序。比如，我们首先要对他们进行名誉感的教育，然后让他们逐渐知道社会的复杂性；再次，我们要对他们进行羞耻心的教育，让他们学会对“原始冲动”的控制，然后才让他们知道更多与性相关的秘密。总之，童年存在的重要基础是对成年的神秘感与敬畏感，正如成年人的另一个定义——所谓“成年”，就是生活中的一切谜（尤其是性）都已经解开了。如果童年就与成年一样没有秘密，或自发地、不分先后地、随意地解开这些“谜”，这在生物学和文化学的意义上都是危险的，同时必将埋葬人类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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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波兹曼是“纸制书阅读”的崇拜者。他认为，“纸制书”是最好的媒体，它既解放了人的个性，同时书籍“有限传播”的属性，也可以做到对未成年人阅读内容的控制。在学校和家庭中，规定他们应该读什么，不应该读什么，从而实现知识与成长的良性结合，划清成年与童年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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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西方文化按照波兹曼的描述走下去，产生于16世纪的“童年”是不会消逝的。但是19世纪中叶，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人类第一封电报的发出，电子媒体诞生了。它是“第一个使信息传播速度超过人体速度的媒介”，同时也宣告了“纸制书”一统天下的时代的结束。接下来的100年，是电子工业和信息技术大炽的时代，尤其是电视的出现，迅速地化解了波兹曼的分析。首先，“识字”不再是认知的屏障，什么人都可以津津有味地坐在电视机前认真地“阅读”，品头论足。正如萧伯纳看到百老汇五光十色的灯光时所言：“如果你不识字，这灯光无疑是美丽的。”其次，对未成年人阅读内容的限制也不攻自破，电视肆无忌惮地揭开了成人所有的文化秘密。比如，出身好莱坞的罗纳德·里根从来没写过文章，也没有什么思想体系，但在电视上，那些傻乎乎的政治家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他甚至在大选中公开说：“政治就像娱乐业一样。”这样的政治还有什么名誉感可言？至于性问题就更加混乱了，诸如“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谈一下乱伦的问题”一类的话语，几乎成了美国电视上的口头禅，“它使美国人长期处在性亢奋的状态，并且强调性满足上的平等主义”。波兹曼气愤地说：“忏悔室里的交流，都恬不知耻地成为公开的话题。”就这样，电视摧毁了美国人的“童年”。如果说，这种“消逝”还只是在文化学的意义上，那么波兹曼还发现，在生物学的意义上，“童年”的概念也在萎缩。在近100年里，美国女性的青春期每10年大约提前4个月，也就是说，1900年女性初潮期平均年龄是14岁，而1979年就是12岁了。这难道与同时发生的“信息技术革命”是巧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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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兹曼：《娱乐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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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消逝了，问题接着进一步恶化。出版《童年的消逝》3年后，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又发出更为恐怖的预言：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副作用，不但使美国人丢失了童年，还将使他们丢失全部思想和精神的生命。这本书的写法，不再像《童年的消逝》那样观照历史与文化的流变，不再条理清晰地沿着理性的路径娓娓到来。在冲动的情绪下，波兹曼列举了大量的例证，用以说明一个道理：电视只有一个声音——娱乐的声音。它外在的因素是商业化与收视率，内在的因素是电视本身的表现形式就是一种以娱乐为目的的文化。由于我们在没有认清电视的本质的时候，就试图利用电视的娱乐功能辅助于各行各业，结果却纷纷落入娱乐化的圈套，被转化为娱乐的附庸，大量的“文化悖论”被衍生出来。比如，新闻的价值取决于它带来多少笑声，因为“只有娱乐才有新闻”；尼克松“水门事件”的暴露，是因为他的电视形象太像一个说谎者，引起了人们的疑心；一个播音员因为长相不好影响了收视率，结果遭到解雇（波兹曼说，他由此想到，在野蛮社会中，带来坏消息的人将被驱逐或杀掉）；一个人的心脏手术在50多家电视台直播，事后记者问：“你不害怕吗？”患者答道：“他们绝对不可能让我在电视上死掉。”1984年，有人拟花费2.5亿美元把《圣经》拍成225小时的节目，搬上荧屏；1983年，电视直播耶鲁大学的毕业典礼，邀请电视脱口秀名角主持，而当一位好莱坞明星出现时，“那巨大的欢呼声足以把当地的死人吵醒”；今天总统竞选的电视辩论，与当年林肯和道格拉斯的经典辩论根本不可同日而语。里根在与弗里茨辩论中说了一个很俏皮的笑话，第二天许多报纸都说——“里根用笑话击败了对手”。面对这些怪现象，波兹曼更气愤地说：“在这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文化已经变成了一场滑稽戏。”所以当欧文·柏林的歌中唱道“没有哪个行业能像娱乐业”时，波兹曼恶意地讥讽道：“只要改成‘除了娱乐业没有其他行业’，他就会成为像赫胥黎那样的先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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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波兹曼提出了一个更为惊人的政治预言：美国正在不自觉地跌入一个赫胥黎式的“乌托邦社会”。这个赫胥黎是《天演论》（严复译）的作者汤马斯·赫胥黎的儿子阿尔都斯·赫胥黎。“乌托邦”的概念并不新鲜，它是人们空想的美好的社会形态。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乌托邦的先声，而摩尔的《乌托邦》（1516）则开创了这一独特的文学题材的写作。但空想终归是空想，它的现实意义是模糊的。上世纪初，情况发生了变化，一种“负面乌托邦”（又称“反乌托邦”“非常乌托邦”）的文学创作诞生了，它所阐释的是一些“美好空想”带来的社会灾难，引起了社会学家极大的关注。波兹曼也试图在这里找到灵感和依据，说明美国文化行将衰落的道理。他列举了两种“负面乌托邦”的形式：一是奥威尔在《一九八四》（1948）中描述的极端专制主义社会；再一是阿·赫胥黎在《美妙的新世界》（1932）中描述的极端科学主义社会。波兹曼的结论是：专制是丑恶的，它试图建造的“文化监狱”是容易辨认的；况且奥威尔预言的“一九八四年”已经过去，它起码没有在美国发生。即使发生，“在弥尔顿、培根、伏尔泰、歌德和杰弗逊这些前辈的精神的激励下，我们一定会拿起武器保卫和平”。但赫胥黎的预言就不同了，他描述的“技术至上社会”到处莺歌燕舞：人不再自然生育，而是通过技术人员孵化出来；“孵化人”是完美的，男性牛高马大，女性弹性十足，他们不必生育，没有婚姻，也不允许有专一的性伴侣；他们不会生病，心情不好时吃一种“解忧丸”，就立即欢快起来；人们不惧怕死亡，因为他们从小就接受“安乐死”的教育；他们运用科学手段进行“睡眠教育”、巴甫洛夫式的教育，一个观念会千百次地在受教育者的脑海中重复。许多词汇在这里消失了——“父母”“夫妻”“爱情”“痛苦”“放荡”，思想、艺术、宗教、家庭、情绪和各种人性、文化的差异都荡然无存。尤其是“死亡恐惧”也消失了，从而导致人类失去了追寻文化精神的原动力，同时，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也随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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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威尔：《一九八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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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美妙的新世界”，它的美妙之处就在于：它与奥威尔预言的专制主义社会同样危害人类文化，但它采取的手段却更高明，不是监狱，而是欢乐。波兹曼指出，美国社会正在向赫胥黎式的乌托邦逼近。人们的“解忧丸”就是电视，它带给我们无限的娱乐。教育手段也是类同的，“一个40岁的美国人，已经收看了超过100万条广告”，而广告的手段大多是“伪寓言式”的：一对夫妇的衣服没洗干净，是因为他们不懂科学，没有选择技术更好的洗涤剂；他们受人奚落，于是忏悔，赶紧改过，于是绿草茵茵，遍地花开。娱乐之中，科学主义得到进一步的神化。就这样，美国向赫胥黎式的乌托邦社会一步步走去，没有斗争，只有笑声。因为“我们听不到痛苦的哭声，那又同谁去战斗？同满脸堆笑的娱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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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波兹曼的悲观主义情绪，中国的有识之士久已关注。关于“负面乌托邦”的问题，早在1979年，李慎之、陈翰伯、陈适五、董乐山等人就已经组织并译出《美妙的新世界》《一九八四》，刊登在《编译参考》上。其实这两部名著均属于“负面乌托邦三部曲”，另一部是扎米亚京的《我们》（1921）。还有一种“负面乌托邦四重奏”的说法（沈昌文语），即上述三本书，再加上费奥多罗夫的《共同事业的哲学》（1906～1913）。这4部书有3部已经在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中出版，只是《美妙的新世界》因为“文库”的夭折而未及面世。今天，它的清样还放在我的案头上，卢珮文译，其中有李慎之先生的序言《为人类的前途担忧》。现在此书已经有很多版本面市，题曰《美丽新世界》。可以说，为了客观地认识波兹曼，读一些背景性的文字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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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我国学者也有一个追踪的过程。它们的中文版出版人严博非回忆说，他早就听说波兹曼和他的著作，从1997年开始就寻找这两本书的版权，直至2004年才实现出版的愿望。但是，2003年10月波兹曼去世时，学者刘擎说：“他辞世的时候，我不曾读到任何中文的报道。在美国也有学者抱怨，说他的死讯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因为当时的传媒正热衷于施瓦辛格竞选州长的戏剧性进展。这对波兹曼来说可能并不是遗憾却反倒是安慰，因为这恰恰验证了他的理论。早在1985年，他在《娱乐至死》一书中就曾预言，政治竞选将越来越多地采用好莱坞的娱乐模式，而传媒将蜂拥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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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的文字以及所讨论的问题，显然不会给读者带来笑声。但是，我的耳边却不断地回响着波兹曼的声音：“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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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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