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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西尔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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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爱书的人 《纽约书评》以其“毫不遮掩的精英主义”定义了英语世界近半个世纪的智性讨论。《华盛顿邮报》写道：“通过刊登深刻的长篇书评，编辑们对抗了浅薄之风和名流崇拜。”《卫报》称其“学术性强而不迂腐，一丝不苟而不干瘪”。趁游走美国之际，笔者在《纽约书评》的编辑部采访了创始人兼主编罗伯特·西尔弗斯（Robert Silvers）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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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3年创办至今近半个世纪，您觉得《纽约书评》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知识界和文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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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尔弗斯：请允许我先简单回顾一下《纽约书评》的创立过程。《纽约书评》创立于1963年，当时纽约出版界大罢工，我们意识到这是一个好机会，因为没有启动资金也可以办一份刊物——报纸在罢工，所有出版商都很焦急，书出了也没有地方登广告。杰森•爱泼斯坦（Jason Epstein，时任兰登书屋副总裁。——编者按）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点子，要求所有的出版社都得在我们的新刊上投放一页广告，他们的确也这样做了。于是我、爱泼斯坦夫妇（杰森和芭芭拉）、洛威尔夫妇（罗伯特和伊丽莎白）一起，邀请我们认识的最优秀的作者在三周内写出最优秀的书评，没有稿酬，就是为了说明一份好的书评杂志应该是怎样的。当时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威廉•斯泰伦（William Styron）、杜鲁门•卡波蒂（Truman Capote）、戈尔•维达（Gore Vidal）等许多重要作家都为我们免费写了稿，书评内容从经济、数学到小说不等。报纸一出来马上被抢购一空，我们有了信心，又筹了些钱继续下去，接下来的一期有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的“自我采访”，其实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采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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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筹集资金时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是，我们必须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出钱的人对编辑方针和事务无权插手。所以我们享有完全的自由，只要能付得出印刷费就可以。当时肯尼迪遇刺，越战升级，我们认为这是一次危险的战争，有许多怀疑的观点，而且是在专家中。我们咨询了法国的越南专家让•拉库图（Jean Lacouture），而大部分美国人根本不知越南为何物。在信息极度匮乏的情况下，美国开始了一场战争，开始了暴力和杀戮。于是我们站出来反对越南战争，似乎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我们批评北越共党政权，批评南越西贡政权，批评美国政府。当时美国征兵的广泛程度超乎想象，后来很多反战运动都是从抵制征兵开始的。许多年轻人逃去加拿大，还有许多人进了监狱。我们发表了一篇讲人们有权抵制征兵的文章，引起了很大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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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谈《纽约书评》对美国的影响，越战是个很好的例子。当时我们是国内少数几家持续深度报道越南和越战，坚持反战立场，深入分析战争无效的刊物之一。同时我们关注越南的诗歌，因其折射出战争中人的心灵状况。我们还很关注当时其他国家的情况，发表过索尔仁尼琴的访谈，哈维尔的《狱中书简》，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的狱中书信；多年来我们一直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发表过林培瑞（Perry Link）和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等许多作者的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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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我们会批评共和党的布什，也会批评民主党的奥巴马，因为他承诺给大家的“希望”并没有实现。这就是我眼中的《纽约书评》的使命，我们不是一份听命于某个党派、或是有特定政治立场的刊物。如果一定要说我们的立场，那么，从创立伊始，我们唯一的立刊之本就是捍卫基本人权，我们反对政府的一切欺骗、压制、拷打行径，以及剥夺人们质疑、写作、集会、成立新政党权利的行径。这些都是作为人的基本权利，我们反对压制，对自由思想的压制，对自由写作的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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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书评》的第二个重要特征是文章优美，这是我和芭芭拉•爱泼斯坦从一开始就设定的标准。之前我在《巴黎评论》当编辑，芭芭拉在《党派评论》当编辑，我们都喜欢优美的文字。并且，我们觉得作家应该抒写当代事件，比如芭芭拉的作者琼•狄迪恩（Joan Didion）1983年去了南美的萨尔瓦多，当时得到美国支持的当地右翼政府和游击队产生了巨大冲突。狄迪恩描写了内战气氛，以及四处弥漫的恐惧感，任何人都可能殒命街头。她还去了迈阿密，调查古巴流亡者，同样写到了他们的恐惧。狄迪恩是个天才作家，我们都相信文学想象能够敏锐地呈现社会、政治、文化的深层现实，这其中的微妙性能够超越学者的理性分析或是记者的客观报道。《纽约书评》还派玛丽•麦卡锡去了越战中的西贡，发表了奈保尔写中东、南美、印度、非洲的许多文字。小说家、诗人描写当代事件是《纽约书评》从过去到现在一直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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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评论说您个人的政治热情决定了《纽约书评》的风格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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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尔弗斯：我们每天收到无数图书，也寄出去无数图书，希望能够得到一篇精彩的书评。同时，我每每感到一股历史的强风直面而来，希望能够找到最合适的人来阐释它。比如利比亚局势，我们的一位专家作者撰文，首次指出利比亚的政治格局是由部落决定的，我们还刊登了一张地图标识各部落的势力范围。人人都以为利比亚动荡是卡扎菲和反抗势力的对抗，我们指出这其实是一系列部落之间的竞争，有些部落支持卡扎菲，有些反对，有些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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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我们做的很多事是很困难的，而其中最困难的是评论新小说。我们每一期都保持至少有一两篇小说评论，一方面你需要书评作者拥有对小说结构的敏感度；另一方面你又要求作者有小说史的知识，能够指出小说在历史中的位置及其形式发展；由于大部分小说都在写个人经历、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创业经历、日常生活等等，书评作者要能对这些私人经历进行同情地理解，并作出道德判断。要具备这些素质，你肯定得读过很多烂小说，所以才能指出好小说的伟大之处。现在许多对小说的评论都太肤浅简单，缺乏文学敏感度和知识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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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我们每一期都有艺术、科学、经济、社会学方面的文章。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是我们非常核心的作者，写了很多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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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约书评》上评论过的书，您都会翻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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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尔弗斯：做我们这一行，有一种危险的陷阱，就是读书读到深陷泥潭不能自拔。这样的话，你就会从早到晚读书，什么事也干不了了。你得有点自律才行。我一般会每本书翻一翻，看看目录、前言、后记、开头，得到一种总体印象。有时候认识的人写的书，我知道很重要，比如菲利普•罗斯的新小说，我会从头到尾读，因为我感兴趣。所以我只读重要的书和自己感兴趣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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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作者会主动请缨评论一本书，您会让他写吗？您怎么避免朋友之间互相吹捧的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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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尔弗斯：我会很感激。我知道有些刊物有内部规定：如果书评人认识书的作者，就不能评论这本书。我会说，在某些领域，比如自然科学、历史学，这条规定没法实施。学术小圈子里大家肯定都互相认识，就算不在一个城市，也经常会在学术会议上碰见。比如说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纳粹德国的历史学家，有五位特别显赫，他们肯定认识彼此，也会对彼此的新作有评论。我的问题会是，我是否尊重这个人的人格？第二个问题会是，即便他认识书的作者，能够做到客观评论吗？我得评估他是否诚实。至少我认识的作者都很诚实，我信任他们。如果碰到朋友写的书不那么好，他们会说，“我跟他太熟了，没法评论。”或者，“我跟他很熟，但不会影响我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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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如何保持与那么多作者的交流？会关心每位作者的研究、写作动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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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尔弗斯：对此我总是觉得很内疚，因为我得指望他们自己告诉我他们在干什么。每次我给他们打电话，总是在请他们帮忙。要么是请他们写书评，要么是请他们修改书评，要么是请他们推荐书，要么是请他们推荐谁能写某本书的书评。我觉得我的一生就是在请人帮各种各样的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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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里有位老编辑经常说：要抓住一个作者的心，得先抓住他的胃。您经常请作者吃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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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尔弗斯：我也会请作者吃饭，特别是从别的城市远道而来的作者。但是我和作者的物理联系大部分是很遥远的，得通过电话、电子邮件来沟通。还有很多作者，甚至素未谋面。我有几个很勤快的助理，每天帮我处理各种信件，我指示他们回信。如果我自己回信的话，恐怕得从早到晚都在电脑前面打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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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发现优秀的新作者，听说您每天翻阅很多其他刊物。您最看重新作者的哪些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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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尔弗斯：最重要的，文章要好。文章好的评判标准很多，比如文字是否优美、清晰、机智，这样的作者会从纸面上凸显出来，你会立刻发现的。许多作者有很多观点，但文字并不好，我们就得进行许多编辑工作，修改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