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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4年的《巴黎评论》访谈中，您提到过编辑应该藏身幕后。近二十年过去了，您现在依然这样看吗？如今编辑的角色有改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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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特利布：是的，编辑应该躲在幕后，对读者和评论者隐身。他（或她）的角色是帮助作家达到目标，而不是将自己的印迹留在作家的作品中。图书编辑不是电影或话剧导演，导演可以让一部剧本仅仅成为他们观念的投射。我1955年入行，在我看来，一位优秀编辑的角色与当年没有任何变化：鼓励作者，支持作者，提出建议；同情地理解作者的意图，并帮助他（或她）完成。这其中包括：外在编辑——修改语法、标点，删除重复和矛盾处；但更多的是深度编辑——在结构、人物发展、小说色调上进行大幅修改的建议。不同的作者需要不同类型的帮助，有些要增，有些要删，所以编辑必须有直觉，能察觉到哪些方面需要改进，以及作者是否能够回应。一些作者不反对真正的重写，他们乐意重新进入文本，重新思考；另一些则无法做到，他们写完了就是写完了，不会再回头。作者也能够感觉到编辑是否理解并喜爱他们的作品。我认为那些作家和编辑之间总是对抗的古老传说几乎永远是错误的，只要作家和编辑之间的关系基于理解和信任，就能够达到真正的合作，但这里最重要的部分是作家而不是编辑。我每次和作者进行激烈讨论甚至争论之后经常说：“总而言之这是你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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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当过五年《纽约客》的主编，但大部分时间在出版社工作，您觉得编杂志和编书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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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特利布：差别可大了。在出版业，编辑和作者目标相同：让书尽善尽美，卖出越多越好。而杂志不同，当然杂志主编希望文章尽可能完美，但是这种完美标准是为杂志服务的。在杂志业，作者总是有权收回稿件，但基本上控制权在编辑；在出版业，编辑是作者的仆人，如果不好好服务作者，他们会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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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大区别是，出版社与总编辑的个性没有那么紧密的联系，一家好的出版社可以同时拥有多位不同品位的独立编辑，他们可以互不干涉地分别作出贡献。但一份杂志几乎是由主编的气质决定的，他（或她）的想法和见地是杂志的灵魂。我在《纽约客》工作时，只有主编有发稿权，其他编辑只是配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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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必须这样运作，因为一份杂志必须忠于自己。杂志的订户、广告客户和所有人有权每周或每月看到自己期待的内容。如果有人在《经济学人》上投广告，是因为他喜欢《经济学人》，如果有一天他翻开杂志发现它变得像《花花公子》，他肯定不会高兴。反之亦然。出版社有更多灵活性，因为读者不固定。没有人会每年买一百五十本克瑙夫出版的图书。有些人会买《奥杜邦东方野花指南》，有些会买《我们如何死去》，但不会有人追着某家出版社的书照单全收。这也意味着，作为一个图书出版人，你不用老担心有人会来管着你——只要出版社能盈利，不会有人抱怨今年的书单跟去年的不一样。当然我从没有在不成功的出版社工作过，假设出版社出很多书但仍然年年亏损，你大概也会觉得有尼斯湖水怪在追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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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如何判断一部书稿是否值得出版？这一判断源于直觉还是有系统化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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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特利布：对我来说，一部书稿只要我喜欢，就值得出版——当然前提是这书得符合我所在的出版社的要求。我相信如果我喜欢，其他人也会喜欢。这不仅仅是直觉，支撑这种判断的是一辈子的阅读经验。可惜这里不可能有系统的标准，我也无法想象如果有的话，这种标准会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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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您平时一定会同时编辑很多部书稿。您将它们视为完全独立的个体吗？会不会碰到一部书稿的人物、情节特别尖锐，通过您的思维影响渗透到其他书稿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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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特利布：同时看几部书稿（甚至许多书稿）对我来说从来不会产生任何问题。只要你真正集中精力，那么除了你眼前的文本，其他一切都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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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曾说过只读“好书”和一些“好的烂书”。哪一种书属于“好的烂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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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特利布：我指的主要是类型小说，这类小说通常没有太大的雄心壮志。我们有好的吸血鬼小说和糟糕的，也有好的女性言情小说和糟糕的。举个例子，在美国目前最成功的女性言情小说家是诺拉•罗伯茨（Nora Roberts），她高产得令人难以置信，但同时也保持着比她的竞争者们的作品更聪明更讨人喜欢。她写的书不是我会出版的那种，但她的成功存在证明了阅读的公众明白自己为何喜欢她。同样的理由在惊悚小说和科幻小说上也适用。当然也有二流作家在某种类型上获得成功，但数目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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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和作者之间总有种特别的联系，有时候爱恨交织，您与作者经历的最难忘的时刻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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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特利布：我和作者有许多快乐和感动的回忆，特别是一起解决问题的时刻。我记忆中最温暖的角落可能是和约瑟夫•海勒讨论他的第二部小说《出事了》（Something Happened），之前几年我出版他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时已经有过非常愉快的合作。在几乎讨论完所有其他问题之后，我提了最后一个看法：我觉得他的中心人物比尔•斯洛克姆（Bill Slocum）的名字有些不对劲。“你觉得他应该叫什么？”约瑟夫问我，我告诉他我觉得这人应该叫“鲍勃”而不是“比尔”。他盯了我半天，然后说他本来给这人取名叫“鲍勃”，但后来改掉了，因为怕冒犯我（鲍勃“Bob”是罗伯特“Robert”的昵称，而戈特利布的名字正是罗伯特。—编者按）。当我向他保证我觉得自己跟这个反面人物没有任何联系，他立刻把“比尔”改回了“鲍勃”。这件事已过去多年，但在我看来依然是作者与编辑互重互爱、相互理解体谅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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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普代克曾经说过他喜欢《纽约客》的原因是所有作者名字的字体都一样。作者相互间有时会嫉妒，会比较稿费高低甚至名字字体的大小。您怎么处理这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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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特利布：作者不应被“处理”，他们应该被尊重和支持。当然这一行里也有竞争，有嫉妒，但可能比其他行业如影视圈要少得多。至少在这方面我从来没有经历过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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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与作者增进关系，最主要的手段是请吃饭。所以吃饭是编辑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您似乎对此有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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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特利布：事实上，1968年我从西蒙•舒斯特出版社跳槽去阿尔弗莱德•克瑙夫出版社，就决定不再去餐馆吃午饭。吃饭占用了太多时间，你又吃得太多，很难回到正经工作上去。我总是很高兴和作者在办公室里一起吃三明治，或者散步去公园谈工作。当然如果我们在工作关系之外私交很好的话，我们会一起吃晚饭，常常是在我家里。我太太很会做饭。只有一次她比较紧张，是朱丽娅•柴尔德（Julia Child，美国著名厨师、作家、电视主持人，电影《朱莉和朱丽娅》以她为原型。—编者按）来家里吃饭。约翰•勒卡雷热衷美食，他有一次要求在合同里写上一条，在他的新书出版期间我必须带他去顶级餐厅吃一次饭。这当然明显是个玩笑，就我个人而言，比较看重的是跟谁一起吃饭。常常有跟我和我太太关系比较亲密的作者来纽约时会住在我家里，比如多丽丝•莱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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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波特》在出版前被无数出版社拒绝过。您有拒绝过什么书稿后来又十分后悔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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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特利布：每一位编辑大概都有这种经历，被你拒掉的书后来很畅销很成功，当然碰到这种时候你肯定会痛心疾首悔不当初。但反过来说，如果你对一部书稿不是特别动心，那么可以说你的出版社不太会花大力气宣传，也就不太可能有大成功。反之亦然。到我手里才有大成功的是哈依姆•波托克（Chaim Potok）的《特选子民》（The Chosen），之前已经被至少一打编辑拒绝过。这书本来很可能在某个半心半意的编辑手上出版，然后默默地被湮没遗忘。之所以在我们这里成功，是因为我们疯狂地爱它。这本书出版已经五十五年，依然在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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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有什么判断天才作家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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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特利布：就像我前面说的，除了你自己的品位喜好和直觉之外，没有什么发现天才的特定标准。如果你是个有经验的编辑，通常读一部书稿的一两段就知道这作者有没有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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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本人已经写了好几本书，颇受评论界好评。您觉得对一位编辑来说，能否写作重要吗？甚至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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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特利布：一个编辑肯定没有必要一定要会写作，尽管许多编辑很乐意成为作家。我本人就不喜欢写作，也从来没有丝毫当作家的野心。写作对我来说是很晚才开始的事儿，那时我都过了六十五岁了。之后我写了几本书，发表了不少评论文章，还为一份纽约报纸写了几年舞蹈评论。可以说，是写作找上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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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的出版商有一种使命感，而今天的出版社CEO更像是商业战略家。他们倾向于将书当成纯粹的商品，而不是某种带有文化价值的内容。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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