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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气也不是没有。在“诗歌之夜”的晚上，来自电视台的优雅女主持人，问奈保尔先生怎么看待诗歌在现代社会的意义。坐在轮椅上的奈保尔，缓慢地有点坏意地说，这个问题好大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不回答比较好。现场哄堂大笑，他话音未落，突然向主持人发问，那你觉得诗歌在今天的意义是什么？主持人显然有点意外，很一愣，但很快镇定下来，老老实实地开始答题。在奈保尔和上千读者面前，她用流利的英文说诗歌对每个人不一样，就像吃多了海鲜就要换换口味吃吃青菜，吃多了青菜要吃吃海鲜，云云。读者笑得更欢，气氛瞬间被点燃了。那一刻，大家似乎都意识到了，摇曳的女主持人被奈保尔以看似严肃的方式当众“调戏”了。读者显然很享受这种善意的“调戏”。如果当初主持人选择不答题，而是用奈保尔的方式回答奈保尔，譬如说，我无比认同您的观点，这的确是一个大问题，我们都不回答更好。那会是读者更乐意见到的，毒舌也好，吐槽也罢，棋逢对手才是大会，说不好奈保尔兴致一高，口吐莲花，妙词迭出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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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得对得上，对方才有话说。对不上，那就很遗憾，奈保尔毕竟不是来传教的，没有义务喋喋不休。就像他的杭州之行，与作家麦家见面，有记者注意到了奈保尔的少言寡语，从下午六点半到杭州，直到晚上十点吃完晚饭，拢共就说了六句话。关于这个数量，也有记者说是五句。不管是五句还是六句，总之谈兴不算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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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奈保尔来说，“调戏”真算不了什么，有兴致才有“调戏”，不然就是嘲讽，甚至咒骂。即便是诅咒，对奈保尔来说也都是小事一桩。英国《文学评论》杂志二〇〇一年八月号，该刊记者法鲁克·德洪迪采访了奈保尔。提及英国作家E.M.福斯特的《印度之行》时，奈保尔简直暴跳如雷，不但说该书通篇弥漫着一种撒谎的神秘，而且，“他（福斯特）鼓励人们撒谎。他是那种不知道印度人的人。他只知道宫廷和一些中产阶级印度人，以及他想诱奸的花园里的少年”。何其刻薄，对逝者尚且如此！要知道，福斯特逝于一九七〇年，是三十年前。福斯特生前写小说，也治评论，《小说面面观》就有不少拥趸，曾十三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奈保尔完全不避讳这一点，想说什么就直接说了，刻薄又任性，还能说什么呢。以至于记者无言以对，只好说，好吧，我们谈点别的。究其原因，也许是福斯特关于印度的叙述，让印度人奈保尔不舒服。一个自我的人，对这种不舒服有权利表达不满，哪怕此君死了几十年了，谁让他是奈保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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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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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面无表情这一点，想必奈保尔的读者是理解并且喜爱的。读过奈保尔作品的人，多数不会把他想象成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头，也不期望见到一个言不由衷的八面玲珑的家伙。奈保尔的面无表情，很好地呼应了他的文学形象，就像我们不会把奈保尔的毒舌理解为装酷和卖萌，那原本就是性格的一部分。奈保尔从来就不打算修饰这一点，何况他认为真实就是最大的价值，他从不销毁以往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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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能而且必须，将生活的奈保尔和文学的奈保尔割裂开来，况且生活的奈保尔只有家属和他本人知道。关于奈保尔的八卦新闻、个人喜好和花边新闻，也只有当事人熟悉细节，那些真正隐秘的细节。尽管在传记《如此人世间：奈保尔正传》中，性虐已经是公开了的事情，但当事人不张嘴，总是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即便当事人讲述，是否与事实完全一致，也未可知。奈保尔说，在情人玛格丽特身上，他所有的欲望和想象都得到了解放。他有两天对玛格丽特施虐，打得手都疼了，不过她一点都不在乎，说打她是因为对她有激情。该传记出版十个月后，玛格丽特写信给《纽约书评》，说法完全不同：“奈保尔说我不在乎受虐，我当然非常在乎。”真相是怎样的？连当事人的说辞都成疑，自然没法断定。除非两个当事人同时承认，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那又怎么可能呢！八卦的魅力正在于真假难辨，越不能判断真假，就越传得云舞飞扬，越能引发旁人的好奇心。八卦的传播也就全部在挤眉弄眼和会心一笑中实现。倘若真坐实了，也就成陈年旧事了。虽说谣言止于智者，但谣言也可能始于智者，沸腾于智者，这是一种沾沾自喜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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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象中的奈保尔不就是这副样子吗？拽拽的，少言寡语的，偶尔张嘴呛得你下不来台的，往文学的意义上说是机敏的、睿智的、刻薄的。奈保尔先生很好地扮演了这个著名角色，即便他这么老了，也丝毫不影响他对奈保尔这个角色的理解。他太清楚读者是如何想象奈保尔的，也太清楚表演是怎么回事，他深知读者都在暗暗地期待作家奈保尔说点什么，但他更加清楚，相比较说一点什么，不说或者少说一点更能让读者感到满足。没错，是满足，不是满意。与满意不同，满足是非理性的，是内心情绪的投射，读者不都是非理性的吗？倘若读者都像批评家那样怀着貌似严谨的审视的目光，作家真该挠头了，至少书的销量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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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奈保尔来到你身边，他是生活的奈保尔。当他远去，就成了文学意义上的奈保尔。生活是文学的演员，这句毫无道理的话刻在了奈保尔的表情里。没有什么比看到想象中的奈保尔更让读者满足的了。所以，老去的奈保尔需要一个家属代他言，最好是一个看上去聪明活泼表达欲强的女人，懂不懂也没那么重要，似懂非懂的更好。经过练习，奈保尔的家属的确做到了。以后人们谈起奈保尔的上海之行，显然必须会说到他的家属，并且是摇着头一副彼此心知肚明的样子，笑话笑话，开心开心。同样，想起这趟上海之行，没怎么说话的奈保尔大概也会笑一笑，开心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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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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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甘露先生在长篇书评《像奈保尔那样谈论奈保尔》中谈道：“读者真的应该考虑不要轻易和作家交朋友，如果是杰出的作家那更应该唯恐避之不及，问题是普通读者该如何选择呢？人们有兴趣的不外乎那些特殊的写作者，如果是不入流的，人们何苦操这份心。”关于观察细致、准确表达以及不留情面（未必是故意的刻薄，问题在于就算是故意的又如何）这几点，奈保尔先生可是毫不含糊，他作品里有无数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奈保尔要怼起人来，寥寥几句，就够人受的了。重读《米格尔大街》时，就想起书里面这些倒霉的家伙，生活中总有些原型，被奈保尔这么妙笔一书，不出意料地青史留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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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保尔写过一个人物，绰号“鲍嘉”。电影史上的亨弗莱·鲍嘉，获得奥斯卡影帝，硬汉派演员代表性人物，被美国电影学院评为电影诞生百年以来最伟大的男演员。从文化意义看，鲍嘉不只是一个男演员，他还是一种符号，一个时代的审美趣味。在电影《卡萨布兰卡》里，鲍嘉饰演的男主角，因为冷硬的姿态，引得全世界的小伙子们纷纷仿效，印度人也不例外。奈保尔写的这个“鲍嘉”什么样呢？让人忍俊不禁，“他眼睛很小，总是睡意蒙眬，脸很胖，头发黝黑发亮，手臂圆润丰满。可他并不滑稽。他做什么事情都不慌不忙，即使洗牌时舔一下大拇指的动作也十分优雅”。“他是我见过的最百无聊赖的人”，小说里这样总结。这个并不滑稽的百无聊赖的优雅角色，在小说里极具性格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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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作家做朋友，你随时可能被写进作品里，如果你有缺点，碰巧缺点群众又喜闻乐见的话，那躲避流芳千古的办法就是远离作家。当然，如果有奉献精神，想为文学提供活生生的资源，主动献身，也是功德无量。从文学形象史来看，讨人喜欢的文学形象多是野心家、缺德鬼、小心眼、二流子和有故事的女同学，正人君子多不受待见，读者自己看着办。复杂的坏人和单纯的好人，缪斯更钟情于前者，在这一点上，读者跟缪斯站在一起。奇特比正常有戏，复杂比单纯深刻。《米格尔大街》由十七个短篇小说构成，每个故事写一个人，每个能够独立成篇，又彼此连接交叉，撑起来就是一幅立体的生活图像。这个写法，看上去容易，但其实很难，因为没有谁能叫停生活。人物都是动态的，别人既活在你的生活里，你也活在别人的生活里。一群动态的人，写起来很考验功力，都得兼顾，所谓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都怠慢不得，厚待了这个，轻慢了那个，都是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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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写法让不少人上了当，乍一看这种写法简单，不就是一个一个人物串起来，然后织成生活的网吗？加上一些贫嘴和幽默的词语。后来者多是东施效颦。殊不知拆开的《米格尔大街》，篇篇都是精品，每一个人物身上都闪耀着光。不乏作者写得来沮丧，写得出失望，但没有几个人可以在沮丧失望之后，还能像奈保尔那样写得出社会背后那些个荒唐和绝望。《米格尔大街》的好，别致的结构形式是一部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奈保尔写的那些人，那些千奇百怪而性格饱满的人，一群富有生机的衰人们，一群正在被遗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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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和一个青年小说家聊天，他说想学《米格尔大街》来写他自己成长的镇，写成一个系列，然后串成长篇小说。我自己不写小说，并不理解写作的难处，就自以为是地鼓励了他，说既然想学那就试试呗，不成到时候再换思路。现在想来，我应该说清楚，泼点冷水或许更好。学形容易，学意难。当然，鼓励和否定都是武断。看似善意的鼓励，其实是无意的唆使，唆使他去撞南墙，还可能一直撞，再也回不了头。鼓励有时候是有害的，且这种害处在受害者那里还会被认为是善意的。人人都爱听鼓励的话，写作者也一样。老实告诉他，别写了，反而会引发抵触，还以为小瞧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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泼冷水的理由就是，奈保尔说他是在写那些被遗忘的人。这是奈保尔创作《米格尔大街》的钥匙。唯有紧握这把钥匙，才可能开启记忆之门，不然只能在门口打转，不得其门而入。记忆，创作之源，尤其是那些被锁在心底洗刷无数遍的记忆，那些被历史和人们遗忘的事与人，唤醒他们，召回他们，以文字为他们塑形，正是作家的价值所在。有一种声音，说用文学对抗遗忘，这显得太过悲壮，也不免有些妄自菲薄。遗忘不仅仅是组织行为，我们个人也参与了其中。遗忘是某种不可逆的自然，甚至对抗遗忘的对抗也可能被遗忘，组织人们铭记的组织也可能淹没于遗忘。书写就是一种个人行为，所谓存在，就是对自己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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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被摧毁的生活 特立独行的温特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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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女作家珍妮特·温特森的特立独行是出了名的，在网络上随便搜索下，就有不少她无厘头的故事和传说，比如被问到谁是在世的英语文体家，她斩钉截铁地说，当然是我珍妮特·温特森了。对于别人的评论，温特森对抗起来也毫不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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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她是当代最好也是最有争议性的作家之一。对于争议性这个说法，我们不妨这样解读，不仅她的小说内容和风格具有争议性，她的人生同样具有争议性，除了带着别人的老婆私奔，她干过的不靠谱的事儿可不少。据说她年轻时，有个书评人撰文批评了她的小说，她对此非常生气，认为对方误读了她，于是气冲冲找上门去，要与他理论，把对方吓得不轻。如此强悍的性格，给温特森的写作生涯涂上了神秘的色彩，尽管读者在她的小说中找不到正儿八经的故事，但在小说之外，温特森本人的生活就充满了各种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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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特森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女人，她本人的生活相当具有戏剧性。在《写在身体上》的后记中，译者周嘉宁介绍说，温特森曾爱上过一个别人的妻子，并成功带着她私奔，展开了一段爱的旅途。私奔一事，在我们的历史传统中，主角多是男人，比如司马相如带着卓文君，李靖带着红拂。作为一个女人，温特森能够带着别人家的媳妇以爱的名义跑路，勇气不可谓不大。也许在英国，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作家尤其是女作家，不干出点出格的事来，不足以引起关注和争议，也不足以表明她的独特性。读者似乎也更容易宽容小说家的这种行径，不认为有违道德，反誉之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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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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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珍妮特·温特森更具思辨力度的小说《守望灯塔》，国内读者似乎对《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写在身体上》更感兴趣一点。这大概与小说中所写的同性恋爱情题材有关，也和文艺青年们非重即轻的阅读口味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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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特森非常清楚自己能干什么，她总是不断地告诫读者，她不屑于写完整的故事，她唯一在意的就是语言，如何穿花绕步，如何玩到极致，玩到读者迷迷糊糊。读者可不要被她骗到，其实，温特森一点儿都不轻视故事，只不过她追求独特的个性让她不乐意编织平庸而又老套的结构，只不过是温特森在故事的追求上更为极致罢了。如果她真醉心于语言游戏，她完全可以去写诗而不是小说。有心的读者完全可以在她的小说中发现，这个口口声声说不在乎故事的酷儿作家，是如何偷偷使劲并将故事讲述得缠绵悱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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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身体上》的题材火辣深情：一个女生爱上了一个有夫之妇露易丝。你可以理解为作者的自传体小说，因为作者干过这事儿。这是一个老套的故事外壳，但温特森化腐朽为神奇，她要干的就是让你忽略这个结构。这个聪明的娘儿们好几次提到，她有一个女朋友，激情过后没多久就分道扬镳了。然后她不断对婚姻表示异见，“令人困惑的婚姻，向公众展示，并且免收门票，暗地里却早已被秘密的私通和不贞的勾当占据”。小说里的主角更愿意相信身体，她总是在寻找完美的结合，寻找从不休眠、永不停止的高潮和狂喜，又总是伤心地结束一段段多少又让她留恋的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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