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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奉献给出版事业者，无一不是书迷。迷上了书，即迷上了这事业，百折不回头。局外人有取笑者，管他呢——水来土挡，因为迷上了书。钻入书林，迷上了书，然后知书味，知了书味，则什么闲言碎语，什么风险，什么打击，什么挫折，什么什么，都不怕了……书迷与文明共生，甚至过着一种淡泊宁静的自我牺牲生活，具备一种虔诚的殉道者精神。默默地勤劳，做出无私的奉献。不是为了黄金屋或颜如玉，决不只是具有“职业”道德，书迷已超过了“职业”，他的职业性责任感，已升华为对人类文明的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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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摘自陈原先生的一个讲演稿，名曰《总编辑断想》。我喜爱此文近乎痴迷，甚至专门为之出版了单行本。值得提及的是，沈先生的“后序”更是解得真切。他说：“陈老出版观念的许多新发展，我已不及实践，以是恨恨……从这里看，年轻的读者朋友，你们在还能把陈老的经验付诸实践的大好时光读到这本书，是有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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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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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段时间里，出版界还有一篇文章，振聋发聩，这就是刘杲先生的大作《出版：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刘先生是我们的老领导，身居高位，或高堂讲章，或指点江山，他从不讲官话套话。尤其是他的微笑，他的平和，他的从容不迫，让人体会到文化修养与文化传承的魅力。在刘杲先生那里，“文化”就是生命，是一个出版人的生命，是一个民族的生命，是人类的生命。例如，谈到“文化大革命”，他说：“陈翰伯的话给我印象最深，‘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是永远不要再搞文化大革命了’，一句话就说透了，有什么可分析、可争议的？什么‘二八开’‘三七开’‘四六开’，甭开了！”这话让我刻骨铭心。由此联想到眼下改革的热浪，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文化”这个精髓！有了这个基本精神的确定，“坚守”就不再是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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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杲先生还有一篇文章，着实让我激动了很久，即他为《中国编辑》创刊号所写的发刊词，题为“我们是中国编辑”。此文文采飞扬，充满激情。他不但激励着我们的斗志，更让人感叹一位职业出版家的情操，同时，我还想到“历久常新”的意义！其中一段，就足以鼓起我们“坚守”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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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编辑，堂堂正正，浩浩荡荡。在这支队伍的前边，我们望见张元济、邹韬奋、胡愈之、叶圣陶、陈翰伯等众多先贤的背影。前人霞光满天，后人朝气蓬勃。我们前赴后继，鹏程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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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体会到一种纯洁的情感，一种坚强的意志，一种即使历尽人间遭逢，依然百折不回的人生态度。我们这一代人，实在是太需要这样的“精神注入”了。我还建议，若有闲暇，就再读一读刘杲先生为《编辑人的世界》一书所写的序言——“美国编辑怎样看待编辑工作”。总之，他的理念是完整的，是一以贯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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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刘杲先生的那个命题——“出版：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此文原载于《中国编辑》2003年第6期，但这个命题的提出，却与我有些关联。那是在2003年6月，我托沈昌文先生请刘杲先生为我的文集《人书情未了》作序，刘先生正是在此序文中写道：“文化是出版的魂，出版的命……如果背离了文化出版这个根本目的，经济手段对出版有什么意义呢？”沈先生收到刘杲先生的序后，在回复的邮件中赞道：“你的‘对出版来说，经济只是手段，文化才是目的’，是名言，佩服佩服！现在正需要这样的黄钟大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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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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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的“联想”从圈内又游离到圈外，不过也“外”不到哪儿去，都是“案上春秋”。写到这里，我恰好收到董桥先生的来信，他是看了我的一些关于出版的短文才写此信的。其中有一段话，让我倍感自豪。他说：“我平生原本最想做个出版人，出精致的书，出好书。但是此生我做不成，看到你做了，格外高兴。”我们出版人，在这个行当里，听到大行家说一句“你的书编得真好”，是可以大慰平生的。记得我曾经对王亚民先生说：“有专家说，要抓紧收集河北教育出版的那批好书，其中有些品种，大概在未来数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不会再有出版的机会了。”当时，亚民兄脸上呈现的表情，凝重而欣慰，使我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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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言之，我总觉得，“坚守”一词有些压迫感。其实出版更应该成为一个乐园，一个爱书人的乐园。以文会友也罢，文以载道也罢，总之那欢乐是发自内心的，是超越时空的，甚至是超越生死的。你看，董桥在那封信中还写道：“你的《无奈的万有》一文，所附王云五先生的照片，让我想起当年在台北（与王云五）匆匆一晤的旧事。”于是，我找到董先生的《给自己的笔进补》一书，其中有文章曰《点亮案头一盏明灯》，他记述了那段“旧事”以及对出版人的尊敬：“读这些文库、丛书，我常常会想起王云五在商务的业绩，觉得这样的读书人，实在体贴周到的可爱……照片里的王先生矮矮胖胖像个大冬瓜，有一次在台北重庆南路见到这样一位老先生走过，几个同学都说那是王云五，我起初半信半疑，后来也跟着大伙一起相信了，回宿舍夸说我们见到了王云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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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故事里，恰恰包含了出版人乃至文化人的快乐。即使在香港，即使在世界各地，“文化链接”就是这样便捷，无处不在。这正应了《易经》中的那句话“鹤鸣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一个多么美好的景色。这正是我们追求的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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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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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1704852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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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陈原：我们的精神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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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在10多年前，我还在辽宁教育出版社工作，那时我们出版社以编教材为主，所以很有钱。为了提高出版社的声望，我们请来了沈昌文先生等著名出版人，帮助选书、编书，并在较短的时间里推出了“书趣文丛”“牛津精选”等许多颇有影响的图书。有了这样的成绩，我的内心中自然对沈昌文先生敬重有加。有一次，我说：“沈先生，您是我们这一代出版人的导师！”闻此言，一贯悠然无忌的沈先生突然有些正色地说：“不，我只是导师的秘书。有机会我们应该去拜会一下陈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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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到陈原先生有些偶然。那天好像是我们为了庆祝第一辑“书趣文丛”编辑成功，“脉望编辑部”的几位同仁在北京的马克西姆餐厅二楼小聚。不知是谁通报：“陈原先生也在楼下用餐。”沈先生立即站起来说：“你们都不要动，我带晓群去见一下就可以了。”我记得，一楼餐厅的散座，弥漫着法兰西的情调，恬淡的灯光，夹杂着几点午后斜阳的亮斑。当时我很紧张，记不得陈原老的相貌，记不得彼此说了些什么。或者，我大概什么也没说，只是握手致意，便退了下来。事后沈先生解释：“陈原老是一个极好安静的人，近些年他更是约定，聚会最好不要超过三人。”我记住了这一点。因此，在与陈先生的交往中，每当人数超过三人时，我的印象就格外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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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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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超过三人的聚会也是在一家西餐厅，我们是请陈原先生出任“新世纪万有文库”总顾问。他原本是不肯接受这个差事的，虽然他曾经是商务印书馆的老总，虽然当年的老“万有文库”与商务有着那么多血肉联系。但是，有两件事打动了陈原先生。一是沈昌文先生向他介绍说：“这是新一代出版人希望为现时代做一点文化积累，这也正是您一直期盼的事情。”二是他问我还做了些什么？我说，有牛津、剑桥的学术著作，还有国家地理的《百年摄影经典》、探索频道的《海底王宫》、BBC的《地球故事》等等。听到这些，陈原先生一下子激动起来，对他的助手柳凤运女士说：“听到了吗？不得了，不得了。”我知道，他的激动是出于对这些书的深爱！我也知道，他是多么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热衷于人类文化的传承！所以，他接着问我：“为什么这样做？”我说：“希望走商务印书馆的路。”这时，陈原先生的情绪已经冷静下来，他说：“走商务的路，至少需要20年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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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陈原先生再一次多人的聚会，是为了祝贺他的三卷本《陈原语言学论著》出版。席间，陈原先生突然对我说：“晓群，你那篇文章《在高高的桅杆下》写得很好。尤其是你提出的出版‘无序说’很有意思。”闻此言，我不由得惶恐起来。要知道，那时陈原老已经80多岁了，而我写的只是一篇千把字的小文章，竟然也没有躲过他的目光。更何况我的那个所谓“无序说”，完全是在追随老一代出版人的理念，主张出版要强调个性与多样性，不要跟风，不要一味地主流化。其中许多想法，恰恰是在陈原先生的文章中读出来的。于是，我说出了自己的思想根源，还希望能够出版他的文章《总编辑断想》的单行本。此时，陈原先生又激动起来，他滔滔不绝地讲述着自己的出版理念，对于我们这些后来人的期望之情溢于言表。最后合影留念时，他还在我的耳边开玩笑说：“要是出版人能克隆，那该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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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从事出版工作，你可能觉得自己的能力已经游刃有余了。但是，只要与陈原先生接触，你就会产生面向大海的感觉，无论深远，都让人顿生怅然而不及的惭愧！学识就不用说了，陈万雄先生说他是“中国近代文化启蒙的殿军”，这个“殿军”用得好！五四以来，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降任于陈原，在他之后，真的就戛然而止了么？唉，这些大事情我想不明白。我的心中依然深记着陈原先生的一些小事。比如，他指出我们信件中的用词不当；他告诉我们，在遴选西方学术著作时，应当重视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图书；当我们出版《杂记赵家》遇到版权麻烦时，他教我们如何登门拜访，如何致歉，如何了解受访者的专业爱好，送上他们喜爱的书。他说，文化出版最讲“传承”二字，它是一种模式，更是一种格调、一种风度，它是我们这些“书迷”共同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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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0月26日早晨8点多，沈昌文先生发来邮件：“陈原老今晨五时不幸谢世。”一时间哀悼与纪念的声浪不绝于耳。我们的痛惜之情自不用说了，好在陈原先生的理念已经植入我们的心田，好在我们的头脑中充满了“精神永存”的信念。你看，沈昌文先生参加陈原先生的追悼会回来，逢人却说：“我刚刚参加了陈老总的一次聚会。”有人问：“你看到陈原先生的面色很好吗？”沈先生说：“我看大家的面色都很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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