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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瑞尔毕生都随身带着一张父亲的照片，这应该就是恋父情结的表现吧！极富强烈雄性气质的父亲让柏瑞尔在一生中对那些有冒险精神的男子充满欣赏。恋父情结多少给她的感情生活带来压力，三段婚姻都算不上成功，晚年时都还是她一个人与潜入室的小偷争斗。她花了一辈子去寻找一个具有父亲一般品质的男人，未能如愿！一个父亲做得太好，对女儿似乎也未必是好事。恋父这种事情，重点不在恋，而在基因的遗传，在血液里头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读柏瑞尔的书，并引入她的生活轨迹，更能理解她作为写作者，更准确地说，是作为一位拥有独立生活态度的非凡女性所建构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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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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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开始写时，柏瑞尔才发现，仅有枯燥的飞行经历是难以成书的，读者不会对你介绍如何驾驶飞机并成功飞过大西洋的技术感兴趣，尽管热爱飞行的漂亮娘儿们总让人充满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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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此书显得更加有趣，柏瑞尔选择了通过飞行展现非洲的野性之美，那份古老而神秘的野性力量，以及一个漂亮女飞行员飞在天空的孤独。之所以数次提到她的漂亮，首先这是事实，因为只有漂亮的女人干雄性气质的工作才让人感觉更加性感，使人越发着迷。尽管她笔下的非洲时属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离现在快有百年的历史，现在的非洲肯定已非比往昔，但依旧不影响我们去欣赏百年前的神秘非洲。这是文字记录时间和空间的魅力，换言之，就是历史的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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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瑞尔这样形容非洲：神秘的非洲，狂野的非洲。它是炼狱，也是摄影师的天堂。它是狩猎者的圣殿，也是遁世者的乌托邦。它是你心中的愿望，禁得起所有的诠释。它是死亡世界最后的一丝残余，也是闪亮生命的摇篮。对柏瑞尔而言，非洲是她的一个家，四岁来到东非，少年时光着脚和纳迪人一起捕捉野猪，自认为是一个乡下人。因为有了家的概念，所以她很淡定，不见丝毫的激动，她就像一个管家一般描述这个家，她一个人的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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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有的关于非洲的著作中，有的很黑暗，有的较为光明，但感觉大多数都充斥着动物和植物，还有一些为气候、丛林和狩猎而痴狂。唯有柏瑞尔把非洲当自己的家在写，亲切温柔，一种家的静默：“有一种寂静随林间的清晨一同降临，它有别于一座安睡的城市的寂静。有暴风雨前的静默以及暴风雨后的静默，这两者也不尽相同。有虚无之静默，惊惧之静默，疑惑之静默。有一种静默可以从没有生命的物体中散发出来，比如说从一把刚被使用过的椅子，或者从一架琴键蒙尘的钢琴，甚至从任何一件曾满足人们需求的物品之中，不管是为取乐还是为工作。这样的静默会说话。它的嗓音或许忧郁，却也并非总是如此，因为椅子可能是一个欢笑的孩子留下的，钢琴的最后几个音符曾经喧闹而欢快。无关氛围与场合，事物的本质将在随之而来的静默中延伸。它是一阵无声的回响。”这是柏瑞尔的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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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透过飞机视窗，看见的非洲辽阔无比，却也有一种淡淡的孤独感，不是柏瑞尔孤独，她自己很享受一个人翱翔在天上的感觉，只是我们读者想象她穿越黑暗，操握飞机操纵杆时的心绪是否会和她握住赛马的缰绳一般自由！穿越过天空的女人，俯瞰过广袤非洲平原的女人，她的心灵空间有多大，我们无法想象。通过这本书，或许能体悟一二。她的飞天行踪，让我想起海子的诗句：你最寂寞，点亮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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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耐心，读英文原书，体味真正美妙的词句，完成真正的身心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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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被摧毁的生活 危险的纳博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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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博科夫的小说，不太好阐释，比如《洛丽塔》。一个小说人物的名字，成为一种社会认知：洛丽塔情结，和俄狄浦斯情结一样，都是伟大的。然而，通俗地讲，一个老男人与十二岁的小姑娘，说是因为爱情在一起，至今依旧令多少父母心惊胆战，令他们觉得这个世界的男人，尤其是那些上了年纪还盯着小姑娘目不转睛的老男人，该有多么危险。如果你已经做了父亲，生的还是女儿，再看纳博科夫的小说，还能不能保持年少时的冷静和迷热，会不会有些莫名的焦虑？要是女儿长大后，遇见这样的老男人，可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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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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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纳博科夫本人有潜在的洛丽塔情结，应该不算诬陷。在动手写皇皇巨著《洛丽塔》的十几年前，纳博科夫就写过一部同类的中篇小说，叫作《魔法师》，篇幅并不长，几万字而已，但内容的震撼性绝不亚于后来的《洛丽塔》，以至于纳博科夫自己都说一开始不喜欢这个故事，从而想销毁。结果当然是没有销毁，他怎么可能真的背叛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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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〇年写成俄文初稿时，小说还不叫《魔法师》，而是叫《沃尔谢卜尼克》，一个很俄式风格的题目。小说打印好后，一直被束之高阁，时间一久，连纳博科夫自己也忘记了有这回事。直到一九五九年，在《洛丽塔》出版四年之后，纳博科夫整理旧物时，于杂物堆里，重新发现了这部小说稿。重读后，纳博科夫觉得挺不错，还算是一个优美的俄文散文作品，至少行文晓白通畅。很显然，对纳博科夫而言，有了写作《洛丽塔》的非凡经历，再看《魔法师》，自然不会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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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博科夫承认，《魔法师》算是《洛丽塔》的前身。于读者而言，此话的意义在于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酝酿已久的母题。纳博科夫很早就开始考虑写这样一个题材，一个不再年轻的男子与一个不大的性早熟少女的故事。很难说清楚，这个母题般的选题，与纳博科夫自身的经历有多大的关系，实在难以解释为一个偶然的选题。同样让人惊讶的，是纳博科夫先生会在《魔法师》里，建构出悬疑、心灵变异、恋童和自省精神混在一起的混合故事。它的多维度体现在小说塑造的这个老男人身上，但我以为这些元素恰恰欲盖弥彰，是纳博科夫先生的伪装，核心还是他内心深处欲遮还羞、难以启齿的某种恋童癖。要成为好的小说，光这点显然还远远不够，即这部小说、这个题材包括小说家本人还得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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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法师》的故事并不复杂，一个消瘦，嘴唇干燥，脑袋略微有点秃，精神异常的中年男子，一个偶然的机会，看见了一个十二岁女孩，内心汹涌的恋童欲望被激发出来。按捺不住的他，辗转打听到小姑娘的母亲是一个生病的寡妇。为了接近这个女孩，他竟然与病入膏肓的寡妇结婚。他曾经无数次一厢情愿地幻想，与这个漂亮的小姑娘共度良辰，为此期待寡妇早点死。后来终于如愿，寡妇死在医院里。他带着小女孩回家，在一家旅馆，在女孩子熟睡的时候，面对孩子如玉的身体，他终于走出了罪恶的一步，惊醒的女孩子发出撕心裂肺的叫喊，面对闻声而来的其他住客，他惊恐万分，朝外狂跑，撞上了一辆卡车，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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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显然没有完全暴露纳博科夫的内心想法，面对这样非典型的题材，此时的他显得有所顾忌，于是将小说中的老男人设置成了一个精神失常者，一个变态的恋童癖，一个看上去似乎又在实行自我救赎的可怜虫。那个小姑娘是一个纯洁的天使，她漂亮、善良，对人无所戒备，对这个猥琐继父的底细一无所知，并且没有爱上他的半点可能，完全是一个受害者的形象。面对罪恶，读者自然容易产生情感倾向，同情受害者，仇视犯罪者。如此的情节设置，显然不同于之后的《洛丽塔》，如果说后者是双向互动的话，那《魔法师》中的男子纯属单方面的遐想，困于情欲的胡思乱想。至于他偶尔表现出的反省，比如丑事被发现后的慌张和选择死亡的决然，是可以看成人性的尚存，但这显然不是拔高小说意义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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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次写作就是一次活着的话，那纳博科夫在《魔法师》里活了一次，继而在《洛丽塔》里活了第二次。在一个题材上，活过了两次，于写作者自己而言，堪称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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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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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纳博科夫来说，《魔法师》是一次小小的练手，他还顾虑重重，没有施展开手脚，至少他还没有明目张胆地让小姑娘喜欢上老男人，更没有让小姑娘上了老男人的床。这为日后的《洛丽塔》敞开了一条路，尽管有人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这篇《魔法师》就是演习，就是探路，是一盏泄露了纳博科夫内心情结的小灯，尽管它还裹着一层厚厚的世俗观念的外壳，加上没有发表，故而没有成为众矢之的。小说家在顾虑什么呢？说白了就是他没能找到理想的方式去洗白那些罪恶，不能很好地将自己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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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就《魔法师》而言，即便发表也不会引来更多争议。纳博科夫小心翼翼，基本恪守了人伦道德，对欲望的放纵持有看上去还比较鲜明的反对态度。老男人在最后一刻，在女孩的尖叫中有所羞愧，出门就被车撞死了。这个结局，对老男人来说显然是一种惩罚，不妨看作小说家亲自主持的对小说人物的一次判决。在那样的情景之下，如果让老男人得逞，小说家得承受多大的压力，可以被指责为一种文学的纵容。当时的纳博科夫，显然还没有想好，该让小说往何处去。小说的戛然而止，来得恰到好处，是无比“正确”的选择。如果纳博科夫一旦想好小说的具体去向，那就意味着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老男人的欲望都会得逞。事实上的确如此，事情在《洛丽塔》这儿轻而易举地发生了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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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洛丽塔》中，被撞死的是洛丽塔的母亲，那个可怜的寡妇，在发觉女儿和老男人的关系后，本想写信告诫亨伯特，谁知出门就遭遇了意外。小说的意外，都是小说家的安排。既是安排，就不会是没有来处，定是小说家心底的一种投射。纳博科夫不会无缘无故地让寡妇死去，她的“牺牲”为的是接下来小说的生长，即她的女儿如何在合理的意外中，得以施展蛊惑人心的魔法，让老男人亨伯特神魂颠倒。这是多么美好又匪夷所思的一种想象，甚至是一种幻想。一个十二岁的女孩，竟然主动挑逗一个老男人。这没什么奇怪的，谁让纳博科夫将话筒递给了罪犯亨伯特呢！他就是小说的叙述者，他自然会这样为自己的罪行开脱，说是小女孩挑逗的他，然后才是他爱上了她。话筒就在老男人手里，面对法官，他只能这么“说谎”，读者也知道他在说谎，法官也知道他在说谎，小说家自然更清楚亨伯特在说谎。问题在于，我们接受了这样的“说谎”，这便是文学的奥妙。谎言可以变成糖果，我们甘之如饴，我们相信他说的就是谎言，因为一个真实的叙述者，即便撒谎，也是真实的。纳博科夫深知这一点，当他发现亨伯特可以替他讲述，世界便完全敞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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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法师》就没做到这一点。作者选择的叙述视角，虽然也颇为独特，以老男人变异的精神思绪串起小说的故事，幻想、想象和处心积虑充溢着他的脑子，但小说家没有将话筒交到他手里，他无法为自己辩护。没有辩护的辩词，自然就失去了一种叙述的真实，即便是伪装的真实，一旦没被赋予叙述者的权力，就一无是处了，只能任人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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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丽塔》的范本意义，就在于那个被纳博科夫选中的叙述者，一个罪犯。一个写作者，找到了一个叙述者，就会找到第一句，然后就会滚滚而来无数句。一个已经被判刑的罪人，他犯下的所有错都将得到读者的豁免，那些不合理的、不道德的、畸形激烈的行为，都可以堂而皇之开口说话。我们无法指责一个罪犯是不是说了谎。他罪有应得，已经被判刑了。作为叙述者的罪人，说出来的都是他的罪行，属于呈堂证供。既是事实，且得到了惩罚。即便是警察，也无法对呈堂证供本身进行批评，说你的罪行犯得不高级、不合理、不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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