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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人难过的评价来自那位大哲学家——黑格尔。他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写道：“《论语》中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我们根据他的原著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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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对于中国文化的言论，无论是褒扬还是贬损，都有其认识的道理。问题的关键是，这些言论产生于西方文化的主流体系中，它们的影响是很大的，有时是久远的。近年来，不是还有某位西方政客在散布“中国煮婴论”么？应该说，让西方人真实地了解中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而孔子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眼”。对西方人而言，他们由孔子而探测中华文明的堂奥，如“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对中国人而言，“孔子曰”实在已经成为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一块标牌，就像一个知名品牌的商标一样，它需要得到品牌拥有者的爱护与培育。正所谓“历史的印迹需要修正，现实的中国需要说明”，这些都是我们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时代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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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我的耳边不由得又响起前些年罗文演唱的那首充满谐谑的《孔子曰》。其中那段伴唱咿咿唔唔，在耳鼓间挥之不去。歌云：“孔子曰非礼勿视，孔子曰非礼勿听，孔子曰非礼勿言，孔子曰非礼勿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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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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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1704852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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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启蒙时代，我搜到一张充满个性的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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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十年动乱”刚刚结束，人的思想一下子解放开来，整个社会都进入一种集体亢奋的状态，学习的拼命学习，思考的放开思考，不觉形成了10余年的文化繁荣。只是在历史的时段上，这个过程有些孤立且短暂，前面的“文化革命”与后面的市场经济，把80年代隔离成一个精神孤岛。虽然那个时代离我们并不遥远，但它有时却像海市蜃楼一样，在超时空的文化海洋中飘浮，让人忽而围观，忽而热议，忽而迷惘。比如，对于“80年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人们的说法就多得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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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思想家凸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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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建英：浪漫时代，像美国60年代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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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城：前消费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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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观涛：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第二个思想启蒙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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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阳：最后的文化人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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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充满批判精神的时代，或曰它还属于五四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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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晃：一个悲壮的时代，那才叫有文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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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朱大可：应该是文艺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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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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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思想启蒙”概念被重新提起。它把80年代直接接续到遥远的“五四”时期，再神游到18世纪欧洲思想启蒙运动，以及更为遥远的14～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有了这样的联想，短晢的80年代就变得高大起来了。因为从第二次鸦片战争算起，历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也有了百余年的实践历程。这一历程能在80年代得以继承和复苏，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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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关键是，如此悬空地拔高80年代的历史地位，有什么根据呢？这一问，肯定会引来许多有识之士铺天盖地的“抢答”。时代变了——那些上承五四传统的老辈们多已驾鹤西行；昔日当红的小生们，也被一股一股的时代潮流冲得七零八落；仅存的艾略特与海德格尔的诗性情结，根本无法把握或独占当下的论坛。比如，面对80年代，我们充满浪漫与理想的宏大叙事，已经被王朔、梁左的新文体所颠覆，人们没有办法再板起面孔述说“那过去的事情”；我们饱含屈辱与希望的“寻根情结”，已经被全盘西化的极端情绪所重创，不自觉中又堕入“国民性批判”的圈套；我们高扬起“人的解放”的旗帜，出版卡西尔的《人论》，一年就印了24万册，译者甘阳却说：“主要观点么，不相干的，为什么畅销？就是因为这个书名。”你说是文艺复兴，他说是久病后的蹒跚起步；你说是荆轲式的文化斗士，他说是不敢刺秦王，却去刺孔子；你说是人的文化结构的重建，他说是找寻阿Q精神失灵后的新依托；你说是激情年代，他说是被创新之狗追得连在路边撒泡尿的工夫都没有；你说是值得记忆的东西太多了，他说是记忆失真，恍如隔世；你说那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恶补，他说算了吧，只不过是先上吐下泻，再慢慢进补；你说80年代的文化人找到了共同的话语，他说所以才有了后来人们的集体失语；你说是思想启蒙运动，他问你谁是80年代中国的伏尔泰？你说那个年代，一想起来就让人激动，他们却问：前辈，你们究竟激动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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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我们陷入一种表述的困境，也可以称之为“新旧语境的交织与冲突”。每当一个正统的文体被用来说明一个正统观点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个或许多个非正统文体的正统或非正统的观点，与之如影相随。这个影子或者可以称之为“王朔式”的，它类似于西方的黑色幽默，我们叫“调侃”，又叫“拧巴”。有趣的是，近20年来，这种非对称的文化范式化成一种流行时尚，在我们的社会中弥漫开来，让崇高感到落寞，让精英们有了自恋、自虐或自嘲的味道。不信的话，你注意一下今天影视、小说、戏剧等艺术形式的语言，几乎处处都充斥着此类诙谐或调侃的情绪。在这样的语境中，我们评说充满使命感和理想主义的80年代，自然会产生失语、滑稽或混乱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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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80年代，我们刚刚经历一场漫长而残酷的文化浩劫，突然之间东方吐白、万物复萌，新环境的构建尚属阙如，许多个性化的东西却迫不及待地喷涌出来。说起来，我的身份也属于那个年代的主流人群，许多时髦的概念都在我的身上演化过，诸如此前的“黑五类”“狗崽子”，其间的“77届大学生”“知青一代文化人”，此后的“文化反思”“国学热”云云。说句心里话，我非常喜欢80年代的生活情调，因为人的个性解放以及个人摄取文化的过程，都有了社会进步的意义。“启蒙运动”的英文为Enlightenment，其本义是“光明的时代”。而那时我们的情操，确实是在自觉自愿的状态下，向着“光明”贴近。有些幼稚，所以失望；由于失望，故而难忘。但在这一层意义上，80年代确实具有思想启蒙的基本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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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西尔：《人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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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西方走出中世纪的黑暗而步入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光明，正是以13世纪德国人古登堡发明活字印刷术为起点的。印刷机使人们走出教堂，用对国家的爱取代了对上帝的爱；印刷机创造了“作家”的概念，使个性的表述、个人奋斗和个人主义有了阐释的可能（比如蒙田发明了个人随笔的文体，赞美个人历史而不是公众历史，他甚至只赞美自己，赞美自己的特立独行、怪癖和偏见）；印刷机使阅读成为私人的事情，成为一种反社会的行为，对抗上帝暨神父的话语霸权，让读者回归自我，回到自己宁静的心灵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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